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敏
【关键词】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
【摘 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北京地区陆续发现了40余座辽代火葬墓，其形制可分为土圹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两类，以圆形为主，墓主人多为汉人。北京地区辽代火葬流行主要受佛教影响，同时亦与契丹人的火葬风俗有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陆续清理发掘了一批辽代火葬墓，为研究辽代该地区的火葬习俗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考古实物资料。本文拟对此作一梳理并做粗浅探讨。
一、发现与发掘
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的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止目前已发掘40余座。其工作大致可分两个阶段：20世纪中后期发现的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21世纪后，为配合基建发掘的数量较多，且分布集中。
1.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永定门彭庄发掘辽墓7座，其中1号墓为火葬墓[1]。
2.1957年10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北京西郊月坛北的洪茂沟清理辽代火葬墓1座。该墓为圆形砖室墓，出土“济阴董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一方[2]。
3.1958年4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西郊百万庄发现辽代砖室墓2座，均为火葬墓，其中M1，为圆形双室墓，前室出土“丁公墓志”一方，后室出土“丁洪墓志并序”一方；M2为单室，平面呈八角形[3]。
4.1960年8至10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永定门外海慧寺西1公里处发掘砖室墓1座。该墓为三进九室，平面均为圆形，葬二人，其中一人为火葬。发掘者据所发现的墓志，认为该墓为辽代赵德钧和妻种氏合葬墓[4]。
5.1971年11月，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西城区大玉胡同发掘1座辽代火葬墓[5]。
6.1973年初，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宣武区先农坛南部工地发现辽墓1座，墓室内发现盛骨灰的陶罐[6]。
7.1979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大兴区京开公路西红门段东侧液压机械厂清理辽墓1座，该墓为圆形砖室火葬墓，出土“清河郡夫人张氏墓志”一方[7]。
8.1981年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八宝山殡葬管理所院内发掘1座辽代火葬墓，出土韩佚墓志和其妻王氏墓志各一方[8]。
9.1986年8月，昌平县文物管理所在南口镇陈庄村发掘辽墓2座，其中1号墓为火葬墓。发掘者判断该墓主为契丹平民，墓葬年代为辽末金初[9]。
10.1987年11月4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9号院发现1座辽代火葬墓[10]。
11.2002年3月31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海淀区增光路中国工运学院住宿楼北部发现1座辽代火葬墓，出土 “康公墓志”一方[11]。
12.2003年10月至2005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69号地发掘辽代墓葬25座，其中M16为火葬墓[12]。
13.2004年4月至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五棵松篮球馆发掘墓葬48座，其中M26为辽代火葬墓[13]。
14.2005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门头沟区龙泉镇龙泉务村西北发掘辽金墓葬22座， 其中19座为辽中晚期至金初的火葬墓[14]。
15.2007年1月至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密云县城关镇大唐庄村东南发掘汉代至明清时期各类墓葬122座，其中M14、M15为火葬墓。发掘者认为M14、M15的年代为辽代晚期[15]。
16.2008年5月至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区黄村镇北程庄清理辽代墓葬12座，均为火葬墓。发掘者认为墓葬年代为辽代中晚期[16]。
二、墓葬形制
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火葬墓根据构筑材质的不同，可分为土圹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两类，其中土圹砖室墓数量较多。
（一）土圹砖室墓
据墓室数量可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其中单室墓数量最多。所用砖有勾纹砖、绳纹砖和素面砖。
1.单室墓
据墓室平面形状可分圆形、长方形和八角形，其中圆形数量最多，长方形和八角形发现较少。
圆形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墓道多呈阶梯状。墓门多为拱券顶，用勾纹砖封堵。墓门一般用雕砖做出仿木结构，繁复者有檐椽、瓦垄、门脊及斗拱等，简单者仅有立颊、门额、门簪、
长方形单室墓仅发现2座，即海淀区五棵松篮球馆工程M26和亦庄开发区69号地辽墓M16。此类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其中亦庄开发区M16墓室内有长方形祭台，骨灰置于长方形木匣中。
八角形单室砖墓仅发现1座，即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2，平面呈八角形，墓室中央长方形砖槽内置骨灰。
2.双室墓
双室墓仅发现3 座，由墓道、墓门、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墓门和墓壁有砖雕仿木构装饰。平面形状互不相同。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1前室和后室均为圆形，该墓为丁文
