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清代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的礼品

...《雪域珍宝----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精粹》首发仪式在京举...

辛宇玲

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的礼品主要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和雍和宫。礼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仅民族文化官就珍藏有各类礼品800余件（套），其中清代礼品有40余件，它们既有反映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博大精深的宗教器物，也有反映雪域高原丰富物产和人民勤劳智慧的生产生活用品。今天，这些礼品已成为见证历史的文物精品。

藏传佛教兴起于公元10世纪。在我国主要流传于藏、蒙古、门巴、裕固、土、纳西、普米等民族地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经历代中央政府册封，确立其在政治、宗教中的地位。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公元15世纪格鲁派形成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成为藏传佛教中实力最强的教派。达赖、班禅世代以活佛转世传承延续，形成了格鲁派中两大活佛系统。“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达赖喇嘛”意为“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在藏传佛教界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为梵文“班智达”（学者）的略称，“禅”，藏语意为“大”，“班禅”即大学者之意。“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在藏传佛教界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转世。清统一全国后，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于顺治九年（1652年）进京朝觐，次年返藏途中，清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金册、金印现藏西藏拉萨罗布林卡）。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被康熙帝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亦赐金册、金印（现藏西藏扎什伦布寺）。自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立了达赖、班禅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地位，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为体现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清除在确认活佛转世灵童上的种种弊端，特别创立“金瓶掣签”制度，特颁赐金瓶二尊于拉萨大昭寺（后移布达拉宫）和北京雍和宫。规定凡西藏、蒙古大活佛圆寂后对寻访到的若干候选灵童，要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和僧众面前举行掣签仪式，从中选定一名作为转世灵童，再经巾央政府审查批准后，依宗教仪轨举行坐床典礼，这一制度颁行后成为沿用至今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并受到了广大僧俗群众的拥护。

达赖和班禅活佛的转世是中央政府册封和认定。作为地方领袖，为了表示埘清代皇帝的恭顺臣服，他们每年都按例向皇帝上书请安谢恩，汇报自己的从政从教及执行中央政令的情况，并沿袭元、明两朝的做法，派遣使团向皇帝进贡。清初期，这种进责的次数并无定制，直到清雍正初年方‘规定达赖、班禅分两班隔年轮流遣使进贡，后又改为各隔两年派使进贡一次。遇有朝廷庆典、皇帝万寿等节口，还要特别呈进丹书克贺礼。他们以敬献礼品的方式来增进西藏上层人上与皇帝的感情和对国家的认同感，密切了君臣关系。

西藏宗教领袖们所进贡物皆为当地土特产，有五色哈达、银曼达、七珍八宝、八吉祥、佛像、金字经、银塔、银轮、杵、瓶、红花诸物。贡使堪布亦附贡哈达、铜佛、数珠、红花、藏香、氆氇等物。

银茶壶（图一）是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敬献清朝政府和顺治皇帝的众多礼品的代表，银茶壶的盖、颈、嘴、把等处镶镀金镂花图案，是西藏高僧的生活用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西藏琼结人。1622年经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却吉坚参主持，确认为转世灵童。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京朝觐，受到清世祖的隆重接待。次年，清廷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1682年圆寂。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足西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藏传佛教领袖和政治家。他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马年（清乾隆三年，1738年）出生在襄地扎西孜地方，清乾隆六年（1741年）入扎什伦布寺出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受赐了金册和金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章嘉国师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希望朝觐皇帝。乾隆皇帝认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跋涉万里，为他的七旬万寿节祝寿，是清王朝“吉祥盛世”的象征。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驻藏大臣留保住通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谕旨允准他由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谢恩进佛”。而乾隆皇帝不惜动用朝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到来做了周密的迎接工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率领三大寺堪布及僧职人员百余人开始离藏赴承德。当时，护送的僧俗官员和马队多达两千人，盛况空前。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成为第一个到祖国内地的班禅喇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一行到达承德，在皇六子永珞和章嘉国师、尚书永贵的陪同下至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朝觐乾隆。乾隆离开宝座亲手扶起，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远叨圣恩，一路平安。”乾隆与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日常对话完全使用藏语，如谈及经文典籍，由章嘉国师翻译。就乾隆帝使用藏语这一点，使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倍加感激和崇拜不尽。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承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乾隆为他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了四次大型的野宴，期间还有相扑、杂技、赛马、什榜（音乐舞蹈）等活动，并在东宫的清音官（大戏楼）连续演戏至十日。八月二十五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离热河经古北口至北京，先后在圆明园、白塔寺、紫禁城的中正殿、宁寿官等处，会晤讲经、拈香熬茶、开光诵经、授戒摩顶等。然而，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黄寺因患“天花”治疗无效而圆寂，其遗体置于由乾隆皇帝御赐的用7000两黄金制造的天降金塔里，次年二月，灵塔运往西藏扎什伦布寺。为了纪念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乾隆皇帝特命在班禅生前住过的黄寺西侧，建立了一座宏伟的清净化城塔，俗称西黄寺。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觐见的背景是清王朝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其朝觐巩固和提升了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地位和威望，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联系，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汉、藏、满、蒙古族之间的团结和谐，功德圆满，泽被千秋。他分别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多次向乾隆皇帝呈进礼品，包括宗教用品、地方特产和生活用具，如佛像、念珠、哈达、曼扎、唐卡、佛经、藏香、藏药等。

