略论宋明时期湘赣文化的互动_健康_观点_

宋明儒学与长江文化

王兴国

摘要：

理学兴起于北宋时期，而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生于湖南，卒于江西。这个时期湘赣文化的互动，主要是以周敦颐为中心而进行的。在南宋时期，湘赣文化的互动，则主要是围绕着湖湘学派与杨万里和陆九渊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在明代，湘赣文化的互动，主要是江右王门与以楚中王门为代表的湖南士人之间的交往。

关键词：宋、明；湖南；江西；文化互动

湖湘文化与赣文化之间的互动，由来已久，从古代到近现代都有迹可寻。

本文拟就宋明时期湘赣文化的互动，作一些简略的论述。这个时期是宋明理学

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因而此时的湘赣文化互动也主要是围绕理学文化进行的。

一

理学兴起于北宋时期，而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生于湖南，卒于江西。

因而，这个时期湘赣文化的互动，主要是以周敦颐为中心而进行的。

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周氏只活了57岁，但却有

20多年工作和生活在江西。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还在庐山之麓购地修筑濂溪书堂，周氏辞官后即居住

于此，直至熙宁六年（1073）逝世。

周敦颐的政绩和思想对赣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正廉清的从政作风。周敦颐任分宁主薄时，还只有25岁，“时分宁县有疑狱不决，先生至，一讯立辨，士大夫交口称之。（《修川志》：‘先生初

仕分宁，县有疑狱不决，先生至，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在南安时，“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无敢相可否，

先生独力争之。不听，则置手版归，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

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所以当他出任南昌知縣时，“南昌人

见先生来，喜曰：‘是初仕分宁始至能辨疑狱者，吾属得所诉矣。”这些事迹都反

映了周氏精明公正的吏风。至于周氏的清廉，则从其在南昌知县任上，“尝得

疾，更一日夜始苏，潘兴嗣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箧，钱不满数百”①可以看出。特别要指出的是，周敦颐在嘉祐八年（1063）通判虔州时，撰写了一篇著名的《爱莲说》，以形象生动的比喻，表现了他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其二，注重教育和培养人才。周敦颐发扬宋代注重私人讲学之风，他在袁州

卢溪镇市征局时，“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在通判虔州时，当过程颢和

程颐的老师，二程“闻周敦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

《太极图》授之。”②二程虽然不是江西省人，但能在江西和湖南从师于周敦颐，

并发扬其学，创立了宋代理学，这是影响中国数百年学术和思想的重大事件。

其三，是与江西士人的交往和对江西士人的影响。与其有直接交往者有两位。

一位是王安石（1021—1086）。据度正所编年谱记载，周、王的直接交往有两次。第一次是景祐四年（1037）。时周敦颐在润州居母丧，王安石“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荆公恚曰：‘吾独不可求之六经乎！”第二次是嘉祐五年（1060），“先生东归时，王荆公年三十九，提点江东刑狱，与先生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年谱注明，此事是据“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③。清人蔡上翔在其《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此事持否定的态度。他说；

