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汉民族发展过程中匈奴融入汉民族的现象

中国的游牧民族

[摘 要]汉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民族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融合吸收了多个民族的因素，使其骨肉丰盈。本文仅从考古学角度出发，根据已有的考古材料来主要探讨一下秦汉以来的匈奴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

[关键词]汉民族 考古学 匈奴 融入

一、汉民族形成的历史

汉族的前身，以“华夏族”称，在先秦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源阶段、民族雏形阶段与华夏民族形成阶段。

起源阶段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包括《尚书》在内的一些古代文献中记述了一些上古的传说，普遍把中国上古史编成三皇五帝的历史系统。这些文字史料已有部分可以和考古资料相印证。

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系统。西系主要是关中、晋南、豫西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是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继豫西、晋南龙山文化发展的可能是夏文化，继冀南、豫北、豫东鲁西龙山文化发展的可能是先商文化，继陕西龙山文化发展的可能是先周文化。东系为北辛·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岳石文化的编年可能已进入夏代，继续发展后有的地区为商文化，有的地区是继续发展的东夷文化。

在文献记载的上古传说中，西系地区存在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群，东系有大昊、少昊为代表的部落集群。炎黄联盟曾与南方的九黎部落交战，战胜后，九黎的一部分留在北方，其后裔到西周时还存在，曾建立黎国，国灭后全部融入华夏族。大约在距今五千纪时，黄帝部落吸收了炎帝部落，后又与东系交战于涿鹿，取得胜利，从而吸收“东夷”而成“诸夏”。

到传说的禹时，禹的儿子启夺取政权建立夏朝。《太平御览》中记载夏族“长于西羌，西羌夷也”，《史记·夏本纪》中则说夏是黄帝之后。可能夏是兴起于西羌的部落，进入中原后与黄帝部落融合。夏与东夷一直在或联合或斗争中并存。

夏王朝时有一个部落——商，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它可能由东夷发展而来，在不断吸收夏文化的同时兼并其他部落发展壮大，最后灭夏而代之统治中原。商王朝曾经对北方的土方、鬼方多次发起战争，终于将其融入商的范围，还向东征伐夷方等，向西征伐氐羌，向南征伐荆楚。

商王朝强盛时，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周，兴起于渭水中游，后迁到陕甘交界处，与戎狄混居并通婚，后因戎狄侵略，南迁至周原。根据《史记》的记载，周人先祖弃是帝喾和姜嫄所生，应是黄帝曾孙。古代汉文中“姜”与“羌”通，故而有学者主张，姜是西羌中较早进入农耕的母系领袖，这就反映和说明了，周人先祖实际上是长期和西羌交融的一支黄帝后裔。于是周人中分为姬姓周人（王族）和姜姓周人（后族），后者即来自西戎。后来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了比商更强大、地域更广阔的国家——周王朝。周王朝自称中国，并称北方为狄，南方为蛮，西方为戎，东方为夷。由于周王朝也称“夏”或“华”，并把自身的族民与周边各族区分开来，于是历史上称之为“华夏”，即汉民族的前身。

周王朝后期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在东方，一些小国如任、宿、须句、颛臾等被齐国吞并，融入华夏族，至此东夷已完全融入华夏族。南方的楚国建立后将南方的五十多个小国吞并，成为地域广阔的大国，融入了一些蛮夷集团的族民。西方戎狄集团支系繁杂，东周时秦立国，秦本为夷，后来吞并了一些羌戎和周的小国，逐渐强大。在东南，吴越两国长期相争，最终越灭吴，越的大部分接受了中原文化。

公元前221年，在灭齐后，秦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北抵匈奴修长城，南征南越设五郡。在秦朝统治时期，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立郡县”等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其中“书同文”就将多元的语言统一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字。汉民族就形成于秦朝。一个民族的族名一般是由“他称”转为“自称”，而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秦朝时期不会有汉族这个称呼，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必须早于汉代。

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到汉武帝时，“汉族”的称呼出现了。与此同时与汉人相别的是，北有匈奴，南有大宛、车师、乌孙、羌等，西南有西南夷，东北有鲜卑、乌桓，南方有越、蛮。此后，汉族这一中华民族的主体不断完善和扩大，并影响周边各族。

