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道德人格及其当代价值_健康_观点_

...开辟的人学道路及其当代价值片

高恒天

摘要：德性是分析和认识道德人格的最为基本的因素，它不但是构成道德人格的不同侧面，而且也从不同的侧面显示并代表道德人格。王船山整个道德人格主要由天健德性、救世德性、忠孝德性、气节德性、义勇德性等构成。这些德性或不同的道德人格侧面对于现代性物欲所引起的危机的解决，对于持有拜权拜金拜物教心态者走出“异化”困境并重建其精神家园，对于官员进行道德他律，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王船山；道德人格；当代价值

王船山（1619—1692），湖南衡阳人，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遂被尊称为王船山。他早年投入抵抗满清运动，失败后，他“志节皎然”①地隐于深山四十余年，以汉衣冠终其身，潜心治学，以著述终老。

综观船山先生的一生，虽然抗清复明无果而终，但他在对清朝之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却成为此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船山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文化巨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的德性和道德人格。诚如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汉武帝所言：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了使王船山这位古代先贤的道德人格资源发挥古为今用之效，为了激励和启迪当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有必要先行澄明船山先生之道德人格。

一

欲研究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必须从船山先生的言行中分析归纳其德性，德性是分析和认识道德人格的最为基本的因素，它不但是构成一个人的完整道德人格的不同侧面，而且也从不同的侧面显示并代表道德人格。从这个意义上看，船山先生的整个道德人格主要由天健道德人格、救世道德人格、忠孝道德人格、气节道德人格、义勇道德人格等构成。现将这些不同侧面的道德人格依次澄明如下：

首先，天健道德人格。所谓天健道德人格，指的是“天行健，君之以自强不息”中的“自强不息”所澄明的道德人格，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就是一位有天健道德人格的人。船山先生之有此道德人格，可以从他对《周易·乾卦》上九“亢龙有悔”一爻的解释中看出：“此爻于理势皆君子之所戒，唯学问之道不然，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不以亢悔为忧”②。虽然此处船山先生在针对卦爻进行解释，但结合他一生不息地奔走于学问之道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这一解释也是对自己道德人格的表白，他不但以此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这一德性或道德人格，而且还以此种方式激励巩固自己的这一道德人格，他曾说：“然则一元之化，一代之治，一人之生，一善之集，一日之修，一念之始，相续相积，何有非自强之时”③？

为了践行自强不息，使自强不息成为自己的道德品性，船山先生进一步提出“君子日动”的要求并为此要求构建了本体论根据：“太虚者，本动者也”④，“动者，道之枢，德之腑也”⑤，“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⑥。这不但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本体——功夫解读，而且也是对自己何以养成天健道德人格的表白。

其次，救世道德人格。船山先生一生主要参与两件事，一是抗清复明，一是潜心著述。这从船山先生的《自题墓石》可见：“有明遗臣行人船山先生字而农葬于此，其左侧其继配襄阳郑氏所祔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⑦。这里所说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指的是自己不能像晋代刘越石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那样抗清复明，而“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则谦指他潜心治学、著述。此两件事虽然迥然不同，但从救世来看，却可以一贯之。它们都不但显示了船山先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人格，而且更强烈地表达了船山先生有心救世，无力回天的遗恨。抗清复明具有救世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抗清复明失败后，他转而隐居著述，这并不是对救世的放弃，而只是救世方式的重新选择，它勿宁说是救世的继续。这在本质上就是放下刀枪而拿起笔杆，就是放下物质性武器而拿起了精神性武器以继续救世。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一生也是救世的一生，他不是一位救世主但却是一位以救世为旨归的人。

之所以说船山先生之治学和著述活动也具有救世意义，在于他的治学和著述是对现实的真切关怀，他从解决当时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总结明朝灭亡历史教训。“哀其所败，原其所剧”⑧，挽救当时“人心之衰”⑨，以“扶长中夏”⑩。正是怀着存续华夏文明道统的救世精神，他才不惜付出“七尺从天乞活埋”B11的牺牲以成就“开六经之生面”“深博无涯”B12的不朽业绩。船山先生的救世在本质上就是对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思想的继承和践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救世道德人格实际上也是他能够继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动力和源泉。

