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宣传一队与广西的抗日宣传

到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次年春,抗敌演剧队第一队(后改名,简称剧...

杨波

【摘 要】本文以史实叙述的方式，记录了抗敌宣传一队在艰苦、复杂的抗日斗争环境下，紧紧依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坚持在两广地区，特别是在桂林及周边地区的抗日宣传。他们为宣传抗日、鼓舞抗日，为繁荣桂林抗战“文化城”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革命文艺创造了新经验，谱写了艺术的新篇章。

【关键词】抗敌宣传队 广西 抗日宣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救亡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1938年夏，当周恩来看到各地组织起来的抗战救亡团体面临强行解散，大批爱国青年生活无保障时，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的抗敌剧团为基础，将优秀的救亡团体收编为第三厅直属的演剧队。1938年8月1日，周恩来在武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电影放映队，分别隶属三厅第五处（五处处长胡愈之）和第六处（六处处长田汉）。这批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宣传文艺队深入到各个战区前线、工矿企业、农村乡镇、学校等地，宣传、组织和教育当地群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抗战前期：活跃在桂北农村，配合桂林抗战“文化城”宣传

抗敌宣传一队（1941年更名抗敌演剧宣传七队，下文简称抗宣一队）主要活跃在华南和西南一带，以歌剧、歌舞剧、歌舞、话剧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队长吴荻舟，队副徐洗尘，主要成员有徐方略、林因加、谭兴坦、刘建庵、张琢、胡振表、陈卓猷、范莱、史进等。建队后随七战区政治部，沿湘桂、粤汉线深入桂南、粤西等地工作。1938年12月下旬，抗宣一队随三厅部分人员一道南下来到桂林。

队长吴荻舟认真执行周恩来同志关于“一队在华南和西南五省的湘、桂、黔、粤、滇流动宣传”的指示[1]，带领抗宣一队在经过武汉昙华林集训和参加保卫大武汉宣传活动后，于1938年9月吴荻舟率先带队南下，他们从武汉出发，经过长沙大火的洗礼，一路行军，一路宣传。躲过敌机的轰炸，闯过一道道艰辛，过衡阳，越南岭，以最快的速度于当年的12月21日下午达到指定的地点桂林，并暂住在桂林中学。在略加休整后的第三天，吴荻舟便组织全队通过民主形式选举成立队务会，队务会为抗宣一队最高集体决策机构。同时进行分组宣传，队务会下设文字、歌咏、美术、戏剧等组，各组长也由民主选举产生。随后又分批分组深入到桂林的街头、工厂、近郊、乡村展开工作。当时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就以《生活在战斗中》为题进行了具体报道。报道称“20多个男女青年……在武汉、湖南唤醒了千百个沉醉在糊涂之乡的同胞”“现在来到我们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观众看他们的《抗日壁报》和标语，他们的壁报、标语有很大的激励和感染力，警醒着人们，他们还感到不满足，准备于最近邀请本市各个出壁报的团体，举行壁报座谈交换经验，使壁报工作发挥更大的效用。”[2]

为使抗宣一队能够坚持在国统区正常工作，队长吴荻舟考虑长远，不仅积极想办法让自己的宣传队能够生存下去，而且时刻以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工作指南，工作中自觉坚持“三自主”（人事、经济、工作）和“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的“三勤”原则[3]，在抗日宣传中又以“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方针为工作方向，积极宣传党的“坚持团结、抗日、民主，反对分裂、投降、倒退”的抗战政策。周恩来同志指示各抗战宣传队要建立有地下党支部，未建有党支部的必须派中共党员以指导员身份参加领导，各队党支部直接受三厅特支书记冯乃超领导。各队分赴各地后，党支部书记应立刻与驻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保持联系。遇有重大问题由办事处直接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报告请示，各队长要坚持带队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因此，一到桂林，抗宣一队党支部书记徐方略和队长吴荻舟就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取得联系，暂定抗宣一队的编制为20人。八路军办事处指示抗宣一队要根据广西的抗日思想情况加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吴荻舟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全队人员在人多、书店多的桂西路路口的墙壁上出版了一张特大型的《抗日墙报》，并定期更换出版。其内容有新闻综述、短论等，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非常醒目。每天在此驻足围观的读者很多，在小小的桂林城，可谓轰动一时[4]。

