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笔笔中锋,既圆通刚健,又妩媚天成,书风鲜明. 另一专场水绘风...
摘 要：明清易代后，异族文化的入侵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明遗民们埋身于自己的世界，借学术研究、诗文著述和书法绘画来保持自己的气节，痛祖国之沦亡，哀异族之宰割。通过探析冒襄的书法风格，思索和挖掘“明遗民书家群体”的源流、艺术思想、书风特征和发展规律。
关键词：遗民；冒襄；风格；刚柔相济
[项目名称：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末清初江南遗民“变异”书风研究13ysd023]
明清易代对汉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崩地裂、家破人亡的大断裂时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就了当时特殊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和艺术风格。异族文化的入侵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作为优势文化的本土文化不甘妥协，以种种方式加以抵抗。于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的人群：他们生活在清朝，却不甘心忍受清王朝的统治，依然醉心于前朝，他們的存在对维持汉文化的生存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批人以知识分子为主，我们称之为明遗民。当反抗毫无意义之时，他们只能埋身于自己的世界，借学术研究、诗文著述和书法绘画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保持自己的气节，痛祖国之沦亡，哀异族之宰割，而又无力反抗，牢骚抑郁之气发为文字，每每奇肆豪放，不守绳墨。冒襄就是其中一员，他是“晚明四公子”之一，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化的代表人物，因而具有典型意义。学术界对于冒襄的研究偏向于其所著诗文，对于其在书法的造诣研究甚少。借助有限的材料，我们尝试着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发展、成熟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少有才名，十四岁整理《香俪园偶存诗》寄请董其昌修改，遂成忘年交。董对其极为欣赏，把他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冒襄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复社“四公子”。毛泽东评论说：“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数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襄亲眼目睹明王朝覆灭的整个过程，这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心灵创伤，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对其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历经亡国之痛后他决定归隐田园，作为前朝子民，他多次拒绝了清王朝的橄榄枝，后来又不断遭受病魔折磨、家道中落、抑郁不已。他宁可卖字度日，也不屈于新政权。正如他的字号一样，宁做树上的“巢民”，也不做地下的走狗。
书法作品往往表现出人格精神，点画结构都是思想情趣的传达媒介。中国历代文人向往的是超然物外的心境，在书画上则表现为远离世俗的幽深之境。而明末清初的书家虽追求这种艺术，却无可奈何地卷入国破家散的现实之中。他们将自己的真性情通过笔墨传递给世人，通过其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实社会赋予他们的生命情调。纵观这一时期的书法追求，多是道家崇尚自然之风，而不再是儒家“中和”之风。书家们在书法上留下个人痕迹与时代烙印，试图在风格上突出“唯我”，以个性重新演绎传统，注重表达自己的心性，散发出一种浪漫主义气息，形成特有的书法风格狂飙现象，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冒襄的书法始学于董其昌，后拜陈继儒、王铎为师，学习了钟繇、王羲之、李邕、颜真卿、米芾笔法，同时受倪元璐、萧云从、宋曹、戴本孝等名家及顾炎武、傅山的影响，精于行草，取众家之所长，融于一炉，形成其不拘一格、独抒性情的书风。
遗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活状况、人生际遇及其所追求理想大致相似。表现在书法中往往体现为不受外界制约的强烈的自我特征，冒襄也不例外，其书法风格的嬗变大致可以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变作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阶段：