3.多室墓
多室墓仅发现1座，即丰台区辽赵德钧夫妇合葬墓。该墓为北京地区发现的墓室最多的墓葬，共三进九室，皆圆形，顶部为穹窿顶。墓室有壁画，仅存三幅。墓壁有砖雕仿木结构的立柱、阑额、柱头枋、斗拱、门框、直棂窗等。墓主两人，其中一人为火葬。
（二）砖石混筑墓
砖石混筑墓均为单室，据墓室形状可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类。
圆形砖石混筑墓除门头沟区新桥街辽墓和昌平区陈庄辽墓M1外，主要发现于龙泉务墓地。此类墓葬多由毛石或花岗石与砖混筑，构筑方式略有不同。门头沟区新桥街辽墓外壁由毛石砌成，内壁由勾纹砖砌成。昌平区陈庄辽墓墓门及墓室下部围壁由花岗石砌成，上部由勾纹砖垒砌。龙泉务墓地部分墓葬墓道南端设祭台，墓壁由不规则形石块垒砌，起券部分以上用勾纹砖券筑。墓室多砌棺床，形状有半圆形、长方形。
长方形砖石混筑墓仅发现西城区大玉胡同辽墓1座，墓壁由勾纹砖砌成，墓底铺砖，墓顶用石板覆盖。
砖石混筑墓有合葬，亦有单葬。葬具有砖槽、砖龛或砖棺。
三、几点认识
1.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有土圹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两类，未见竖穴土坑墓和石室墓；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方形较少，晚期出现六角形及八角形。墓内流行仿木结构和壁画装饰，多设置棺床。墓葬规模的大小及随葬品多寡与墓主身份地位有关。
2.目前发现最早有纪年的火葬墓是辽应历八年（958）的丰台区赵德钧夫妇合葬墓，其后有统和十五年（997）的石景山区韩佚墓，咸雍五年（1069）的洪茂沟辽墓，咸雍七年（1071）的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康公墓，天庆元年（1111）的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1和天庆三年（1113）的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此外，发掘者依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演变，大致确定了崇文区彭庄辽墓M1不早于辽圣宗时期，昌平区陈庄辽墓为辽末金初，门头沟区新桥街辽墓属于辽代晚期，密云大唐庄辽墓M14、M15为辽代晚期，龙泉务辽墓为辽代中晚期至金初，大兴北程庄辽墓为辽代中晚期。由此可见，北京地区辽代早期的火葬墓并不多见，大量出现于辽代中晚期。
3.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墓主族属以汉人为主，契丹人少见。目前仅有昌平区陈庄辽墓墓主为契丹人，其余墓主均为汉人，如洪茂沟辽墓为国子监祭酒董匡信和妻王氏，丰台区赵德钧夫妇合葬墓为卢龙军节度使中书令赵德钧和妻种氏，石景山区韩佚墓为营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韩佚和妻王氏，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康公墓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康贵，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为右散骑常侍马直温和妻张氏，西城区百万庄辽墓M1为潞县商曲铁都监丁文
4.辽代中晚期北京地区汉人流行火葬主要受佛教影响。有辽一代，佛教极其盛行。燕京（今北京地区）佛教为辽五京之首，“僧居佛寺，冠于北方”，成为辽代佛教发展的基地。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中发现的佛教因素亦可看出其火葬习俗深受佛教影响。如大兴区马直温夫妇合葬墓采用真容骨灰葬，这是佛教火化埋葬方式的典型代表。大兴北程庄辽墓部分墓葬顶部为塔形，塔为佛教中的纪念性建筑。石景山区韩佚墓墓室穹顶正中绘莲花，墓壁起券处还有12个砖雕莲瓣影作，莲花作为佛教教义的表征，是佛教装饰艺术的常用题材。丰台区赵德钧夫妇合葬墓中出土铜质迦陵频伽的佛教色彩也很浓厚。海淀区中国工运学院康公墓出土的墓志云：“咸雍七年岁次辛亥当四月丙辰朔八日癸亥逝，往中京大定府镇国寺北街出廓火葬讫，迁神柩来于先祖坟茔……”[17]志文说明康贵死后是依佛礼就近举行仪式火化的。
除受佛教影响外，辽代中晚期北京地区汉人流行火葬还受契丹火葬风俗的影响。据《北史·契丹传》载，契丹人“其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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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天钧：《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2期。
[3]苏天钧：《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3期。
[4]苏天钧：《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
[5]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6]马希桂：《北京先农坛辽墓》，《文物》1977年11期。
[7]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
[8]黄秀纯，傅公钺：《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3期 。
[9]周景城等：《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3期。
[10]刘义全：《门头沟新桥街辽墓》，《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1期。
[11][17]朱志刚：《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墓志》，《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1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1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大兴北程庄墓地》，科学出版社，2010年。
[18]《北史》卷94《契丹》，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8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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