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成船山从祀并任学社社长的赵启霖_健康_观点_

太古遗音船山独幽端午琴会在船山学社旧址举行

王兴国

摘要：

赵启霖任御史时以参劾庆亲王父子而闻名，同时在奏疏中强调向西方学习时要注意保留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他奏请三大儒从祀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将三人“打包”上奏；二是针锋相对驳斥了各种反对从祀的理由；他在民国年间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工作走向正常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赵启霖；御史；三大儒从祀；船山学社；社长

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湘潭县人。他对船山学的贡献，主要是在晚清向朝廷奏请王船山等人从祀孔庙，并获得批准；进入民国后，他又曾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

一

赵氏早慧好学，8岁时就开始读《詩经》《尚书》《易经》《礼记》等典籍，14岁前通读了十三经。同治十三年（1874）不满16岁中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26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殿试为二甲第五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赵启霖自22岁开始教书，大半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他历任麻阳、武陵、澧州训导。成进士后，先后出任永州濂溪书院、苹洲书院主讲。光绪三十年（1904），被任命为甲辰科会试同考官，同年10月出任湘省学堂监督，并教授修身课。

1906年正月赴京考御史，记名，补河南道监察御史。十月补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十二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至1907年四月初五日奉旨革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上疏11道，内容涉及到吏治、教育、练兵、禁毒、从祀等方面。综观这些奏疏，反映了两个显明的动向：

其一，读经和练兵等奏疏标志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向西方学习时要保留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要适合中国的情势。赵氏任御史时，1901年开始实施的清末新政已经进行了五年。这次向西方学习与前此之洋务运动不同，前者主要是从科学技术方面学习，这次则主要是从政治文化方面学习。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表明西方科学技术这个“用”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个“体”之间矛盾还不太尖锐的话，那么随着政治、文化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深入，如何保留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及如何适应中国的国情的问题，便日益显得突出。例如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西方式学校的设立，如何继续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就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为此，当时的学部规定了“中小学堂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可是这一规定在执行时“有名无实，虽列其目，视为具文”，于是赵启霖向朝廷上了一道《请令各学堂注重读经折》。他说：“诚以中国之经书，为立国之根本，学堂不读经，微特圣贤义理之训日就湮废，即中国数千年所以立国者将摧败弛坠，不足以自存。”尽管经书并不等于传统文化，但在当时学校制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传统文化的概念也还未为人所认识，所以坚持读经，便是在当时条件下坚持维护传统文化的一种手段。针对当时有人认为“经书古奥，非儿童所能领悟”，赵氏指出：“不知中小学所谓读经、讲经，以浅近平实、切于日用者为主，但指授大略，原不骤语以高深。”针对有人说“既有修身伦理教科书，何必读经”，赵氏指出：“不知读经非别立一科，则人不知圣教之尊崇，国粹之重要，安可弁髦视之乎！从前科举时代，人人读经，虽于经义未能讲求，于经训未能体会，然束发受书，以后即闻孝弟忠信之说，仁义道德之言，其所以范围裨益于无形者，要自有在，所以世风虽下，犹不敢溃维决藩，甘冒不韪之名。”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读经与坚持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谈到练兵必须注重实效时，赵氏指出：“窃维近来言变法者，专务师外人之长，而不细按中国情势，以求实济，以致效未收而弊大著。各项新政皆然，而军政尤其一大端也。”赵氏说，近年更改营制，创练新军，其所以为自强计者，非不苦心擘画。可是效果如何呢？甲午年（1894）春天，北洋海军会操，军容之盛，中外称颂，可是当中日交战之时，即望风溃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中国海军的一败涂地。其后清廷直接掌握的拱卫京畿的武装部队武卫军也颇具规模，但当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全不得力。又如湖南新练的常备军，行数十里已甚疲乏，以至纷纷乘坐肩舆，雇人负枪。由此，赵氏得出结论：“则知兵者不难于平时之外观，而难于决战时之可恃也。……臣愚以为演习枪炮，娴熟阵式，练胆练心之操法，为战为守之机宜。中国向来治兵者固皆致力于此，但使切实整理，虽形式稍从简朴，不害为制胜之师。”②这里赵氏有过于强调旧式军队作用的倾向，但是其反对军事上的形式主义，主张继承传统的练兵方法长处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

