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出土的两件汉代佛教文物

广西出土的两件汉代佛教文物

陈小波

1982年12月，广西贵县（今贵港市）铁路新村3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俑形黑陶灯”和一件“俑形活动流陶壶”模型明器。对这两件造型奇特的陶灯陶壶的俑形象，有人称之为“奴隶”。其实不然，这两件陶器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对揭示岭南地区海外佛教传人的时间、传入地点以及传播的路线等历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贵县出土的这件陶灯，以蹲坐的裸形俑体为灯柱，以俑之头部顶着的钵为灯盘，造型十分奇特。灯柱的俑体裸形无服，体躯肥硕，大眼、高鼻、颧微突，嘴周及两颊腮帮均刻画有络腮胡，额头顶缠有一圈扁带，额间顶一钵形灯盘。仰首挺腰，双脚并拢，屈膝蹲坐。两手交合仰置双膝上。全身及四肢均有不规则的划痕。通高26.5厘米，俑高22厘米，灯盘口径10.4厘米，底径13.5厘米（见图1）。细察俑形黑陶灯的各个部位，从头到脚都蕴含有不少早期佛教的文化信息，是一件颇有研究价值的陶塑艺术品。

首先，从俑的形象特征看。其眼大而长，鼻体高隆而大，颧骨略显，多须，额部及下颌稍窄的脸形，既非华南本地民族的形象，也非中原人，却与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的人形较为接近。其裸形无服，全身泛黑似涂灰的体饰特征，又与印度北部古代的婆罗尼斯国人之习俗相一致。据史籍记载，婆罗尼斯国的人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这件赤身裸体、浑身灰黑的胡人形象与婆罗尼斯国人相似，证明此人确是来自印度恒河流域一带。考虑到佛教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时产生于印度的恒河流域，正好是这种胡人的家乡。那么，来自佛教发源地的这位印度胡人，必然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尤其像这种飘零异国他乡、地位低下的人，信奉佛教当是可能之事，也许就是佛教的信徒。再从其裸体特征看，这种全身赤裸的人又与古代印度的“裸形外道”人的特征相似。“裸形外道”，梵语Nirgrantha，为天竺二十种外道之一。《俱舍论》曰：“异类外道，受持种种露形、拔发、杖鸟鹿皮、持髻、涂灰、执三杖、剪须发等无义苦行。”因而，裸形外道又称“苦行外道”。这种人之所以“裸行”，是源于耆那教的天衣派，即以天为衣，认为教徒不应有私财，连衣服也不能有，表达其离开一切烦恼缠身的束缚、以裸形为正行之意。“寒天裸形，趋拜佛神”，正是裸形外道的遗风。说明这种裸形之人确是佛教的信徒。唐《华严经》说：“愿一切众得惭愧衣以覆其身，捨离那道露形法。”在《裸形梵志经》中提到，当佛为裸形外道说苦行有善恶之二趣时，外道即出家修行而获得佛教的阶位。证明这种人的确是修道的苦行僧。

其次，从胡俑头上顶的灯盘看。这个灯盘为钵形，实际上就是钵。钵是盛器，是梵文patnra的音译，全称为“钵多罗”或“波呾啰”“钵和兰”等，简称为“钵”，意译为“应器”，音意合译为“钵盂”，为僧人盛斋饭的专用器。《盂兰盆经宗密疏》说：“钵和罗饭者，钵中饭也。”印度的僧人乞食时，一般都是托钵或顶钵云游的。据《佛本行集经》记载，往昔的佛都用钵器，北天竺的佛也是用钵来接受商主食物的。不少经籍中都有关于佛钵的传说及记载。《高僧传·法显传》中曾传说在印度北方建有专门的佛钵寺，《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内还提到文殊像中有一种叫“千臂千钵文殊”，有千臂千手，每只手中都拿着一只钵。佛教传入中国后，汉地僧人虽然不用钵乞食，但也要用它来盛饭或盛其他东西。特别是僧人受戒时，除“衣”之外，还要有“钵”以作化缘应斋之用。若到寺院挂单，必以衣钵齐备为条件。禅宗师徒传法，亦常付衣钵为验证的信物，称“衣钵相传”。因而“钵”被列为佛教重要的法器法物之一，说明钵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这个胡人头上顶着的钵，应是佛家受用之食钵，即“佛钵”，此作为乞食用，是印度僧人顶钵行乞的形象。事实上，托钵乞食、求人布施是印度僧人的生活来源。释迦牟尼佛入大涅槃前就一直过着俭朴淡雅的物质生活，沿街乞食，风餐露宿。印度的僧人也基本上都是乞食的，汉代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沙门”（即“佛教徒”）进入中国也多为苦行僧。因此，这种乞食形象的印度人，就是东汉时期求人布施的苦行僧人。古时寺院的职事僧叫“化主”，亦称“供养主”，是专门从事出外游方募化的僧人。其募化所得，为寺院收入之一。《观经玄义分》中，有“娑婆化主、口劝化信徒布施”之说。这个行乞僧人的职位，可能就是当时寺院中的化主。再从佛教中有“长乞食”“头陀行”之语看，“长乞食”是指乞食资身、不坐阿练若的受食者；“头陀行”则指头陀之行法，虽有十二种，然多就乞食一行而去。若按俗称，僧人之行脚乞食者为“头陀”，亦称“行者”。那么，这位顶钵行乞的僧人，称之为“长食者”“头陀”或“行者”当是切合其身份的。