船山先生的救世道德人格不但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他所持有的道德认识方面。他认为一个人应当超越对道德的低层次理解，即“道为公，德为私。君子之于道，甚乎其为德”B13。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应仅仅停留在成就一己之德的水准上，而是更应当在此基础上成人、成天地、成万物，即“君子之道，美不私诸己，恶不播于人，故善长而恶短。……盖君子者，以扶天之清刚，消物之害气，长人道而引于无穷。故奖善止恶，以凝正命，于彼于此，无所畛限，无穷之生，一念延之，而人类遂絶乎禽狄（兽）矣。而苟私善于己，散恶于众，则杀害日进，清刚日微，无穷之生，一人尼之，而人类亦渐以沦亡焉”B14。这话不但显示了他具有救当世之意，而且也具有救千秋万代之意。这种救世道德人格是一种基于他对人类、对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忠孝道德人格。船山先生《自题墓石》中的墓志铭虽然表达了他不能救世而含恨九泉的遗憾，但其中也表露了他不幸的一生中的有幸的一面，即“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B15。这里的“全归”二字，指的是《礼记·祭义》所载乐正子春引“曾子闻诸夫子”的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其中“不亏其体”，即指《孝经·开宗明义》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意。具体到船山先生身上，便是终生不薙发，不易服一事，这使他可以不无骄傲地宣称“全而归之”。而“全而歸之”正是自己尽孝道德的表现，也同时具有忠的意义，因为他致死保全明朝衣冠，正是他具有忠于故国道德情感的表现，也因此显示了他具有忠臣孝子品质。

船山先生之忠孝道德人格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生平事迹之中。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8月，张献忠攻占衡阳后，曾慕名邀船山先生参赞起义军军务，并且以船山先生之父为人质相胁迫。时年24岁的船山先生自伤面容，让人抬往张献忠处，以示宁死不从。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殉社稷，船山先生“涕泣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按，《悲愤诗》一百韵，今不存。）以抒发自己忠于君父的情感。1646年夏，27岁的船山先生以一介书生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建议调和南北督师矛盾，联合农民起义军协力抗清。虽然章旷未从其计，但此事却表现了船山先生的公忠品质。据余廷灿《船山先生传》：“先生少遭丧乱，未见柄用，及是顾念累朝养士深恩，痛悯宗社颠覆，诚知时势万不可为，犹且奋不顾身，慨然一出而图之”B16。在这忠孝德性的策动下，29岁的船山先生毅然举起“抗清复明”的战旗，在南岳方广寺组织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投奔南明永历政权继续抗清，因弹劾大臣王化澄而身陷大狱。获救后，他又投奔桂林瞿式耜继续抗清。南明灭亡后，他被迫过流亡、隐居的生活。这些事迹无不折射出船山先生的忠孝德性之光。

第四，气节道德人格。早在1639年，21岁的船山先生就与郭凤跹（季陵）、管嗣裘（冶仲）、文之勇（小勇）诸人成立匡社，有句述志云：“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B17。表达了他与社员们立志坚守气节，决不枉尺而直寻的气节德性。这种气节德性决定了他终生不同流合污，而不同流合污的风格也同时印证了他具有气节品质。

就这方面的言行和事迹历程而言，在船山先生服役于永历小朝廷时，他就发现其中派系林立，彼此构心斗角，而他自己却在其中很是孤立，为此，他曾自言：“一意事主，不随众狂，而孤立无援”B18。为了保持气节，船山先生甚至从周易中吸取精神力量和智慧启迪：“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告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者也”B19。当时南明小朝庭中的污流情况是：“群奸畏死贪赂，复阴戴孙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北辰固为天枢，非彼所思存，睽而去之，如遗屣矣。既三谏不听，谏道穷矣。乃以病乞身，遂离行阙，而心念此去，终天无见吾君之日，离魂不续，自此始也”B20。正在船山先生处于道德冲突的十字路口而犹豫徘徊时，《周易》帮他做出了道德选择：“于是求助于《易》占，得《睽》之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他琢磨该辞，觉得“豕负难测之秽，鬼增妖怪之情，则以暌孤之道处此，而欲保其清贞，固难堪矣”其后，他又思索此卦之《彖辞》：“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由是做出新的道德选择，“知《暌》之为道，不苟同而尚别，二女之志不同，美之与恶，岂可颉颃而同居哉！”为“保吾正大光明之气，以体白日于丹心”，唯“幽栖”B21一途了。