其二，赵启霖对庆亲王奕劻父子的参劾，标志着以御史为代表的晚清参政阶层势力的滋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清末政治版块中有当政阶层、民间及参政阶层，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以御史、史官、给事中等为主体的参政阶层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群体，许多重大事件的走向因之而改变。与过去相比，他们的群体意识不断强化，并在1907年赵启霖弹劾奕劻案及1910年江春霖弹劾奕劻案这两大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③清皇族庆亲王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管陆军部，其子载振为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父子沆瀣一气，卖官受贿，贪污腐化，劣迹昭著。有个专事钻营、趋炎附势之徒，叫段芝桂，先用重金买得歌妓杨翠喜献与载振，接着又以厚礼送给奕劻，终于爬上了黑龙江署理巡抚的宝座。赵启霖对此义愤填膺，向朝廷上了《劾署抚段芝桂及庆亲王父子折》，指出：“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奕劻、载振“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④慈禧太后遂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并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而以程德全暂行署理。

载沣、孙家鼐复命查无实据。5月16日，清廷上谕：“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此谕一下，舆论哗然。一方面是社会舆论哗然。一时间，朝野纷纷致书前来慰问，报刊也发表不少奖誉的评论。上海《申报》除发表评论外，还附题为《打虎》的漫画一幅，上书“不畏强梁”四个大字。另一方面，则是众多御史的群体抗争。掌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都察院左都御史陆宝忠、掌辽沈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均上书，或对杨翠喜一案提出六大疑问，或为赵启霖求情，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赵启霖自己在《瀞园自述》中说：“言官纠参权贵者，久无所闻。予既被遣，一时舆论，群相叹惜。罢官之次日晨起，即有朝官数人至予寓慰藉。自是逐日宾客阗溢，且多平生不曾识面者，兼旬酬酢，应接不暇。”⑤临出北京时，友人或公饯，或赠金，或合影，或赠诗，其中有许多御史，的确反映了御史群体的力量的一种组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御史们的群起抗争下，清廷最终作出让步，于7月16日发布上谕：“已革御史赵启霖，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endprint

二

赵启霖在任御史期间，还办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儒从祀孔庙并获得朝廷批准。自从郭嵩焘在光绪初年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开始，经历了整个光绪朝围绕三大儒从祀案，至此才最终敲定。所以赵启霖功不可没。究其所以奏请成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打包”上奏。在赵启霖以前，郭嵩焘和孔祥霖均曾奏请王夫之的从祀，而陈宝琛则奏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但都没有成功。而赵氏则是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三人捆在一起打包上奏。

光绪二年（1876）八月二十日，刚刚署理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廟。郭氏奏折，按《郭嵩焘奏稿》题为《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的这篇奏折题名为《奏为先儒阐明性理诠释经旨有功来学应请饬部会同核议从祀文庙折》⑥。郭嵩焘指出，王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其多种著作被“采入四库全书，《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上疏未久，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次年，远在伦敦的郭嵩焘风闻礼部议驳，在不满之余，更担心此次驳斥将会给以后的请祀造成障碍，所以又于当年十二月九日从伦敦发出一封奏折，重申王夫之应予从祀的各种理由，并请将王夫之从祀一案饬部存案。这次被驳，背后主其事者是署礼部左侍郎徐桐。所以在第二封奏折中，郭嵩焘直斥徐桐对他个人的偏见是礼部议驳的根本原因：“近闻署礼部左侍郎徐桐以臣出使西洋，为清议所不容，所请应予驳斥，昌言于众。远据曾国藩序文内‘醇驳互见之言议驳。”但此奏被朝廷驳回：“从祀典礼关系极重，部臣议准议驳，自有公论。郭嵩焘因廷臣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辄以私意揣测，疑为故意驳斥，并请饬部存案，语多失当，殊属非是。原折着掷还。”⑦