为配合战时的群众性文艺宣传，吴荻舟针对桂林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市民要在岩洞、近郊躲避几小时的特点，他把全队4个组编成岩洞教育组和乡村工作组。并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由岩洞教育组集中80多名儿童，经常教他们绘画、唱歌、演戏等，然后通过他们扩大对民众的教育宣传。乡村工作组除进行一般性宣传外，还根据情况开办战时儿童训练班，教他们认字、唱抗日救亡歌曲，还教他们抗战的必备知识。此外，吴荻舟还时常联系广西儿童战时服务团深入近郊、工厂等地联合演出，所到之处，不同程度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二、抗战中期：深入桂南前线，鼓励抗战

1939年2月，为筹集抗战款项，吴荻舟率队参加由救亡日报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多家单位组织的筹款演出活动。他与抗宣二队（剧宣九队）、放映二队的队长一同请出蕉菊隐、马彦祥执导由石凌鹤编剧的《黑地狱》，并由抗宣一队的演员陆全海、王天栋担当主演。同时请出洪深任舞台监督，阵容庞大，档次较高，社会宣传效果十分明显。1939年初，上级党组织指示吴荻舟以“人事自主”为原则扩充队伍。吴荻舟从工作需要出发，吸收“八一三”歌咏队、广西学生军、桂林中学中的优秀青年进入抗宣一队，使全队人员增至30多人，扩编10多人[5]。随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告知吴荻舟，日寇企图占领粤西的涠洲岛，并在钦州、防城、廉州沿岸登陆，目的是进攻西南大后方，切断我国内陆与海外国际交通线。命令吴荻舟带队赴桂南前线，一边进行抗战宣传，一边了解这一带的具体情况。1939年3月31日，抗宣一队由桂林出发奔赴南宁。为方便在粤语地区展开工作，在南宁吸收了两名会粤语的队员。随后抗宣一队深入桂南、粤西交界的十万大山，沿北部湾海岸线一边进行抗战宣传，一边进行社会调查。当时日寇出动轰炸机狂轰乱炸，南宁以南的公路全部被破坏。吴荻舟率领的抗宣一队不怕艰苦徒步进入山区，艰苦的行军路上，他们采用抗日形势报告会、座谈会和演出晚会的方式，辅以文字、漫画、演剧、歌咏等多种形式，逐村逐镇地向当地農民、驻防部队宣讲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方针、政策，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桂南、粤西地形复杂，海岸线长，城市和县城很少，故而除在防城、钦州、合浦等县城活动外，抗宣一队将工作重点放在西至东兴镇，东至北海市一带的广大农村。在近200千米的海岸线上，队员们走村串户，展开了深入细致地家庭访问和社会调查。抗宣一队的工作在当地反响很大，很多男女青年纷纷要求加入。比如在乌家村，一位吴姓女学生强烈要求参加一队的宣传工作，队长吴荻舟反复劝说她留在当地做团结青年的抗日宣传工作比参加一队更有意义，最后才勉强同意留下来[6]。

吴荻舟带领的抗宣一队在历经三个月、行程1500千米的流动宣传后，于1939年7月下旬回到桂林。回桂后抗宣一队迅速总结经验，在“乐群社”举行了大型汇报演出，将敌探、汉奸活动和前线人们疾苦告知桂林群众。记者高汾在《救亡日报》上撰写《远征三千里的抗宣一队》一文对此进行报导。文中说到：“……客人已满座，布置得庄严雅致的舞台上，帷幕轻轻揭开，出现30多位身着草绿军装的一支队伍，唱出了宏伟的歌声震撼着每个听众。他们就是抗宣一队，他们从桂南、粤西巡回1500千米回到桂林，这歌声经过大自然的滋润和辗转1500千米的磨练，更是洪亮有力，使阔别数月的听众，倍加亲切。他们共作五个报告，并穿插着演唱节目，壮丽的歌声和动人的报告，深隽在每个人的脑海中。”[7]此外，吴荻舟编创了《决堤》《灯塔》《水车》3个独幕话剧和活报剧《团结起来打鬼子》，将流动宣传调查中看到的奸商、恶霸资敌情况和部分群众提出的“鬼子来了怎么办？”等问题，采用活灵活现的方式表达出来。既谴责了资敌的恶霸奸商，又解答了群众的疑惑，坚定了群众的抗战决心和意志。这些话剧先后在桂林、桂林近郊以及曲江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等地演出，效果极佳。

