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鸳鸯鸿雁纹银匜与唐代的吉礼

唐代鎏金鸿雁纹银匜唐代银匜

魏秋萍

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千余件文物中，有两件金花银匜十分引人注目。

一件是鎏金鸳鸯鸿雁纹银匜（图一），长6.7厘米的流口（图二）有略呈直角的榫口，与匜体嵌合十分紧密，达到严丝合缝的程度。银匜底部的圈足系单独制作好后再焊接上去。银匜的内壁和外壁都经过反复多次的抛光打磨，加之长期使用所浸润的油气，因此光滑润泽，有如玉般的质感。外壁中央区域装饰一周花纹，花纹分为三组：三组阔叶折枝花与三组成对瑞鸟相间排列（图三），三组阔叶折枝花造型各异，三组成双的瑞鸟也各不相同，有并肩伫立的鸳鸯，有回眸对视的鸿雁，有低头衔枝的雀鸟（图四、五、六），形成节奏上的相互呼应，但又在同一性中有些许变化；装饰风格上与繁复细密的满地装迥然相异，简洁醒目且趋于写实，加之减地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得纹样凸起富有浮雕感，再经鎏金处理就更加熠熠生辉。在银匜的内底残存有墨书的“口两”（图七），第一个字已被磨损掉，似为“廿”。若是“廿两”，则折合下来一两重40.3克。

另一件是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匜（图八），外壁中央区域装饰一周鸿雁衔绶带和折枝花纹，内底部有墨书“廿一两”三字（图九），折合下来一两重41.19克，均在唐代衡制范围内。

这两件银匜造型、工艺及装饰风格一致，从规格、体量及制作的精美程度来看，应是实用器。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皿多是唐代皇家用物，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那么，作为皇家器物的银匜，究竟是作何用的？它在唐代皇家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匜是一种盛水器，《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早在西周时期，青铜制作的匜就已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当时王室贵族有“奉匜沃盥”之礼，《周礼·春官·郁人》记载：“凡裸事沃盥。”孙诒让正义注解：“沃盥者，谓行礼时必澡手，使人奉匜盛水以浇沃之，而下以槃承其弃水也。”《礼记·内则》中也有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沃”是自上浇下的意思，“盥”指洗手，沃盥所使用的器物，一个是注水的匜，一个是接水的盘，使用时，以匜盛上清水，由一位侍者手执匜从上向下慢慢浇水，贵族双手仰掌受沃，另一位侍者用盘在手下面承接弃水，洗完之后，侍者递上巾擦手，称此为“沃盥”。裸（音guan），是古代帝王以酒祭奠祖先或赐酒给宾客饮用的一种仪式，“裸事”时必须要“沃盟”，也就是在祭祀、宴请以及婚礼等重要典礼上，都要行“奉匜沃盥”之礼，恭恭敬敬地洗手洁面，以示虔诚与敬畏。《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讲述了一则“奉匜沃盥”的故事：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娶了秦穆公之女，新婚之夜，陪嫁而来的怀赢向重耳行“奉匜沃盥”之礼，重耳未等“盥卒授巾”，就自行甩掉手上的水，当即就被视作轻视、冒犯秦国的严重失礼行为，引发怀赢的强烈谴责。今天的人们，似乎对沐浴、盥洗之词的使用没有了讲究，但在古代它们却是有着不同含义的，东汉王充《论衡·讥日篇》中这样解释：“沐去首垢，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细细想来，沐浴盥洗的组词还能看出当初意义上的区别。

西周早期，匜一般与盘配套使用，西周后期匜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只与盘配套使用，也可与鉴、缶、洗配套。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匜，虽造型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为青铜匜。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的匜，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楚王”银匜和“越陵夫人”银匜，作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器物，向我们揭示出银匝在使用上的一些变化。

192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农民在田里耕作时，从一古墓中挖出了一批青铜器；1938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李品仙驻寿县所部又在此地挖掘，获取了一批青铜礼器和银器。有学者对出土器物上的铭文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一座战国时期楚国大墓，墓主可能是楚幽王。楚幽王临死前，意识到楚国灭亡大势已定，便将祖传的宝器带进了自己的坟墓，其中有一件银匜，在流的下面刻有“楚王室客为之”六字，在外底处刻有“室客十”三字，从铭文内容可知，这件银匜是楚王招待宾客时使用的礼器。1992年，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座战国晚期齐国墓葬，出土的近300件器物中有银匜和银盘，规格大、制作精，无疑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银匜流下外腹壁处刻有“越陵夫人”四字，为人们判断银匜主人提供了线索。《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妃日后，诸侯曰夫人”，这座墓中同时还出土了一枚印文为“音子”的私印，可知墓主是战国晚期齐国一位名叫“音子”的诸侯夫人，银匜是这位夫人的专用器，与直径37厘米的银盘一起配套用于盥洗。银匜上刻上使用者的名字，说明战国时期，高级贵族盥洗使用的银匜已经开始固定化、专一化。汉代，匜和盘仍然是皇宫或王宫中盥洗用的器皿。江苏盱眙大云山第一代江都王刘非陵，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位于陵墓回廊下层的随葬品按功能分区放置，南回廊下层西部为洗浴用品区，出土时，银盘和铁炉、浮石及雁足灯、五枝灯等灯具放在一起，银盘上面刻有“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清楚地说明其用途及使用者。河北鹿泉西汉常山王刘舜墓出土的铜匜上刻有“常山”二字，同时出土的银盘上刻有西汉郡国王宫官职“五官”铭文。诸侯王日常生活极其讲究，王宫中洗浴用器匜和盘都标明使用者，如同今天的洗脸盆一样，专人专用，又有专人管理，延续的是战国时期匜盘注明使用者的传统。只是战国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奉匜沃盥”之礼也渐渐废除，匜和盘也仅仅作为实用器而非礼器。