光绪十年（1884）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陈宝琛称二人兼汉宋之长，开清代朴学之风气，而且讲求实学，将二人崇祀可以砥砺风习，“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原，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这次礼部的奏稿由大学士李鸿章等会衔上奏：“该学政请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之处，拟毋庸议”；不过因为二人“志节皎然，博赡通贯，足为闾党矜式”，所以应准其入祀乡贤祠。⑧

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湖北学政孔祥霖课试两湖书院，在此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向他递送条呈，称王夫之是张载的继承者，“八百余年继横渠者，夫之一人而已”，并请其代为疏奏王夫之从祀孔庙。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初九日，孔祥霖上疏奏请，将王葆心、蒋鑫的原录钞呈，同时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指出曾国藩等湘籍人士在晚清的作为皆是出于船山学问的遗泽，并说“今者海疆有事，异教潜兴，补救之方，惟在培养人才，出膺钜艰”，而“夫之学行，实足上接真传，有资实用”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十一日，大学士李鸿章会同礼部复奏，驳回了孔祥霖的奏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二十八日，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赵氏的这次奏请与前次几次奏请的最大不同，是奏请者立足于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中，明确提出了思想领域所面临的新课题：“窃维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这就是说，随着西学的纷纷传入，一些后生小子，开始非议国学，忘记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欣逢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千载一时，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朝廷的尊孔显然是为了继续坚持其中体西用的一贯方针，但是赵启霖却利用这个机会，从维护国学、不忘本原的高度提出了三大儒从祀的问题。赵氏准确地概括了三大儒的特点：“王夫之于六经皆有纂注，其推勘义理，往往独造精夐，发前贤所未发。”“宗羲学派最为博大，论者谓其融冶诸家……旁推交通，兼综条贯，他儒莫能逮也。顾炎武生平论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谓自一身至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⑩根据《三儒从祀录》的记载，朝廷这次在讨论三大儒从祀的过程中，虽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由于张之洞的支持，使从祀之议最终得以实现。因为张氏是始终其事的最大支持者：他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先是为张亨嘉润色其所拟的复奏，后又强行中止吴国镛所拟反对从祀复奏的会衔，最后又直接向慈禧请命。所以，当时朝野上下也都一致将三儒从祀之功归于张之洞。B11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二日，上谕说：“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

其二，针锋相对。所谓“针锋相对”是指赵启霖在上《请三大儒从祀折》的同时，代都察院写了一份《会议三儒从祀说帖》。这份说帖开始即概括了前述各次奏请过程中，礼部所提出驳议的种种理由：“其时礼部议驳，征引《四库提要》所纠各条，谓夫之所著书纯驳互见，谓宗羲、炎武笃信好古则有余，纯粹以精则不足；又引文宗谕旨‘嗣后从祀者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而谓夫之、宗羲、炎武尚未能及此。”对此，赵启霖逐条进行了驳斥。他说，从古到今，人的品诣，自非圣人，孰能纯全无疵？不同的时代，学术有其特点，汉代以前主要是传授经典，其笺疏或有舛误。宋以后主要是卫道，而各派的宗旨或许有参差之不齐，被后人订正之处比皆是。要而言之，对于那些为大家所公认的大儒，不能以其有一二个小缺点就说他们不能跻身孔庙的两庑之列。而且要看到，《四库提要》所批评的，系就某一作者的某一著作的评价，而不是对其生平的全面评价。就拿历史上已经从祀孔庙的那些儒者来说，他们的著作见于《提要》者，几乎没有不受批评者，但这种批评对被批评者的大体并无伤害，也没有影响他们的从祀。

在谈到文宗谕旨时，赵氏指出，观王夫之《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俟解》等编，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穷精极微，发先儒所未发，其卫道之严，刚毅正大之概，尤足以振起颓俗。“是夫之于‘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二语，实可无愧。”在谈到黄宗羲和顾炎武时，赵氏指出，今观宗羲所著《明儒学案》及所创编《宋元学案》，于数百年道学汇萃昭示源流途径，使学者有所宗仰。炎武所著《日知录》及与友朋论学书牍，奖廉耻，重名教，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是宗羲、炎武于‘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二语，亦可无愧。”endprint