三、皖南事变：坚守宣传阵地，创造戏剧辉煌

1939年冬至1940年夏，为加强和深入桂林外围的抗战宣传，吴荻舟带队从桂林出发，在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作宣传演出。昆仑关战役期间，吴荻舟参加桂林劳军团，到宾阳一带作劳军演出。在宾阳吴荻舟遇到了老战友左洪涛，此时左洪涛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是秘密地下党员。正是凭借这层关系，吴荻舟带领的抗宣一队能在“皖南事变”后继续留在两广一带活动。抗宣一队在巡回宣传演出中多次举办战时歌咏班、农村工作组学习班、干部训练班、农事干部训练班等，这些培训班极大提高了周边地区军民的文化水平，在此期间创办的《农村生活》刊物就是最好的例证。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物色群众积极分子作群众工作的任务，吴荻舟先后物色了数百名青年，并于1940年秋将全部名单上交给地下党负责人刘季平，托其转交给广西省工委。

1940年8月，吴荻舟率队从兴安返回桂林，一边演出一边集中训练，重点提高了抗宣一队在歌剧、舞剧方面的表演水平。在桂期间，抗宣一队先后排练、演出了延安作家编写的《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等歌舞剧。1941年1月下旬，“皖南事变”后，桂林政治形势空前紧张，吴荻舟被迫率队前往柳州。1941年3月中旬，抗宣一队易名为抗敌演剧第七队（下文简称七队），回到桂林，不久又赴广东曲江。1942年8月吴荻舟再次带队往返于湘桂沿线的各地演出。1943年9月吴荻舟因患严重浮肿留桂医病。1944年2月至5月，吴荻舟率七队参加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他任大会筹备委员。在剧展中，七队先后上演了《军民进行曲》《农村曲》《黑地狱》《法西斯细菌》等一批优秀剧目。特别是歌剧《军民进行曲》，观众 “百看不厌”“越听越有味”[8]。应市民要求他们在桂林公共体育场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免费公演，并用扩大机扩音播送，每场观众都在1.3万人左右，盛况空前，打破了多种戏剧形式的广场演出上座记录[9]。由此可见，七队在西南剧展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西南剧展闭幕后，湘北日寇南犯，侵占长沙，进逼衡阳，湘桂边界战事危急。桂林文化界又发起了“保卫大西南”抗日救亡活动，这时吴荻舟又号召全队会同其他兄弟团队举行联合义演活动，随后又赶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进行慰问演出。

四、风霜雨雪八春秋，抗战史上建功名

1944年6月，为坚守抗日阵地，扩大宣传范围，吴狄舟遵上级党组织指示，带队火速赶往韶关，赴第七战区工作。上级党组织要求七队在第七战区必须继续坚持“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写反共标语”的原则，做好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6月中旬到达韶关后，七队就在长官部礼堂演出了《法西斯细菌》。接着又应中山大学邀请去该校和坪石演出。借此机会，在地下党的特意安排下，吴狄舟向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做了《关于民族形式》的学术报告，此次学术报告在学生中反响热烈。由坪石回到韶关后，七队扎根群众演出了《农村曲》《生产大合唱》《生产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富有战斗力的剧目。七队的巡回演出加深了广大民众对新生的歌剧运动的认识和印象。为扩大宣传团结、民主、抗日的覆盖面，七队深入到赣州宣传。1945年初，因粤、赣边境战事吃紧，按七战区政治部的安排，七队紧急从赣州火速撤回到“三南”（龙南、定南、虔南）地区，随战事进展进行战地抗日宣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七队结束了8年之久的艰苦抗日宣传生活。然而和平是短暂的，国民党反动派随即发动内战。内战初期，七队充分利用国民党阵营的内部矛盾，依靠地下党的领导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实现了“复员转移”到香港的计划，保存了革命力量。不久他们在香港更名并与演剧五队组建为中国歌舞剧艺社[10]，先后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受到海外侨胞的热忱欢迎。八年抗战中，抗宣一队在两广地区特别是在桂林周边坚持抗日宣传，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和持久战方针，为繁荣桂林抗战“文化城”做出了积极贡献，可谓风霜雨雪八春秋，抗战史上建功名。

参考文献：

[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生活在战斗中[N].救亡日报（桂林版），1939-2-10.

[3]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6]高汾.遠征三千里的抗宣一队[N].救亡日报（桂林版），1939-7-31.

[7][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厅.南天艺华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杨 波 桂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