甲申之变前，冒襄正年轻气盛，对于书法很有自己的见解，书风任远自然，给人以平淡秀润、潇洒风流之感。如所书行楷《宋人元夜诗二首》（图1）线条柔韧瘦劲，精细微妙，结字紧结，中宫收紧而四周舒展。其章法疏密有度，字里行间充满疏朗闲适之感。行草《水绘庵六忆歌》（图2）， “目万物于我如口鸡，吁嗟百年一杯酒。自有无者无不有，伊何为彼熟是吾，悔勒吾铭师漫叟，诸君争放六忆歌。余为小记更吟哦，钵池祖泽奈思何”。运笔凝练，悠游从容。恰与谨严的笔法对比，体现了黑白成趣、动静相宜的含蓄之美。行笔之间透露出的古朴真率、潇洒秀润，颇有董其昌之风范。当时的冒襄虽主观上对明王朝失去信心，但仍然与三五好友对酒言诗，高谈理想生活。故此时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其深厚的汉文学底蕴和闲适古淡、潇洒烂漫的书风。
1644年明朝灭亡，易代带来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冒襄正值而立之年，这巨大的打击使他更加坚定了归隐山林的决心。归隐期间不时组织笔会，与其时著名书家齐聚一堂讨论书艺，切磋技艺，这种现象在清初的社会背景下显得不拘一格。经历了沧桑巨变的冒襄，书法也从娴雅之风转而偏向躁动率意、狂放不羁。行草《甲子晚春似君昌亲翁正》（图3），“貂蝉奕叶重鸾坡，蚤岁金门骤玉珂。齐国山川天下少，王家兄弟隽才多。芙蓉府内呼仙吏，明月桥头听雅歌。数世通一情不浅，邗江重许浩恩波”。不拘成法，肆意挥洒，从他率意而硬朗的用笔和纠结而又放纵的结构中，流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无奈的释放，抒发了自己心头之愤懑和无奈。
天下大局已定，清统治者为安抚民心，采取一系列尊崇汉文化的举措。遗民们逐渐放弃激烈的反抗，而是将“夷夏之防”放在一边，重新理性地思考历史更替，进而一步步默认王朝更替的规律性。比起刀光血影，日常的琐碎生活更能消磨人的意志。北方人民已过上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清朝统一全国已大势所趋。1684年康熙第一次下江南时，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叩拜和认可。冒襄与朝廷大臣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对朝廷大员的举荐，在来往书信中多次感谢，拒绝当官。1687年作《和曹秋岳侍郎见怀原韵第十首》（图4），时年76岁，“感激千秋上，诗缄鸾凤鸣。从兹真不朽，无负此平生。惜别一千里，难偿十五城。何时更高酒，心醉不知醒”。圆通劲健，飘逸多姿。《咏夹竹桃之一》（图5）以行书为主，带有草书气息，其章法错落有致，行笔如行云流水，线条绵里藏针，字里行间弥漫着浓厚的文人气息。《草书七言诗》（图7），为冒氏60年后重见董其昌临米之卷，感兴而赋。年开九秩者，古人谓十年为一秩，八十多岁称“年开九秩”。《行草潇湘图跋》（图8），书体行草参差，用笔挥洒自如，结体左右开张，圆通刚健，妩媚天成。
遗民心态是通过时间的推移，周围人事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的。遗民们并非一味以泪洗面，控诉亡国之痛，而庸庸无为荒废一生。相反，他们对政局有着自己的想法与见解。由愤懑反抗、复明无望，社会逐渐稳定，周围人对新政的顺从以及百姓们在新朝统治下安居乐业使他们迷茫孤独。但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反思与精神折磨后，最终领悟到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朝代更替，将个人得失和情感放在第二位，以符合历史发展之需要。冒襄虽无陶潜的和谐肃穆，却有东坡之旷达情怀。其为人豪迈豁达，喜爱结交文人志士。在其生存条件窘迫之时仍不弃书艺，挥毫泼墨并自得其乐。江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个地区人民有着良好的文学积淀，而冒襄居于江南之时发起大小数次笔会活动，推动了江南地区文化艺术的复苏。冒襄的艺术作品既有对往日繁华的追忆，又有亡国之悲哀，更有无力回天的痛苦焦灼。他的内心是矛盾冲突的，他只能通过水绘园的书友聚会来宣泄故国之思、离乱之叹和隐逸之情。应该说冒襄对旧王朝的混乱和新王朝的发展有自己的见解，不管是晚明弘光帝想提拔他为司礼，还是清政府对他屡次发出的邀请，他都一概拒绝。坚决回避政治，希望以此来保全自己人格独立和自由的最后领地。其书法更多的是自我遣兴，通过书法艺术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懑，或者是将其视为人生理想保存在他孤独的精神世界。
借助研究冒襄特殊的遗民生活，深刻感悟其人生，认识冒襄其人，也更加精准地把握他的书法风格，同时也更加强调了其在清初书坛的地位及影响。
参考文献：
[1]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罗宗强.明清后期士人心态研究[M].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岩.绘事鉴余·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作者简介：
马亚，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现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