最后赵氏特别指出，“抑更有进者，三儒讨论治理，多及因革损益之故。议者或加疵诋，虑后人援为口实，侈语更张。不知通变宜民之旨，多见于先圣遗经，惟必有三儒之学，有三儒之道，而后可议因革损益。若不稽诸古，不准诸经，不揆诸国俗，徒袭取异邦，轻言更变，则固三儒之所不许。现值群言淆乱之际，尤宜示以准的。今推崇三儒，树之圭臬，俾后人知法可变而不能背厥本源，制可更而不能离夫道揆，其纲维世运，匡正人心，裨益更匪浅鲜。”B12这段话指出了尊祀三大儒的现实意义，在于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必有三儒之学，有三儒之道，而后可议因革损益”。三大儒为当代人树立了“圭臬”，使人们知道“法可变而不能背厥本源，制可更而不能离夫道揆”。

值得注意的是，赵启霖的《请三大儒从祀折》上奏朝廷时，正值1905年清政府于1905年颁布了《会议政务章程》。该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西政体而在体制内所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赵启霖上奏之后，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旋由各部堂官司员等开送说帖26件，其中主张应将三儒一并从祀者21件，未置可否者1件，主驳者4件。例如礼部仪制司郎中吴国镛所拟稿，就拟奏请祀顾炎武、王夫之，而以《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不合君臣大义，主张不应入祀黄宗羲。当这个稿子送到内阁会议的时候，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及送内阁，于大学士、各部尚书、都察院会稿日，吏部尚书陆润庠、邮传部尚书陈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陈名侃已画诺矣，而大学士世续、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后至，出说帖，略谓宗羲《明夷待访录》亦本《孟子》‘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等语，不当黜其从祀而罢。”根据曹元忠的记述，这份对于三儒从祀极为关键的说帖是由张之洞所拟，其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摘取《明夷待访录》中最为反对者诟病的几条，附以《孟子》书中的相似议论，以证黄宗羲并非自出心裁、非圣无法。B13应该说，这些说帖的出现，是晚清制度调整过程中民主议政的一小步，但它却是促成三大儒从祀之议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

三

1932年9月4日，船山学社召开社员大会，选举正副社长。到会社员37人，结果赵启霖以24票当选为社长，陶思曾以18票当选为副社长。赵启霖并未参加此次会议，在此以前他也不是学社社员。这次选举的缘起和经过情形如下：

1931年8月12日，以雷铸寰等19位船山学社社员联名向湖南省政府递交呈文，呈文的提要是：“呈请鉴核准予令行教育厅严令改组船山学社，整理讲学机关，以崇先贤而重文化事。”呈文开始即指出：“吾湘明末先贤衡阳王船山先生，为今代党国所奉民族主义之先声，著书等身，精义不磨。”接着呈文在简要叙述了近代湘籍先贤如何推崇船山的过程，特别是船山学社成立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历程之后，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社舍复旧。初则以彭清藜尸名社长，专办一小学校，敷衍从事，已失设社初旨。款本无多，复闻有添设中学之说，经济状况如何，旨趣如何，旧有社员无与闻者。最可衋伤，则去秋船山先生诞祭亦竟付阙如。同人等曾以质问彭社长，据称年力久衰（彭氏时年82岁），实于社务进行无能为役。号称学社，社于何有，循民〔名〕责实，良可慨然。同人等以为省会为士林风气之源，多一营业学校，于教育文化无何毫发之增；少一讲学机关，于世道人心有凌夷之感。教育当局对于现船山学社办理是否合法，社务校务如何分别，定有权衡。拟请明令责成教育厅派员整理，召集在省全体社员，遵照民二以来刘蔚庐先生设社立案原章，切实改组，以重贤绪，而正学风。”B14这段文字不仅点名道姓地指斥彭清藜，而且语气也十分尖锐。彭氏何许人也？彭清藜（1849—1935），字少湘，长沙县人，光绪九年（1883）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迁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他曾经同情和支持义和团运动，1902年1月13日慈禧太后批谕，将他与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编修王龙文、知府连文冲，均革职永不叙用。民国初他曾受聘长沙隐储女学授课。