“真西山《书荆公推命对后》曰：‘荆公之学问源流，不得而考。然于濂溪周子，

盖尝接其余论。退而思之，至寝忘食，不可不谓其不尝亲有道者。而考其生平之

言，无一与周子合，亦独何哉？真氏盖本之年谱所载，而诟厉又加甚焉者也。

罗景纶《鹤林玉露》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

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呜呼！一以为不见，一以

为既见，是何其言之异也。岂荆公少年既恚其不得见，及年至四十，又及其门求

见耶？抑濂溪始焉三辞之不见，而继焉且复自往见之耶？吾窃以为二子之言皆妄

也。”④而《周敦颐评传》的作者梁绍辉先生认为，年谱中所说的周、王的两次

交往，实际上理学家们要否定周敦颐与王安石新政有思想上的联系，“前者说明

周有意对王疏远，后者说明周对王的教诲和感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敦颐

虽长王安石四岁，但京城相遇时周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已明显在王安石之下。

嘉祐五年，王安石己任提点江东刑狱，号称通儒，而周敦颐不过是合州的代理通

判。但《年谱》记载他们曾‘语连日夜，这是可信的，因为周、王的思想本有

共通之处。”⑤接着作者对这种相通之处进行了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在

晚年病重之际，还曾致书友人蒲宗孟对王安石的新政表示称颂。据蒲氏在《濂溪

先生墓碣铭》中说：“先时以书抵宗孟曰：‘上方兴起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将图

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长者，莫不皆获自尽，吾独不能补助万分；又不得窃

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其语如此，呜呼！可哀也己。”⑥

从这段被朱熹删去的歌颂新政话也可以看出，周敦颐与王安石在思想上确实是有相通之处的。

另一位是孔延之，字长源，新淦（一作新喻）人，孔子四十六世孙。庆历进士。平生与濂溪友善。在广西，宽恤民力，改荆湖南路提点刑狱。诸子并以文章

显，世号“临江三孔”。《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将他列为濂溪讲友。

黄庭坚（1045—1105），他是江西分宁人。此地正是周敦颐初任江西之县。《宋

元学案·濂溪学案》将黄氏列为濂溪的私淑弟子。据《南岳志》记载，他曾经到

过湖南，“谪宜州时，曾游南岳。详所著《南行录》中，有登祝融峰游胜业寺诗，

又尝礼思大禅师三生塔，刻石题名，又尝跋法轮寺古碑重书于石。”⑦他对周敦

颐十分推崇，曾作过一篇《濂溪词并序》：“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

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权舆仕籍，不卑小官。职

思其忧，论法常欲与民决讼，得情而不喜。其为小吏，在江湖郡县盖十五年，所

至辄可传。……中岁乞身老于湓城，有水发源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

茂叔濯缨而乐之，筑屋于其上，用其平生所安乐，媲水而成，名曰濂溪。与之游

者曰：‘溪名未足以对茂叔之美。虽然，茂叔短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

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闻茂叔之余风，犹足以

律贪，则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⑧对于黄庭坚的这篇序文，朱熹

的评价颇高。刘刚中问：“黄鲁直如何人？”朱子曰：“孝友行，瑰玮文，笃谨人也。观其赞周茂叔‘光风霁月，非杀有学问，不能见此四字；非杀有功夫，亦

不能说出此四字。”⑨

二

在南宋时期，湘赣文化的互动，则主要是围绕着湖湘学派与杨万里和陆九渊

之间的关系而展开。

首先，要介绍的是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 1071—1138）的两位赣籍弟子。一是胡铨（1102—1180），字邦衡，庐陵（今吉安）人。曾官至集英殿修撰。王梓材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胡铨条的按语中说：“先生初事萧三顾，为《春秋》学，复学于胡文定。南迁后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张魏公为之后序。”⑩张魏公即张浚（1097—1164），他是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张栻的父亲。胡铨曾抗疏劾秦桧主和议误国，直声震天下。金人购其疏千金，坐除名编管新州。秦桧死后，

“量移衡州，寓居西湖寺，与衡士讲学，时周览衡岳之胜。今集贤书院有公栗主，

与李邺侯（泌）、韩昌黎（愈）、赵清献（拤）、陈忠肃（瓘）、周元公（敦颐）、胡文定（安国）、朱文公（熹）、张宣公（栻）合祀一堂。”B11这一情况表明，胡铨与湖湘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位是曾几（字吉甫）。他原为赣州人，后徙河南。“先生早从舅氏孔文仲、武仲讲学，又从刘元城、胡文定游，其学益粹。”《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记录了几条他向胡安国问学的内容，如“吉甫尝问：‘今有人居山泽之中，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所谓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饮，昼作入息，能不为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这说明，他与胡安国之间有学术讨论是相当深入的。

其次，是杨万里与湖南的关系。杨万里（1127—1206），吉州吉水人。《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将他列为胡铨的门人（王梓材在《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杨万里条的按语中引《诚斋集·胡忠简行状》云：“万里与公同郡，尝从学，故自称门人。”）所以他实际上是胡安国的再传弟子。《宋元学案》本传说他“中绍兴进士第，调永州零陵丞，时张魏公谪永，杜门谢客，先生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魏公勉以正心诚意之学，先生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魏公入相，荐之朝，附临安府教授。未赴，丁父忧。改知隆兴府奉新县，县以大治。以荐召为国子博士。南轩以论张说出守袁，先生抗言，公论伟之。”B12张浚曾两次谪居永州，第一次是绍兴九年（1139）以前，第二次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以前。而杨万里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可见他任永州县丞就是张浚二次谪居永州时事。当张浚荐杨万里于朝时，杨氏有《谢张丞相荐举启》。启云：“上既启公，将属之大事。公初荐士，宜简于异能，何误及于孤单。雅不缘于造请，众惟歆艳，己则惧思。窃以士有违言，每病干时之无术，古之炯戒，又叹知人之甚难。且入门下之旁招，前此人材之岂少不负所举于今几何？或卖知己以进身，居之罔怍；或自毁节以求合，秽不忍闻。谓惩羹而吹齑，听悬榻之挂壁。而大丞相好贤之诚意终不少衰，视小丈夫败类之深情付之一莞，惟忠义专图于报国，凡荐延本务于灭私，觊得其真，以裨于治。”B13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张浚勇于任事，爱惜人才的高尚品格。南轩即张浚的儿子张栻，杨万里与他也有密切交往，《诚斋集》四十五卷就有《和张钦夫望月词》。乾道七年（1171）朝廷诏原知阁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栻上疏极谏其不可，因得罪上官而出守袁州。杨万里“抗疏留栻，又遗（虞）允文书以和同之说规之。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B14