汉族的形成简史，简单表述为：

东夷 诸方 诸邦 西羌、北狄

↓ ↓ ↓ ↓

炎——→黄——→夏——→商——→周————→华夏——→秦——→汉

↑ ↑ ↑

九黎 戎狄 楚、吴、越

就这样，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在历史上像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融合了多个民族的因素，这样的融合是庞大且复杂的。本文仅从考古学角度出发，根据已有的考古材料来主要探讨一下秦汉以来的匈奴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

二、汉民族发展过程中匈奴融入汉民族的现象

（一）历史背景

秦汉时期中原与匈奴长期对战，秦始皇33年，蒙恬率军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加速了当地匈奴人的汉化。到汉朝时，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又夺取匈奴的河套，设郡，并迁10万人口前往耕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派霍去病攻击匈奴右郡，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4万余人归汉，成为汉族。此后汉朝还迁关贫民72万充实陇西等地，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加速了原本在这些地区的匈奴人汉化。

到三国时期，曹操罢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合为新兴郡，加强对杂胡的统治，但由于所辖地域广大，匈奴得以迅速发展。到西晋时期，塞外杂胡匈奴不断入关，前后达20余万人，化为汉族。西晋“八王之乱”后，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加上天灾，饥荒四起，引起了流民和各族人民大起义。史称“五胡”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先后举兵，建立政权，这些非汉人进入华北地区后，很多改牧为农，同时就有了“胡人改汉姓”的记载，杂居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

（二）匈奴的考古学材料

两汉时期匈奴遗存多有发现。

西汉初年的辽宁西丰本岔沟墓葬群，面积约8000平方米，有墓500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身葬。盛行殉葬马头的葬俗。出土文物多铁制兵器和马具，其中不乏汉式刀剑、马具和工具等。兵器中较有特点的是铜柄铁剑，此剑有两种类型：一种柄首为双鸟回首状，是战国时期触角式铜剑的发展形式；一种柄首为柱状，穿挂七八个铜环，动则发响。墓葬中出土二十余件青铜透雕带饰（有的表面镀金）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这是腰带上的饰件，透雕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及犬马、犬鹿、鹰虎相斗图案和用各种兽角、兽首、兽足构成的富有变化的几何图案，还有骑马出征、骑马战士捉俘虏等有关军事生活的画面。此外还出有夹砂红陶，手制，涂朱磨光，其中涂朱磨光的陶壶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继西岔沟匈奴墓群发现之后，在赤峰、翁牛特旗又发现了同类墓葬和文物，为了解匈奴的分布与习俗提供了新资料，其中辫发人物形象、鎏金铜梳等为前所未见。西岔沟墓葬文化内涵较为复杂，包括了匈奴、汉及东胡诸族的文化因素，在西岔沟墓群的族属问题上，不但有主匈奴说，还有主乌桓说。

内蒙西沟畔及东胜市补洞沟两处匈奴墓葬约分属于西汉前期和东汉。西沟畔墓地发现在2座。M12～M13为战国时期，余为汉代（M9有认定应为北魏时期鲜卑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单人仰身直肢，未见葬具。出土陶罐、瓶、包金卧羊牌饰、带具、金饰片、铜马等。随葬整羊、犬首。M14为匈奴贵族墓，随葬品较丰富。M5、M12出土随葬品中有一种陶罐富特色，纹饰盛行波浪拆线纹，且多在近底部处有径1厘米的小孔，据研究认为是典型匈奴器物。

宁夏同心倒墩子发掘的匈奴墓葬为西汉中晚期。墓葬27座，大部为土坑墓，无打破关系。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足高头低。少数偏洞室墓。墓多有木棺。遗物1500余件，为陶、石、骨制和铜、铁、金器、珠、贝壳和西汉铸五铢钱。葬品中的长方形透雕铜牌饰及肩部波浪纹或弦纹的陶罐具匈奴文化特征。据《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考证，倒墩子墓群所在地处于西汉时期安置归降的匈奴人的属国都尉管辖范围。以往对匈奴与鲜卑两种文化遗存有时难以区分，倒墩子匈奴墓地有助于对匈奴考古文化的鉴认，具重要价值。同心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5座约为东汉初年，其中1座石砌墓。出土镂空铜环、肩部饰波浪纹陶罐、骨弓弭、海贝等匈奴器物，及汉式车具、剑具、镦、环、带扣，饰牌、泡饰、铁鍑、绿松石、漆器、货泉、五铢钱等，汉化程度较深。该墓地应是西汉缘边五郡的匈奴移民及其后裔的遗留。