查《湖南船山学社大事记》，上述对彭清藜的批评有失实之处。其一，彭氏不是社长，而是董事长。1929年：“是年，恢复了湖南船山学社组织机构，萧仁锋任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彭清藜任董事长兼讲演部和编辑部主任，主讲王船山学说者有彭清藜、曾天阳、任九鹏等。”其二，船山中学早已有之，不是彭清藜要办的。1926年，“是年春，船山学社召开社员会议，公推刘伯远（刘人熙长子）接办湖南船山学社，后改为船山中学。”1927年，“是年，刘伯遠继任船山中学校长。本年只开办船山中学，学社社务活动停止。”其三，1930年，“是年，萧仁锋、傅绍岩先后任船山学社社长，彭清藜继任学社董事长……讲演部主任彭清藜兼，主讲船山学说……编辑部主任彭清藜兼”，自这年5月至11月，每月出版一期《湖南船山杂志》，共出7期，现存3、7两期。B15这些情况说明，彭清藜并不是像“呈文”所说那样老迈昏聩，而是对学社社务出了大力者。不知什么原因，身为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居然批复了这样严重失实的呈文：“呈件均悉。据称船山学社办理不善，准予令行教厅依法改组，仰即知照。”呈文落款的日期是1931年8月12日，何键的批示的日期是1931年8月22日，这说明当时省政府收到此呈文之后，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批复了。11月14日，由国民党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派萧度、傅绍岩、彭兆璜、方克刚、张定、任福黎等6人，于社友中公推与本社有历史关系者周逸、石广权、刘伯远3人，合9人，为筹备员。筹备小组先后召开了17次筹备会，于1932年6月24日成立董事会。在7月1日董事会上，推选胡子清为董事长，萧度为副董事长，又推何键为名誉董事长。9月4日选举正副社长。这便有了赵启霖被选为社长，陶思曾被选为副社长之事。陶思曾（1878—1943），字叔惠，安化县人。他是陶澍的曾孙。十五岁举秀才，悉心经世舆地之学。戊戌变法梁启超讲学长沙时，他从梁氏游，遂醉心时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副榜，旋以官费派赴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民国年间曾长期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endprint