那么，“奉匜沃盥”之礼仪到战国以后果真消失了吗？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将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银厘以及同时出土的大银盘与唐代礼仪制度联系起来看，发现“奉叵沃盥”之礼在唐代仍有“孑遗”，它与唐代“五礼”之中的吉礼有关。唐代，国家礼仪有吉、宾、军、嘉、凶“五礼”，吉礼位居“五礼”之首，是祭祀之礼。“五礼”起于西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郑玄注曰：“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礼者，谓祀之、祭之、享之礼，吉礼是也。”可知《周礼》最早将“五礼”定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并明确规定吉礼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类，每类下又细分为若干类，涵盖了天上、人间各方神灵鬼怪。古人通过祭祀以求吉祥，故称吉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吉礼又主祭祀，因而将其列在首位。（《周礼》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仪典章制度的基础，经过汉代的巩固和强化，以后历代修订礼典，均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唐代的“五礼”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初唐时期，制订过“贞观礼”和“显庆礼”，唐玄宗开元年间，在“贞观礼”和“显庆礼”的基础上，由萧嵩、王仲邱等人主持，编撰了150卷的《大唐开元礼》，依吉、宾、军、嘉、凶“五礼”的次序，详尽而完备地记载了盛唐时期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分量之重，结构之缜密，叙述之精详，为前所未有，不仅成为后世国家礼仪制度依据的典范，也对东亚、东南亚汉字文化圈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唐开元礼》中吉礼占据首要位置，一年四季当中，吉礼涉及的祭祀仪礼多达55个，《通典·礼典·吉礼》详细记述了吉礼祭天、祀地、祭人鬼各种礼仪的具体内容。唐代，除了沿袭前代的天神、人鬼、地祗三类，还增加了释奠先圣先师这一类，《唐六典·礼部·祠部郎中》“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日祀天神，二日祭地祗，三日享人鬼，四日释奠于先圣先师。”根据《新唐书·礼乐志一》记载，吉礼的祭祀又分大祀、中祀、小祀三种，祭祀之礼仪有卜日、斋戒、陈设、省牲器、奠玉帛（宗庙日晨裸）、进熟（宗庙日馈食）六个环节，每个环节大祀、中祀、小祀都有所不同，祭天、地、宗庙、五帝属大祀。在大祀祭宗庙时，有一整套非常繁琐、复杂的仪式，当天天未亮时，各方官员就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展裸”，太庙令、良醢令、太官令等摆放好祭祀用的各种器物及食物，奉礼郎、通事合人等引导安排各就其位，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太常卿引领皇帝至宗庙门外，殿中监进镇珪，皇帝手执镇珪，在众官员的陪同下，至祖宗牌位前一一行拜，经协律郎举麾、鼓祝、乐舞演奏之后，皇帝再拜，众官员皆再拜，最后“皇帝诣晷洗，侍中跪取匜，兴，沃水。又跪取盘，兴，承水。皇帝搢珪，盥手。黄门侍郎跪取巾于篚；兴，以悦受巾，跪奠于篚”。侍中是门下省正二品的高官，宗庙祭奠时，由侍中按照礼仪具体规定伺侯皇帝用匜和盘洁净双手，《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门下省侍中职责之一就是“皇帝斋，则请就斋室；将奠，则奉玉、币；盥，则奉匜、取盘，酌罍水，赞洗。黄门侍郎跪取巾于篚；兴，以帨受巾，跪奠于篚”。唐代，皇后每年春季要祭祀“先蚕”，在进先蚕氏神座行拜前，“皇后诣罍洗，尚仪跪取匜，兴，沃水；司言跪取盘，兴，承水。皇后盥。司言跪取巾于篚，进以悦，受巾，跪奠于篚”。皇帝在太庙祭祀祖宗即举行祭宗庙大祀，皇后在春季祭祀先蚕，都是非常隆重圣洁的礼仪，因此必须洁净双手，以示虔诚和敬重，以匜沃水、用盘承水、以巾拭手，很明显这一套礼仪沿袭的正是西周时期的“奉匜沃盥”之礼。何家村唐代窖藏不仅出土了形体大且制作精美的鎏金刻花银匜，同时出土的还有与其相配套的口径将近30厘米的大银盘（图十），应该就是唐代吉礼举行祭祀行“奉匜沃盥”之礼时使用的礼器，使用完毕后称重标注入藏皇宫。西周时期形成的这种贵族礼仪一直保留到唐代，既可见周礼影响之深远，也可知唐代对传统礼制的继承。虽然这样的皇宫礼仪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文献中记载的繁文缛节又晦涩深奥，但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却向我们证实了这种礼仪的存在，帮助我们了解唐代皇室祭祀活动的一些细节。

银匝外壁装饰的鸳鸯、鸿雁、绶带，都是唐代常见的祥瑞纹样，鸿雁鸳鸯象征着相依不离、四时有序、和谐美好，绶带象征着国运长久人长寿，装饰在皇室大祀宗庙时使用的礼器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