借助于《周易》做出新的道德选择，不但没有贬损他的气节道德人格意义，反倒具有彰显他的气节道德人格的意义。因为在船山先生看来，当时世道已处于“明入地中”的“明夷”之世。在这种世道下，要保持自己的气节，就只有选择走“艰贞”之路了，即“终古天地之际，亦终古此‘艰贞矣”B22。在此，与其说船山先生在《周易》卦象的暗示下做出了道德选择，勿宁说固有的气节使他做出了保持气节的道德选择，这从他下面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执择也。”在这一思路下，他进而效仿周文王，当年周文王处于“明夷”之世，就选擇了“利艰贞”B23之路。“利艰贞”在此就是保持气节，即“在艰难而不失其贞”B24。需要说明的是，船山先生选择保持气节，并不是为保持气节而保持气节，而是在保持气节的同时，使气节具有充实的内容，这在他就是治学、著述以救世。这可从下面的话语中得到领悟：“志节之与学问，道合于一而事分为二。遇难而恣情旷废，无明道之心，志节虽立，独行之士耳，非君子之所谓贞也”B25。船山先生后来“七尺从天乞活埋”，隐居四十余年，撰写八百万言、四百余卷之书，正是他对气节的这种理解的生命写照。

第五，义勇道德人格。义勇道德人格是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卷十七中首先提出：“义以生勇，勇以成义，无勇者不可与立业，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在此，船山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义勇合一的新道德人格要求，这样的道德人格是“生从道，死从义”B26并具有身任天下、救人道于乱世的志向和才能。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义勇军实际上就是对船山先生所说的这种道德人格的呼唤和歌颂，就对义勇道德人格的首倡而言，义勇军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船山军”，当年建立新中国的义勇军都可以被理解为船山先生道德人格的后来者。

船山先生不但从正面指出了义勇道德人格的实质，而且也从反面指出了什么样的道德人格根本不可能是义勇道德人格，这种道德人格即所谓的“禽兽道德人格”或“庶民道德人格”。这样的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随波逐流，他们“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类型主要有：“乃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亦以骄惰夺其志气，谓之寡交。居处、执事、与人，皆以机巧丧其本心，谓之善于处世。以义言之，且无言精义入神也。以言餂，以不言餂，有能此者谓之灵利。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谓之勤俭传家。庶民之所以为庶民者此也，此之谓禽兽。”B27在此，船山先生实际上把义勇道德人格与庶民道德人格加以对照，“庶民道德人格”中所提及的“寡交”者、“善于处世”者、“灵利”者、“勤俭传家”者，这些甚至在常人看来具有正面道德意义的道德人格形象何以被船山先生一概贬为“禽兽”？原因就在于这些道德人格都是缺勇欠义的，这些道德人格都是没有道义担当的道德人格。

船山先生不但在言语中提倡义勇道德人格，而且他也因为具有义勇合一的德性而成为一位典型的义勇者。明朝初亡时，他“痛悯宗社颠覆，诚知时势万不可为，犹且奋不顾身，慨然一出而图之”B28。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做为同样折射着他的义勇道德人格之光。道光年间与邓显鹤共同捐资刻印船山先生遗书的欧阳兆雄在其《榾柮谈屑》中云：“闻之衡阳故老：国初薙发之令綦严，先生时在楼上着书，檄至，府县饬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其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B29。在这一材料中，仅仅船山先生的义勇形象就形成了对满清官员的震慑作用。