杨万里对周敦颐也是十分推崇的。他曾应邵阳县令潘涛之请，作《希濂堂记》。此记的缘起是，潘涛以邵阳是周敦颐曾经当过官的地方，但有关周敦颐的遗迹已不复存在，“焘欲求其学道爱人之遗风以范焉而不可得。独潘公兴嗣谓其为治‘精密严恕，隐然有当于吾意，乃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废者辟而为堂，命曰‘希濂。”对潘涛此举，杨万里表示十分赞赏。他说：“余贺侯曰：甚善！然亦难言也。苛似精，谲似密，刻似严，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则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请大之，老先生不云乎：‘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达其三乎？充其四，达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之大乎哉？余闻侯之为邵，其政简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国公倡诸台，以其最上闻矣，盖其治源流有自云。”B15“充其四，达其三，希之大也”，这既是杨万里对潘涛的勉励，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第三，是陆九渊（1139—1193）。他有两个弟子是湖湘学派中人。其一为蒋元夫，清湘人。曾从张栻游，亦尝学于象山。其二则为胡大时（字季随）。他是胡宏之季子，曾从学于张栻，栻妻之以女。《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说：“湖

湘学者以先生与吴畏斋（猎）为第一。南轩卒，其弟子尽归止斋（陈傅良），先生亦受业焉。又往来于朱子，问难不遗余力。或说季随才敏，朱子曰：‘须确实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聪悟，亦徒然。最后师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记》，朱子讥之，先生独以为荆公复生，亦无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称相得云。”陆九渊的这篇《祠堂记》，对于王安石的评价颇高。他说：“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这是对王氏品格和理想的极高赞颂。又说：“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己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致是耶？”B16这也不过是讲了一些实话，却居然受到了朱熹的讥议。所以他对胡大时能够肯定他的见解，是很感谢和赞赏的：“《王文公祠记》，乃是断千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余子未尝学问，妄肆指议，此无足多怪。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察，此良可慨叹！足下独谓使荆公复生，亦将无以自解，精识如此，吾道之幸！”这里讲的“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察”，正是指朱熹的讥议。

从陆氏致胡大时的信中可知，大时对于陆氏兄弟与朱熹之间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之争，也是站在陆氏一边的；“来书所举某与元晦论太极书，辞皆至理诚言，左右能彻私去蔽，当无疑于此矣。不然，今之为欣厌者，皆其私也，岂可

遽操以为验，稽以为决哉？”B17原来，朱熹在编周敦颐的《太极通书》时，将《通

书》后的《太极图》与《说》分离出来，与《通书》并列。对此陆九韶表示不满，

认为“《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其理由就是《通书》言太

极而不言无极。由此引起了陆氏兄弟与朱熹之间的“无极太极之辨，成为理学

史上的一大公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无极太极之说，朱陆两家，

龂龂相扎，至今五六百年，门户之分，甚于冰炭。”

三

在明代，湘赣文化的互动，主要是江右王門与以楚中王门为代表的湖南士人

之间的交往。

首先，是邹守益一家祖孙三代与湖南士人的交往。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明儒学案》认为，他是王阳明学派的正宗：“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他曾跟随王阳明从事平定朱宸濠的叛乱，而楚中王门中冀元亨（1482—1521）亦曾参与其事。当时，冀氏在赣州濂溪书院主教，王阳明叫他以感谢馈赠为名，去南昌宁王府探听虚实。冀氏到朱宸濠处之后，按王阳明指示，装作一本正经地与宸濠谈论学问，宸濠颇不以为然， “大笑曰：‘人痴乃至此邪！立与绝。”当冀氏将这些情况向王阳明汇报后，王氏对他说：“祸在兹矣！”于是叫他赶快回湖南常德。当叛乱平定之后，朱宸濠在狱中又反诬冀元亨与之“同谋”。这时太监张忠及安边伯许泰等人为了陷害王阳明，将冀氏逮捕，榜笞、炮烙无所不施，逼他承认与朱宸濠通谋，但元亨始终不承认，因而被迫害至死。

邹守益以讲学名天下，尝登南岳，憩方广寺，作诗《方广寺次晦庵南轩二先

生韵》，并建东廓书院于南台之左。其子名善，号颖泉，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太

常寺卿。孙德溥，号泗山，万历十一年进士，官洗马。王夫之在《莲峰志》中说：

邹氏祖孙三代“俱以文章儒术著隆、万间，先后游方广，有诗、记。三世于岳唱

叹相躅，明兴一氏而已。”B18王夫之又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说：“先君子早问道于邹泅山先生，承东廓之传，以真知实践为学。”B19这说明，王夫之家学渊源中具有深刻的王学烙印。