再次，从俑的手形和俑身划痕看。俑的两手交合于前，以右掌置于左掌之上，双手仰置在双膝上的手形，与后来佛教的禅定手印颇为相似。佛的“禅定印”手相也是以右掌置于左掌之上，双手仰置双膝上的手形，与陶俑的手相一致。所谓“禅定”，是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略称，“定”是其意义的旁译。“禅定”就是“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佛教修行者以为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则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即成禅定。佛教主张信徒希求个人解脱，依靠坐禅修行来断绝一切尘世“忘念”，求得“佛慈力”。此俑之手作禅定印，是其修行的体现。其全身所饰之划痕，也许与禅定有关。《五灯会元》卷六记载，宋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旁有大古树，因风摧折，中有一僧禅定，须发披体，指爪绕身。”此俑划痕满身，可能就是表现禅定时“须发披体”或“指爪绕身”的外形特征。说明身上的装饰与手的禅定印是一致的。这位作禅定手印的胡僧，既是其职业及修行习惯动作的自然流露，也是其求人布施之专注和对佛教恭敬虔诚形象的反映。

由以上对陶俑的面形、五官、身、手和头顶上的钵等多方分析可知，这是东汉时期来自印度恒河流域的“裸形外道”派人物，是位忠实而虔诚的佛教信徒。其顶钵行乞的形象，就是印度僧人乞食的形象，也就是当时寺院的“化主”。从这些分析考证的结果，足以说明这件俑形黑陶灯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确是一件佛教文化内涵丰富的陶塑灯具。这种陶俑灯具，除在贵县铁路新村出土外，在贵县高中院内（见图2）、梧州的云盖山（见图3）、河西淀粉厂（见图4）、松脂厂（见图5）等地也出土有与这件相似的陶灯，说明此类顶钵行乞的印度僧人并非个别的孤例，在岭南地区已较普遍。

在我国，用灯作供具的做法，已为佛教界广泛采纳。然而，灯的造型却不尽相同，有放在台上的台灯，有用来悬挂的挂灯或吊灯。灯的用法也有区别。在平时，一般寺院只燃几盏灯，遇到重大佛事活动时，则灯火通明，大有照朗万有之感。从这件俑形黑陶灯的造型看，应属台灯一类。但它并非一般俗民所用的灯，而是东汉时期佛寺或家庭禅室敬佛的专用台灯，应是一种特制的佛灯。神佛前所奉的灯，称为燃灯或灯明，为“香、花、燃灯、饮食、华鬓、悬缯”六种供具之一。《无量寿经》曰：“为世灯明最胜福田。”可见，“灯”是信徒敬佛生福得好报的信物，是敬佛时不可或缺的一件重要供具。

另外，这盏陶灯之所以塑成一位顶钵行乞、作禅定姿态的僧人形象，与佛教以“公德”为光、因果报应、重视德行有关，与我国传统的积“功德”或积“阴德”也相一致。“功德”一词，智者大师在《仁王经疏》中说：“施物名功，归己曰德。”而“阴德”则指暗中有德于人的行为。积有阴德的人，子孙都可享受安居乐业。《汉书·丙吉传》：“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因而积“功德”和积“阴德”，是人们平时修身的美行，而给僧人予布施是最常见的修行之一。这件陶灯之所以塑成僧人行乞的形象，是因为它能提醒人们不忘布施之德行，与佛结缘，将来必得善报。当信徒往灯盘的钵内添油时，也就意味着布施积德，是对佛虔诚恭敬的一种持久德行，使之香火不息，代代相传，造福众生，是印度佛教迎合我国世俗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

与以上俑形黑陶灯同墓出土的还有一件“俑形活动流陶壶”。该壶的胡俑脸形、面相、体态特征与上述陶灯的俑体基本一致，应是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流派的僧人形象。所不同的是：俑体塑成壶形，其头可御下作壶盖，头顶戴羽纹尖顶胡帽，下巴能上下活动，两手曲肘置胸上，身饰划纹，手与脚饰甲纹。通高48厘米，口径11厘米，底长26厘米，底宽18厘米（图6）。必须指出的是，头戴尖顶帽和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在连云港孔望山的佛教造像中也出现不少。佛教初传中土后的两汉时期，佛教曾被目为胡教，佛被看成胡神，传播佛教的僧徒又多为胡人，因而这位戴尖顶帽的胡人应是传教的僧人形象。而这件俑形壶，因嘴巴与下巴（连同胡子）能上下活动，可开可合放“东西”进人壶形的俑体内，其用途也许与今天佛教界作为募化用的“公德箱”一类有关。当人们从活动的嘴巴放入“募化物”时，他手指嘴巴的生动形象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功德箱是为解决僧徒的吃饭问题而设置并请人们布施的。这件“陶壶”，应是佛教徒作为募化用的设计巧妙的一件陶制的“公德箱”模型明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