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彩陶_健康_观点_

吴卫

【关键词】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

【摘要】彩陶是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长期存在的一个文化现象。在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彩陶在普遍程度、用色、纹饰、造型等方面的特点也各具特色。文章通过对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本区域内彩陶的出土数量、器型以及色彩、纹饰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結论：1.该区域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可分为以红彩为代表的早期彩陶文化和以黑彩为代表的晚期彩陶文化；2.该区域的彩陶文化不仅向周边区域传播，而且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吸收当地文化因素，表现出新的区域特色；3.相对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印纹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是造成本区域彩陶文化发展长期迟滞的重要因素。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我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甘肃省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距今约8000年。彩陶的分布十分广泛，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彩陶分布最为集中，技术最为发达，同时在其他省（区）包括福建省也有分布，并形成具有各自区域特色的彩陶文化。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福建发现彩陶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闽东、闽南和闽北地区，其中闽江下游流域的闽东是福建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存分布最集中、发展脉络最清晰的地区，因此也是研究彩陶在福建境内发展和演变情况的关键地区。虽然彩陶始终存在于本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但从出土的数量、器型、纹饰等特点来看，其发展过程还是有比较鲜明的阶段特点。本区域内的彩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壳丘头文化时期至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约6500—5000KaB.P.），为彩陶的萌发阶段；第二阶段为昙石山文化时期（约5000—4300KaB.P.），为彩陶的成熟阶段；第三个阶段为黄瓜山文化时期（约4300—3800KaB.P.），为彩陶的繁荣阶段[1]。但这三个阶段并非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约4300KaB.P.左右，外来的黄瓜山文化进入闽江下游流域并最终取代了昙石山文化的地位，以此为分水岭，在本区域形成了早晚两个彩陶文化：其一是壳丘头文化时期至昙石山文化时期以红彩为主的早期彩陶文化，其二是黄瓜山文化时期以黑彩为主的晚期彩陶文化。

一、数量、器型与纹饰

从壳丘头文化时期至昙石山文化时期，在一些夹砂陶器的外表及口沿可见一层红色陶衣，这正是本区域彩陶的雏形。但彩陶在本区域陶器的出土数量占比始终很低。例如平潭区壳丘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以灰、灰黄、黑、红四色较常见。灰陶相对比例较大，约占一半，次为灰黄陶、黑陶，纯红陶较少。此外尚有为数不多的红衣灰黑胎陶”[2]。闽侯县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中对第一期即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出土陶片的统计数据显示，彩陶所占比例仅为0.09%[3]。这期间出土的可复原器很少，从出土陶片看，以夹砂陶为主；从可辨器形来看，以釜居多。其制作手法为将红彩刷涂在器物上半部的表面，但往往刷涂得很不均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出现纹饰图案（图一）[4]。到了昙石山文化时期，彩陶的器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罐、豆、杯、壶等，数量也有所增加：闽侯县庄边山遗址下层出土陶片统计数据中，彩陶占比达到6.4%[5]。昙石山文化时期的彩陶不仅继续保持了对红彩的专好，同时在纹饰上也开始有所发展：除器物外表施红色彩衣的手法继续得到保留外（图二，2），还出现了环绕器物口沿一周施加宽带状红彩（图二，1、3），以及施加在器身上的卵点状红彩（图二，4）等形式[4]。值得一提的是编号为M131∶19的陶钵，不仅上腹及内壁通施红彩，在器足底部还发现有“一”状的刻划符号（图二，5）[3]。这是该时期唯一一件带刻划符号的出土彩陶器。

此外，昙石山文化时期彩陶器的随葬情况也值得注意：昙石山遗址清理89座墓葬，仅在6座墓葬中出土了10件彩陶器[6]；庄边山遗址清理的73座墓葬中不见彩陶器出土[5]；溪头遗址清理的51座墓葬中仅1座出土了1件彩陶器[7，8]。