陕西客省庄一座长方开土坑墓中，出土了透雕铜牌、铜环、金环和铁饰等匈奴制品，双人角斗纹长方形透雕带饰，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特点。墓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墓主人可能是死在长安的匈奴使者。陕西铜川枣庙有匈奴墓葬，西安并出土鄂尔多斯式铜牌饰模具。山西朔县为汉代防御匈奴入侵的边关，亦在附近发现少量匈奴墓地。

类似上述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纹透雕带饰，在鄂尔多斯式铜器中发现数量较多，其题材内容多达数十种。这类透雕铜带饰还在蒙古、外贝尔加、米奴辛斯克盆地有所发现，有双马、双牛、双驼和龙虎斗、双马斗等图案，可见两汉时期匈奴文化的影响曾达到南西伯利亚地区。在前苏联乌兰乌德附近伊沃勒加发现冶铁炉址及铁铧，说明当时匈奴境内亦懂得冶制铁器和经营一些农业。

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后，北匈奴曾控制西域，故在新疆境内也有匈奴遗址遗物的考古发现，如伊吾等地出土羊形青铜牌，在一圆铜牌上铸有四足并立的大角羊。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3号墓地，形制、随葬品近于汉代匈奴。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洞室墓，东西向。殉牲为马、羊头蹄。随葬品有典型匈奴陶罐、铜带扣、带钩、规矩镜，铁器有剑、镞刀，还有饰牌、金饰件、木、骨器等，时代约东汉前期。南匈奴入居中原，逐渐同汉文化融合，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匈奴墓葬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上孙家寨匈奴墓在一处东汉墓地中，该墓是砖室墓，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其他东汉墓无异，出有铜镜、五铢钱及仓、井、灶等明器。只有墓中发现的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驼钮铜印证明了墓主身份为匈奴的酋长。说明南匈奴入居中原后，到东汉晚期至少部分匈奴已完全与汉族融合。

在陕西神木大保当镇发现的汉代墓地和城址，经发掘清理，研究认为是匈奴考古遗存，且汉化程度很深。墓葬26座，为砖室墓，南北向，有斜坡墓道，分单室、前后室，个别还有耳室、券顶、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墓葬形制、多数随葬品、画像石内容与汉人无异。同时，出土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骨弓弭、骨勺、筷子。三座墓出有羊、鹿、犬、狗獾的头骨，遗留着匈奴文化的特质。人骨鉴定接近北亚蒙古人种，时代为东汉时期，为汉化的匈奴人墓地。

大保当城址为五边形，规模不大，城内出土匈奴典型肩部波浪纹陶罐、“大泉五十”、东汉五铢钱。发掘者认为可能是上郡属国都尉治所。文献载：自西汉末期，此地为安置降汉的匈奴人的所在，距鄂尔多斯很近。东汉时南匈奴入居鄂尔多斯，可能也抵此地居留。大保当地区曾出土“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铜印，应是归队汉朝的南匈奴之官印。

考古发现表明，一方面，匈奴文化遗存分布广泛，东迄辽宁、西达新疆，长城沿线、北方草原、欧亚大陆都是有存在。中原地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也有匈奴文化遗存和匈奴文化的影响，匈奴风格的动物纹青铜饰牌等器物甚至在我国古代西南民族滇文化和两广百越文化地区亦能发现。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匈奴文化不断向汉文化靠近，逐渐与汉文化融合的现象，特别是汉代以来南匈奴地区加速了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表现为匈奴遗存中汉文化因素的增加乃至居主导地位，和匈奴传统文化物质的减弱甚至消失。研究认为，黄河中上游，北方广大地区汉墓中必定有一些是无法辨认或尚未辨认出来的南匈奴墓葬。因为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匈奴文化已渐次融入先进博大的汉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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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利清.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与传播看匈奴疆域的变迁.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作者简介：欧阳云（198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现任职广东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