其中民族文化官博物馆珍藏的几件嘎布拉鼓和嘎布拉碗尤显璀灿华丽，十分珍贵。“嘎布拉”亦称“尕巴拉”，藏语音译，为人头骨之意。在修密宗的最高密法无上瑜伽密，举行灌顶仪式时，用于盛酒等。关于嘎巴拉碗的起源，文献记载相当稀少。通常情况下可以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中的这样一段文字视作为其出现的主要线索：“我闻在昔，佛月光明，以头施檀，普渡众生，左旖檀涂，右利刀割，于此二人，不分别拔。五印三藏，古德多有，用是义例，白施其首。十方十色，一以化之，同凡悲抑，共圣慈悲。是真供养，无供养者，作赞饶舌，波罗般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月光明佛悲悯苍生，为了普度众生，最后连自己的头颅都施舍出去了。于是，印度、藏地的高僧大师们都纷纷沿用此例，死后将自己的头颅施舍出去，作为宗教仪式上的法器以使用。

敬献清乾隆皇帝的嘎布拉法鼓（图二）。此鼓的鼓腔以人头盖骨制成，鼓箍为银质镂花，其上嵌镶大宝石9颗，小宝石26颗，下坠l颗大蜜蜡珠和1个三角形镂花镶宝石金质装饰品。装饰品下，坠有10股金丝编吉祥结穗。在装鼓的包锦彩漆木盒盖里贴着锦签，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着“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恭进”。骨质嘎布拉法鼓（图三）亦是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益希敬献清乾隆皇帝礼品。鼓身为人头盖骨，鼓箍为银质镂花镶宝石，鼓身镶有5朵花、24颗小绿松石，下坠一颗蜜蜡珠。另件象牙制嘎布拉扎穆鲁法鼓（图四）同样是清朝乾隆年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益希敬献乾隆皇帝礼品。鼓身为象牙制，鼓箍为金质镂花镶绿松石，下坠有一个金质三角形镂花镶宝石装饰品，其下坠有10条彩色丝带，每条缀一颗宝石。嘎布拉碗（图五）由镀金压花长方形银底座、三角形底镀金压花银碗托、镶金边银衬里人头盖骨碗和镀金压花镶绿松石银碗盖四部分组成。碗底座上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着“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进”。碗内刻梵文六字真言。碗盖上镂花，镶绿松石26颗，碗上镶绿松石花6朵，三角形座上镶绿松石36颗。此嘎布拉碗做工精细，为清代珍贵贡品代表着乾隆时期西藏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准。

五股佛像柄铜铃和双头五股金钢杵（图六）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益希所用铃杵。柄上端为五股月牙形，中间为一尊半身佛像。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杵象征着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断除各种烦恼、摧毁障碍修道的恶魔，为密教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道之法器。

镀珐琅铁钵（图七），钵又称钵盂、应法器、应量器等，是僧人随身携带的吃饭食器。此钵采用珐琅工艺所造，即以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多种矿物质和金属氧化物为原料，经焙烧磨碎粉状彩料后，填嵌或绘制于金属表面上。此工艺最初在唐宋时期由阿拉伯国家传人中国，在清朝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康熙时期的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

八世达赖喇嘛和七世、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给清廷敬献的礼品也是精美绝伦，是佛教艺术品中的经典之作。八世达赖喇嘛·绛贝嘉措（17581804年），后藏托布加（今西藏南木林）人。廓尔喀事件后，与清军统帅福康安共同拟定《藏内善后章程》并颁布施行。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尼玛（1782-1853年），后藏吉雄人（今西藏仁布境内）。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被迎入扎什伦布寺，1844年至1845年，代理摄政职务，1853年圆寂。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1855-1882年），后藏托布加卡人。1857年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认定其为八世班禅，取法名为曲结扎巴丹白旺秋贝桑布，简称丹白旺修，28岁时恻寂于后藏托布加谿卡。