船山先生的义勇道德人格还更深沉地表现在他对汉人衣冠的孤独坚持上。当清廷定局中国，明朝遗民衣冠已易汉为胡时，船山先生对清廷的这种胡化兼奴化汉人的运动绝不妥协，他以“慎守”“天地之孤气”B30自喻。他在论《大雅·皇兮》中说：“自我言之圣人者唯其壹至之性情用独而不忧其孤者也。壹至孤行，而不待天物之助。道无倚也，故曰‘无然畔援。不以道为畔援，而后举无可为之畔援矣。非无功效而不欲多得之也，故曰‘无然歆羡。不以功效为歆羡，而后举无可为之歆羡矣。有天地而不敢效法，有鬼神而不求往来，有前王而不求与之合，有后圣而不必其相知，《明夷》而正其志，《大有》而积中以不败。故圣人者，匹夫匹妇之诚相为终始者也”B31。这是对自己义勇道德人格的具有形上意义的揭示。为了保持自己这种义勇道德人格，船山先生甚至还从古代圣贤处吸取精神力量，古代圣贤“如泰山乔岳屹立群峰之表，当世之是非、毁誉、去就、恩怨，漠然于己无与，而后俯临乎流俗污世而物莫能撄”。故孔子“可以笔削诛乱臣，而凶人不能害”、孟子“可以距杨、墨，斥公孙衍、张仪为妾妇，而不畏其伤”B32。正是船山先生这种特有的义勇道德人格，使他“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B33。

二

澄明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具有多重的价值。首先，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精神有助于通过人类人格的完善推进现代性物欲所引起的危机的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B34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传统社会中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人的发展阶段亦为现代社会中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的发展阶段所代替，这意味着从人的发展来看，人虽然日益摆脱了依赖关系，获得了独立性；但人也日益被物化，即人为物所役、为物所累，这种物化进而引起道德失范、信仰危机、人格危机等问题鱼贯而来，如何解决这些现代市场经济所连带而来的危机，使人不为物化，使人不沦为钱奴房奴物奴，使学者不沦为论文数字之奴、使官员不沦为GDP数字之奴，实现人格的现代性超越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在一个物欲洪流的时代，倡导船山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天健精神、救世精神、义勇精神、气节精神无疑有助于塑造超越现代性物欲人格的自由人格和独立性人格。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对于摈弃依附人情关系和权力、不思进取、受物与金钱支配的“禽兽”人格，培养人们建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矫正和自我完善”健康向上“自由个性”人格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精神能够增强个人的自主性、自律性和责任感，使现代人及其后代永葆独立自主精神和独立判断能力，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中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独立自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期待的“自由人联合体”而积累力量。

其次，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精神有助于持有拜权拜金拜物教心态者走出“异化”困境，重建精神家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使一些持有拜物教、拜金教心态的人被“物化”，即异化。异化现象，尤其是权力异化、科技异化带来了“现代人的困惑”——诸如“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人生的危机”和“人与自我的疏离”等等。从前维持人们安居乐业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土崩瓦解，人类自身日益陷入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德国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这个根本困境叫做当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如何走出此种困惑，重建精神家园？船山先生的天健人格、忠孝人格、气节人格、救世人格以及义勇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船山先生的氣节人格精神，体现了不畏强权、不为物欲所束缚的独精神和自由精神，有利于那些持有拜权拜金拜物心态者走出困惑，摒弃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权力至上的陈腐观念，重建精神家园。倡导船山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人格精神，有利于现代人在红尘滚滚、物欲洪流的异化场中坚定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用坚强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人生的意义，并进而达到真正的精神自由，重建精神的家园。总之，船山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天健人格、忠孝人格、气节人格、救世人格与义勇人格精神，具有兑冲现代人被物所役，为名利所累的异化状态，具有助现代人追求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的意义和价值，完善现代性独立人格，培育人的高尚道德品质，建构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以及继承和创新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精神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对官员进行道德他律的价值。早在船山先生在世之时，他就通过他的义勇和气节人格精神使投降于清朝的明朝官员不敢放肆地为虎作伥，如前文中所引欧阳兆雄在其《榾柮谈屑》中云：“闻之衡阳故老：国初薙发之令綦严，先生时在楼上著书，檄至，府县饬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同样，前文中所述“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8月，张献忠攻占衡阳后，曾慕名邀船山先生参赞起义军军务，并且以船山先生之父为人质相胁迫。时年24岁的船山先生自伤面容，让人抬往张献忠处，以示宁死不从。”这一事例显示了当时船山先生以其忠孝人格和气节人格精神使起义领袖张献忠放弃强人所难的不道德行为。其后，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精神随着相关文献的传播亦对近代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籍官员发挥了使他们景仰并因而鼓舞了他们平天下的作用。诚如朱汉民教授所云：“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B35历史事实表明，船山先生虽然“斯人已逝”，但他的人格精神却是不朽的，在现今中国，如果在官员队伍中倡导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则不但可以发挥古代先贤士民对当今官员进行道德他律的作用，而且具有开辟官德建设新途径的意义。如果官员景仰船山先生的天健人格精神，就会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自强不息，就会勤政实干；如果官员景仰船山先生的忠孝人格，自然就会团结在以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时也会带动民众孝敬老人并使家庭伦理归于正常；如果官员景仰船山先生的救世人格，中国各地的天灾人祸就会得到减与防，环境污染亦会得到强有力的治理；如果官员景仰船山先生的气节人格，自然就会在他们心中形成一道拒绝腐败的防线；如果官员景仰船山先生的义勇人格，自然就会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官员就会涌现。总之，在领导干部中倡导景仰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不但具有发挥古代先民对当今官员进行道德他律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开辟新的建设官德道路的意义。