石兴邦先生在论述彩陶起源问题时认为：“红色在原始人眼中是一种特殊的色彩，或者说是赋有灵性的色彩。”[9]结合本区域红彩文化时期彩陶数量稀少这一现象，本文推测该时期彩陶的用途很可能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这一局面直至黄瓜山文化时期才发生根本转变，出土的彩陶数量较之前一时期大幅增加。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对该时期地层出土陶片的统计数据显示，彩陶占比已高达53.9%[3]；庄边山遗址同时期地层的陶片统计数据中，彩陶占比亦有37%[5]。除了数量上的剧增外，这一时期彩陶的繁荣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彩陶的器型更为丰富，除釜、罐、杯、壶外，新出现了大量彩陶纺轮（图三）以及尊、钵等新器型，显然彩陶已成为普遍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品；另一方面，色彩和纹饰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色彩上看，早期彩陶使用红彩的传统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黑彩或褐彩的大量使用；纹饰的表现形式也更为丰富，不仅斜线纹、雷纹、折线纹、方格纹及组合几何纹成为最主要的纹饰，而且出现了一些将实物抽象化的纹饰，如鱼形、植物形等（图四）[4]。

由于至今未发现黄瓜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区，故该时期彩陶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及可能的涵义无从讨论。

虽然对闽江下游流域彩陶的颜料成分和来源进行科技检测分析的工作尚未开展，但通过参照其他地区彩陶的相关检测和研究成果，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推论的。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红彩的主要来源有朱砂和赤铁矿，但因赤铁矿具有经高温烧灼不变色的特点，所以彩陶上红彩的原料应为赤铁矿。黑彩的原料主要为磁铁矿和黑锰矿。但曾有试验显示，若以黑锰矿为原料绘制黑彩，遇高温烧灼会发生锰元素分解而导致褪色，而将之与赤铁矿混合后，不仅固色效果良好，而且随黑锰矿比例的高低不同，烧制后呈现的色彩也由深及浅表现为黑色—褐色—赭色[10—12]。观之黄瓜山文化的彩陶，其色彩上出现的差异与此相符，这反映了黄瓜山文化时期应当掌握了这种颜料制作技术。当然，这些推论是否正确还有待于今后进行相关的检测和进一步的验证。

黄瓜山文化是包括闽江下游流域在内的福建东部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尾声，之后本区域便进入了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要标志的青铜时代，彩陶自本区域消亡。因此，黄瓜山文化的结束也成为福建史前彩陶文化结束的标志。

二、分布与传播

由于闽江下游流域的彩陶文化分为早期的红彩文化和晚期的黑彩文化，因此在讨论本区域彩陶文化的分布和传播时，也应该分别加以考察。

施红衣及红色点彩的装饰手法在昙石山文化之后就在闽江下游流域消失了，虽然目前对昙石山文化的去向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闽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却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对东山县大帽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学界认为其文化内涵与昙石山文化虽然差异是主要的，但仍显示出若干共性[13]。这表明昙石山文化有可能沿海岸线向福建南部传播。大帽山遗址的发掘并未见彩陶出土，但是在距闽江口相对较近的泉州地区却有多处遗址发现带红色点彩或施红衣的陶片，典型的如惠安县的蚁山遗址（图五）和音楼山遗址（图六）等，这些遗址的年代都较之昙石山文化要晚[14]。因此，闽南地区红彩文化彩陶的发现为探讨昙石山文化向闽南沿海的传播迁徙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相较之下，黄瓜山文化彩陶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除了闽江下游流域外，黄瓜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有三块：1.闽江口以北的沿海地区。这是除闽江下游流域之外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不仅著名的黄瓜山遗址就位于该区域的霞浦县，而且分布范围还延伸至浙江南部的温州、苍南、泰顺等境内[15]。2.闽江中上游地区。虽然对这一区域开展的考古调查较少，但是在古田、建瓯等县市的调查资料中有采集到该时期的彩陶标本的报告。3.闽江口以南的沿海地区（包括台湾西海岸）。目前在沿海大陆的分布已知最远端达漳州地区的西部内陆。2007年在南靖县一处名为石土地公山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彩陶罐，其上半部绘有赭色的平行斜线纹和变形云雷纹，下半部则拍印方格纹（图七）[16]，显示出与黄瓜山文化彩陶强烈的相似性。黄瓜山文化的传播还跨过台湾海峡，在台湾西海岸，特别是中南部自大肚山以南至台湾岛南端，包括澎湖、金门列岛在内广泛分布的凤鼻头文化，其内涵与黄瓜山文化基本一致[17]。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闽北和闽南地区的彩陶在具有与闽江下游流域彩陶的共性的同时也显示出其区域性特点：例如在建瓯市出土的彩陶豆为本区域未见的新器型；上文提到的南靖县出土的彩陶罐除器型外，其口沿上的刻画符号也在本区域未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晋江流域的调查中，虽然有发现施黑衣或赭衣的陶片，却未见几何形纹饰[14]。

