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的雅与俗

白釉褐彩题字罐的雅与俗-雅俗共赏 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

郑文君

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是鹤壁集瓷窑出土的一件精品，现存鹤壁市博物馆。罐高31.7厘米，口径17.3厘米，重6800克。唇口，下腹渐收，平底。外部通体施白釉，釉色纯白。器物自颈至底各绘粗细弦纹五周，将器身分为五段。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腹部有行文铭文二行二十八个字：“昨日西风澜漫秋，今朝东岸独垂钓。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流。”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内饰褐彩。

众所周知，鹤壁集窑属磁州窑系，为民窑体系，因此鹤壁集窑的瓷器以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见称。这件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本身也具有了磁州窑瓷器这种共同的特点，朴实内敛，富有民俗特色，有其“俗”文化的一面。但同时，由于鹤壁集窑瓷器中以诗词作主要画面并不多见，且诗本身具有一定的文人色彩，具备了“雅”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俗”，是民俗，而并非格调之分。鹤壁集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器物基本上为民用瓷器，装饰以富有生活意趣的内容为多。如现存鹤壁市博物馆的童儿戏莲瓷枕、褐彩虎形枕，都与民俗生活密切相关。白釉褐彩题字罐也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民俗文化特征：

1 装饰花纹体现了民俗文化。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其中，牡丹花纹自唐以来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代即把它作为装饰题材广泛用于各种工艺品上。白釉褐彩题字罐上的牡丹花纹是以缠枝花卉的形态出现，互为缠绕，花朵盛开，枝叶舒展，纹饰构图从写实出发，表达了制瓷工匠的美好心愿。莲花纹于南北朝时因佛教盛行而广泛传播，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佛教的中国化，莲花题材失去了宗教意义，而成为一种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白釉褐彩题字罐上的莲瓣纹就是这样一种民间广为流传的装饰性题材。白釉褐彩题字罐采用这种常见的有着吉祥意义的民间常用花卉纹饰修饰，表现了其生动的、富有生活情趣的民俗特点。

2 书法字体粗狂潇洒、随性自如。与众多官窑瓷器中的题诗题字不同的是，这件白釉褐彩题字罐上的题诗书法字体较为粗狂随意，较为洒脱，与工整细致有所区别。《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文化》一书中写到：磁州窑瓷器上的书法形态与宋代书法所具有的典型意义的审美形态有着不解之缘，宋代书法“书写时情感遽发、兴会飚举的‘意兴和书竣时狂放雄强、‘欹侧怒张的意趣是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乃至统一”，认为磁州窑工匠必然也受宋代书法审美形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件题字罐上的书法体式，虽然也表现了一种恣肆造意的创作心态，但更为直接的是器物本身为民用所造，在制作工程中受工匠本身文化修养与书写技巧所限，更多地反映了工匠的随心与随意，从侧面透视出一种民俗特色。同时，诗歌中的“澜”本应为“烂”，“蓑”也作“莎”，“流”当为“旒”。如果说前两个字可通假使用，那第三个字可视为别字了。可见诗歌虽然为广泛流传，但工匠制瓷时仍旧是较为随意的。

前文已经说过，在鹤壁集窑瓷器中，以诗歌为主要装饰内容的尚属少数，因此题诗罐体现了一定的独特性，其“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诗歌为主要修饰画面具有独特性。磁州窑的民窑性质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靠市场运作来延续发展，必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内容为题材来装饰产品。因此，元代的很多瓷器上有元散曲、元杂剧，简单的还有以几个文字作为装饰，如鹤壁市博物馆的“香花供养”盘、“黄花红叶”盘，以诗为装饰的在鹤壁集窑瓷器中并不多见。历代文学作品中，词、曲的地位与传统诗歌不可同日而语，两者针对的受众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偏向于茶楼酒肆、街头巷尾的人们吟唱传诵，后者更多的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相传。题诗罐的出现，可见民俗审美文化在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

2 诗歌本身具有文人色彩。这首诗为宋代杨朴所作，杨朴（921～1003年），北宋诗人。《苕溪渔隐丛话》中引《桐江诗话》：“杨朴契元，一日秋晴，钓于道旁溪中。值漕台陈文惠出，从者呵之，契元竟不顾。文惠怒，摄至邮亭中诘之。契元丐纸笔供状，乃作绝句云：‘昨夜西风烂漫秋，今朝东岸独钓钩。紫袍不识莎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旒。文惠谢遣之。”紫袍，古代指达官贵人。十二旒，本为天子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共十二挂，这里借代复指“君王”。这是杨朴写给陈尧佐的一纸供状：“昨夜一夜西风，迎来了烂漫的秋季；今天早上我来这里，垂下钓钩钓鱼。你这个达官贵人，不认识我，当年我面对君王，曾经歌咏过《莎衣》。”此诗之意，饱含了中国历史上高洁隐士的心声，杨朴乃一介草民，冲撞了达官贵人的车驾，可他却不道歉，反而责备陈尧佐不认识曾对君王的莎衣客，其蔑视权贵、平交王侯的态度跃然纸上。最后倒是陈尧佐向杨朴道了歉，因为《莎衣》诗早已脍炙人口了。《莎衣》诗当为杨朴的代表作，原诗为“软绿柔蓝著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换伊。”也是不慕富贵与权势甘做布衣平民的意思。这种士人际遇心声被装饰到瓷器上，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元代知识分子进身无望，地位潦倒，虽然短时间开放科考，但是对汉族文人又有许多限制，文人落拓自嗟、境遇凄苦。或有文人为谋生计不得已以制瓷为业，因此瓷器制作便成为抒发心中块垒的最妙之处。《中国陶瓷史》中曾介绍到：“磁县彭城出土的一件磁州窑瓷枕，枕面题《朝天子》：‘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息，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它反映了失意士人与一部分在乡地主的情绪。”题诗罐的诗歌比之文人色彩更为浓重一些，可见有表现落拓文人抒发胸臆的可能性。其二，杨朴的这首诗果真是广为流传，又由于新郑与鹤壁不远，地域性的接近促进了诗歌的蔓延。又因诗歌本身具备了传说性质，内容较为通俗，同时可以衍生出一个倔强文人辞官不受、不畏权贵的故事，这符合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嗟身世、甘于清贫的心理，因此更容易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为了契合这一部分人所需所用，工匠把这样的诗饰于瓷器之上，也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这件白釉褐彩题字罐体现了民窑瓷器的雅俗一体，体现了民间审美情趣的发展与民俗文化的雅化，为今后研究民窑瓷器的文人色彩有一定的启发，同时也为研究杨朴的诗歌提供了部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