八世达赖喇嘛·绛贝嘉措敬献清乾隆皇帝的嘎布拉法鼓（图八），鼓腔以人头盖骨制成，鼓箍为银质镀金镂花，镶3朵绿松石花，并镶有39颗绿松石。下坠1颗大蜜蜡珠和1个葫芦形织锦装饰品上缀米粒珍珠。装饰品下有2颗红珊瑚珠和5条彩色飘带。此法鼓上系黄签，写有：“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收达赖喇嘛进嘎巴拉鼓一件，银镀金嵌松石腰箍、珊瑚珠二个、密蜡结子一个、子飘带五条，锦套”。

清朝同治元年（1861年）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敬献清政府双头五股镀金银金刚杵（图九）。金刚杵，梵名“Vajra”，藏语称“多吉”，原为古代印度之武器。由于质地坚固，能击破各种物质故称。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杵象征着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断除各种烦恼、摧毁障碍修道的恶魔，为密教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道之法器。

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尼玛敬献清政府双头五股镀金银金刚杵（图十）。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敬献同治皇帝镀金镂花银曼达（图十一）。曼达又名曼陀罗，梵文Mandala的音译。曼达分内供曼达、外供曼达、神供曼达和真如曼达四种。藏传佛教供器，即以世间一切珍宝，包括日月四大洲，结成坛城，用以供养诸佛，是须弥山的象征。此曼达四周有镀金镂花和梵文咒语。

此外，九世班禅·却吉尼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敬献清朝政府的礼品，也很丰富。十三世达赖喇土登嘉措（1876-1933年），西藏拉萨人，1877年被选为转世灵童，1895年亲政，总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世寿58岁，1933年12月被国民政府追封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西藏塔布人。1937年12月1日圆寂。12月23日，国民政府追封其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

礼品中以“宝瓶”、银曼扎和银法轮最具特色。“宝瓶”，藏语称“奔巴”，形状呈瓶形。藏传佛教用它表示聚满千万甘露，包罗善业，满足愿望。既是净瓶，也是藏传佛教密宗修法灌顶时的法器之一。僧人除了在念经诵咒或灌顶等宗教活动中使用外，也用来为神像沐浴或为人沐浴时盛圣水。寺院中的宝瓶内，常装有净水，象征甘露，瓶口插有孔雀翎或如意树，象征吉祥清净和财运，即福智圆满，具空无漏。有的宝瓶还供放在寺院等建筑物的屋顶和屋脊之上，起装饰作用。

银宝瓶（图十二），宗教用品，是喇嘛给信徒灌顶时用的法器。此瓶底座和瓶盖上镀金，瓶盖上镶4颗绿松石。瓶盖中心附一件银筒，直径3.5、长24.8厘米，使用时里而插孔雀翎，瓶身套布套，瓶内盛净水。这件银瓶系有黄签，上写：“前藏达赖喇嘛呈进丹书克贡物。银瓶一个，镶嵌松石，连缎套。”

银曼扎（图十三），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敬献的祝寿礼品。呈圆盘形，用纯白银打造而成，顶部光洁发亮，四周压铸有吉祥花纹图案。此坛城系有黄签，卜写：“班禅额尔德尼恭祝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口口几万寿呈进银曼达一个，拴五色哈达。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收首领郭双喜交。”

银质法轮（图十四）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敬献清朝中央政府礼品。法轮，梵文Dharcakra的意译，藏传佛教法器。其寓意一是说佛法能摧破众生烦恼邪恶，如转轮王转动“轮宝”摧破山岳岩石一样；二是表示佛之说法，如车轮辗转不停。也常用于寺庙、宫殿屋脊或牌坊上作装饰品，左右分别应有牝牡祥麟各一个，称为祥麟法轮。此法轮工艺精湛，底坐上端和法轮中部为压花镀金，两面中心镶红、蓝、绿三颗宝石，并镶有一圈绿松石，两面共32颗。土登嘉措敬献清朝中央政府的银酥油灯（图十五），为供佛器物，灯的底座外圈及灯口边沿均镶有镀金雕饰。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敬献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礼物工艺精湛，寓意深刻，是反映两藏和清朝中央政府关系的宝贵实物资料，是具有极高艺术鉴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