最后，船山先生道德人格还具有促进中华文化创新的价值。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的上述五个侧面都与文化创新有密切联系，因为文化与人之间存在着互相创生的密切关系，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继承与创新，同样，有什么样的文化，也会栽培出具有什么样的道德人格的人。毫无疑问，船山先生之所以在当时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继承和创新的代表，是与他特有的上述道德人格密不可分的。如果他没有天健道德人格，他就可能墨守成规，他就可能成为一个缺乏创新活力的人，更谈不上创新文化了；如果他没有救世道德人格，他就不会沿着张横渠先生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路向继续前进，也就不会通过“返本开新”的途径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了；如果他没有忠孝道德人格，也就不会存在对故国的深沉之爱，而没有对故国的深沉之爱，也就不会继承故国的优秀文化并将之通过创新发扬光大；如果他没有气节道德人格，那他可能就向清廷屈服，也可能随波逐流而成为一个具有“禽兽”道德人格的人，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蝇头小利之上，不可能去选择做功不见当世，而利在千秋的文化创新活动；同样，如果他没有义勇道德人格，那他可能就成为一个舍义取利、胆小怕事的人，这样的人在清廷的迫害下，早就成为一位苟且偷生、甘愿过亡国奴生活之人，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无缘对故国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了。总之，船山先生上述道德人格的每一个侧面都对于他进行文化创新具有某种促进和保障作用，正是他的道德人格决定了他能够承担当时中华文化继承和创新的重任。

三

船山先生的道德人格与他的文化继承和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事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要创新当代中国文化，就必须造就具有类似船山先生道德人格的人。这种道德人格所具有的天健德性，就能够使他本人自强不息，就能够使他与时俱进，就能够时时鞭策他投身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事业之中，就能够为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事业提供不竭的动力。这种道德人格所具有的救世德性，将保障所创新的文化是有利于中国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的文化，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社会和谐的文化，是有利于避免各种灾难和不幸福的文化。这种道德人格所具有的忠孝德性，可以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将之转化为忠国爱民之德性，这种德性将保障所创新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民族特色且具有大众品味的文化。这种道德人格所具有的气节德性，将保障当代中国人在创新其文化的过程中，战胜一切艰险，不向一切国内外邪恶势力低头。同样，这种道德人格所具有的义勇德性将不但为人们在创新文化的过程中提供道义动力，而且也将同样成为创新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格动力和源泉，它将使当代中国的义勇军不是仅仅出现在战场上，而是还出现在文化创新的领域之中，使中国将产生一批创新自己祖国文化的民族英雄。

【注释】

①王之春：《王夫之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6页。

②王夫之：《周易内传》，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49页。

③④⑤⑥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219、207、209页。

⑦《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8页。

⑧⑩王夫之：《黄书·后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37页。

⑨B11B12王之春：《王夫之年谱》，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4、138、148页。

B13B14B19B22B23B24B25《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54—855、929、683、852、671、912、306、310—311頁。

B15B17B18B20B21《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8、685、187、187、189、193—194页。

B16B28B29《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1、91、576、577页。

B26《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07页

B27B32《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78—479、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