三、几点讨论

在我国早期的彩陶文化中，红彩是一种主流色彩，闽江下游流域早期彩陶也没有脱离这一共性：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甚远，但从地处黄河上游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到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长江下游流域的跨湖桥文化，再到闽江下游流域的昙石山文化，在流行红彩以及在器物口沿施加条带状纹饰等偏好上都表现出不谋而合[6，18—20]。尽管本区域早期彩陶也表现出诸如仅使用红彩，彩绘纹饰简单等特点，但这种特点更多的是反映早期彩陶文化在本区域发展迟滞的现象。相较之下，黄瓜山文化的彩陶从纹饰上看与周边同时期文化鲜有相似之处，更显示出其浓厚的区域性特点。

为什么早期的红彩文化在本区域出现及持续时间都很长，但发展却极为迟缓，到了昙石山文化时期也仅仅是发展出两种简单的装饰纹样？事实上即使是晚期黑彩文化仅存在于黄瓜山文化时期的数百年，其繁荣也主要体现在其使用的普遍程度上，至于色彩的丰富程度以及纹饰的复杂及精美程度较之其他以彩陶为特色的古文化也显得逊色。对于这种现象的讨论，有两个因素不可忽略：

其一，本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闽江下游流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新石器时代外部文化进入本区域的路径仅有两条：一是自内陆沿闽江而下，但沿途山形陡峭，滩多流急；二是自南或北沿海岸线进入闽江口，但福建整个沿海地区总体上背山面海的地貌特点决定了这也不是一条坦途——黄瓜山文化能进入本区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较为发达的航海术。同时区域内地貌的主要特征为山地多、水系密集和岛屿众多。在新石器时代，本区域面积最大的福州平原（盆地）长期处于河口港灣的形态，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聚落只能分布在相对狭小的河口岸滨、山谷、盆地或沿海岛屿，且各遗址点往往被密集的水系切割分散，难以连片形成大规模的聚落区。这样的地理环境特点一方面导致外界相对发达的文化因素难以传入，另一方面分散的聚落意味着人口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相应地其文化面貌也会长期处在相对迟滞的状态。这一点在本区域的早期彩陶文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印纹陶在本区域长期占据优势地位。本区域的早期彩陶表面往往都有绳纹，红色陶衣或纹饰施于其上，从而形成在一件器物上彩绘与印纹并存的装饰手法。即便在彩陶最为兴盛的黄瓜山文化时期，这种现象也仍然存在。进入青铜时代，即所谓的黄土仑文化时期后，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黄瓜山文化的诸多因素，尤其是纹饰上仍然以云雷纹、方格纹、平行斜线纹等为主，但此时的纹饰均为拍印或刻划而成，彩陶基本消失[21，22]。可见，印纹陶在本区域的主流地位客观上长期抑制彩陶文化的发展，即使一度出现以彩陶为主流的黄瓜山文化，在进入闽江下游流域后始终面临印纹陶的强有力竞争，并且最终还是让后者取而代之。

关于印纹陶为何能在本区域长盛不衰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从拍印要比绘制纹饰更便利的角度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其中更多的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所致。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发展特点印证了“东南沿海的彩陶文化在我国史前彩陶文化体系中是一个自成源流，地域相对集中且基本上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系统”[23]的观点。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情况来看，闽江下游流域显然是这个土著文化系统的中心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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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8（2）.

[6]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福建省昙石山遗址1954—2004年发掘报告[M].福州：海峡书局，2015.

[7]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溪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J].考古，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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