其次，是罗洪先与湖南的关系。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别号念庵，

吉水人。他除“静坐之外，经年出游，求师问友，不择方内外，一节之长，必虚

心咨请，如病者之待医。”B20据《南岳志》记载，他与衡阳祝咏友善。祝咏曾任

赣州知府。因反冤狱，为上官所忌，引疾归。家居时，一日，门启，阍者方扫

治庑舍。有方袍布巾操吴音者入，呼“祝咏何在？”阖室大骇，奔告咏。咏曰：“此吾念庵也。”摄衣追之，已去。行三十里追及，两人下马穿着草鞋游南岳。

在山上啸咏良久，乃归。此事被衡阳人士传为美谈。罗氏知方广寺有朱张二人遗

迹，欣然往游，作《方广唱和集序》并书之二贤祠壁。当时衡山县令章宜重修南岳志，念庵为之作序。他又与高台寺僧楚石为方外交。楚石欲授以外丹，念庵

谢曰：“吾道自足，何须此耶？”偶取松插璧上，岁久苍郁蟠屈，人呼“念庵松”，此松至今尤存。他还作有《祭岳庙文》。罗氏在其《续刻南岳志序》中认为，南

岳佛道之胜的原因，是由于“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焉弃于采风之吏，其次又

多不遇于羁旅倦休之人，则二氏之据而专焉，宜也。”同时，他对旧志所载的一

些“希奇事”也予以纠正。如说：“余往读邑旧令彭君簪所为《衡志》，心慨慕焉。

后二十年而始至，考问其志所载若观海日、俯洞庭诸希奇事，大抵出于骚人寓言，

无尽信者。”B21这也反映了罗氏的重践履的思想作风。

罗氏与楚中王门的另一位重要学者蒋信（1483—1559，号道林）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其文集中有《答蒋道林》的信。信中说，他曾接到蒋氏“论《大学》

之旨并《孟子讲义》，缕缕数千百言，极感提诲。当时读之至三，理极明畅，第

于言下未有洒然快心处，以是未敢率意奉答。未几，入深山静僻，绝人往来，每日块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废。”罗氏通过这样的一段冥思苦想，悟出了一些道理之后，“归而复取执事数千百言反复观之，而后知良工苦心，不觉有默契者，凡予之所欲言固已尽于执事，而执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于予。独不解向之未快于心者果何为，今之有契于心者复何自也。以执事之恳到与予之向慕有年矣，然犹参差若此。彼一时议论异同，一言意气之赏许，又

乌足称为离合哉？”B22这一段话，生动地反映了罗、蒋之间探讨学问时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

最后，是邹元标与湖南的关系。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人。

他曾写过一篇《重新岳麓书院》。文中由署理长沙知府陈君重修岳麓书院，回忆

到庚辰、辛已（1580、1581）间，张居正当政时，“有诏尽毁天下书院，诸凡先圣贤遗像捆而投于江”。张居正死后，癸未（1583）邹元标“起家备官掖垣，奏言‘旧毁天下书院，伤道化，蔑名教，非所以维风淑世。上报可。而岳麓则首报可。中予归田廿余年，常思率二三子徘徊兹地，寻朱张二先生遗迹，于往训略一振起焉。而又以世多畏途，无由亲睹其盛为歉，而不知其倾颓若是。倘非陈君有千古之志，即明诏许复，竟与昔时境象何殊焉。”B23过去，有的著作认为邹元标曾讲学岳麓书院，但从邹氏所写的这篇文章来看，他实际上并未到过岳麓书院。

邹元标对于周敦颐亦十分推崇。他作过一篇《卢溪祭濂溪先生文》。卢溪即周敦颐初任江西分宁县所属的一个镇，周氏曾任此地代理市征局事。此地当时显然有周氏纪念地。所以邹元标要作文来祭。文曰：“标谨祭于大宋濂溪周夫子之灵而言曰：洙泗既远，圣学愈晦。天启先生，独辟草昧。太极有训，无欲有诲。真钥一起，顿醒狂悖。河洛并出，济济同辈。远溯厥功，孰与之配？标志道有年，苦力不逮。近識此体，，与物无对。一者为要，终身谨配。呜呼！斯道茫茫，弘之有待。我今不承，斯文安在？一念有疚，灵不我贷。”B24这说明，邹氏不仅十分推崇周敦颐，而且以继承周氏之“斯道”和“斯文”为己任。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明时期湖湘文化与赣文化的互动，推动

了理学不断向前发展；而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之中，周敦颐的治行和思想又始终是两省思想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注释】

①②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③《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六。

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1973年版，第136页。

⑤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⑥《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

⑦李元度主修《南岳志》，卷十一。

⑧《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七。

⑨《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

⑩《宋元学案·武夷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