早在船山学社改组选举之前，曾有信邀请住在湘潭乡间的赵启霖参加会议。赵氏于1932年7月2日的复信中表达了对学社的热烈支持：“陆桴亭（世仪）氏云：‘人心为风俗之本，风俗为气运之本。方今国势，危弱至此，从根本上说起，自以矫正人心风俗为先。欲正人心风俗，以倡明孔教为要。船山先生传孔子之道者也。启霖前在谏垣，疏请从祀，原冀以先儒之模范，示后学之师资。无如世变方殷，邪说滋蔓，驯至今日，天时人事，可以凄怆伤心！幸诸君子睹横流之靡届，慨大道之式微，萃集朋簪，提倡学社，卫道即以救国，其所关系不止裨益乡邦。启霖衰朽余生，犬马之齿，七十有四，比来精神异常惫乏，起居动止，恒苦委靡不支，徒怀向往之心，不克追随从事。私衷耿耿，疚歉实深。惟祝诸君子发皇学派，砥柱狂澜，俾三湘群彥咸知以斋为准绳，吾道之光，世道之幸。”赵氏将“卫道”提到“救国”的高度，并将提倡学社作为卫道的重要措施，可见他对办好船山学社的重要意义有着明确的认识。9月4日学社选举赵氏为社长之后立即通知了他本人，赵氏于9月8日立即写信给学社同人：“顷奉公函，猥承推举社长。孱惫之躯，委实未能承乏，非敢推诿，尚希谅原。陶叔惠观察贯通新旧，根柢槃深，且近在省垣，可以随时主持一切，即请任正社长一席，最为适宜。”正在写此信时，赵氏又收到石广权的劝驾信，赵氏在回信中陈述了其年老力衰无能为役的原因：“只以衰病之状难以殚述，偶一动念，即觉精神不支，说话稍多，便觉疲苶已甚，徐行缓步，常不能自持其身，夜间不能成寐，尤以为苦。困惫若此，饰巾待终而已。重负雅命，尚希鉴谅。”收到赵氏的回信之后，学社又派周逸并携带名誉董事长何键、副社长陶思曾的信和社员的一封联名信前往赵家当面敦请。何键在信中说：“砥世教而树人伦，实为当务之急。曩者，邓湘皋（显鹤）、郭筠仙（嵩焘）诸老，皆以年高硕望，秉铎湘垣，建舍刊书，抗怀先哲。今重拾坠绪，端赖高贤，佥仰先生文章气节，炳耀人寰，万乞惠然辱临，为多士式。”陶思曾则在信中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选赵氏为社长的原因：“世叔道德学问，气节文章，海内所钦，夫岂湘省！伏恳仔肩道统，匡济时流，慨任斯席，则莘莘学子，实利赖之。至社内琐屑诸务，侄当与诸先生共体意旨，议而行之，不敢以烦渎长老之胸臆也。”B16在收到上述诸信后，赵启霖曾拟赴长沙一行，但是“近数夜仅能睡一小时，醒后即不能成寐，沔出如渖，昼间精神困惫，较前更甚。似此情形，实难就道”。于是赵氏将学社所寄川资退还，同时寄上用煮捶笺（宣纸的一个品种）书写的对联两副：一录郭嵩焘先年联语，一书船山语录。另外将他当年奏请船山等从祀折稿及所存罗正钧所写的《船山师友记》一并寄给学社B17，以此表达他对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赵氏任社长两年之后的1934年秋天，又逢船山诞辰纪念日，何键及学社同人又邀请赵氏到长沙主持祭祀。但是由于行期迫促，及赵氏身体不好的原因而作罢。就在祭祀之时，学社进行换届选举，赵启霖再次被选为社长。到1935年11月24日逝世，赵氏担任了3年多船山学社社长，但一直未能到任。

在赵氏任社长的3年期间，他本人虽然未曾参与学社具体事务的管理，但在他的支持下，学社日常工作开展比较正常。正如学社同人在致赵启霖的信中所说：“讲演则每周举行一次，学报则按季出刊一册，今夏（1934年）又增设季课，多士沨沨有兴，志在世道人心，未敢稍有背越。只以经费有限，骤难美满进行。然黾勉同心，幸获多助，则皆仰凭声望有以致之也。”B18这最后一句话也并非客套。有一个学识渊博、素具威望的长者出任学社社长，的确能给学社增加声望和影响。尽管赵启霖因其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出长社务，但是他有不少诗文在《船山学报》发表。如1932年第1期就曾公开发表了赵启霖的《请三大儒从祀折》。在1934年第4期《船山学报》上发表了赵启霖《夏历九月朔为船山先生诞日学社同人聿修祀典敬赋二律》。诗云：

岳降神如在，天生德不孤。圣门崇两庑，经训冠群儒。声气当时少，风徽旷代无。斯文将丧候，一为扫榛芜。

薇蕨仍清奠，蘩总至诚。江山无代谢，笾豆想神明。岂但遗书护，还应大道宏。高秋天气肃，遥闻九歌声。B19

赵启霖逝世后，湖南省政府派湘潭县县长刘绍诚致祭，并赙赠治丧费500金。省政府和省建设厅、教育厅都赠有挽联。省政府的挽联是：

铁面冰心，世德远追赵清献（抃）；

星晨硕果，孤忠再见王船山。

郑家溉的挽联则说：

尚论契先贤，以明末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三遗老之学行俱优，特請从祀圣祠，不数年间，竟与三遗老同悲国变；

敢言留直道，较清季胡潄唐江杏村赵竹垣诸御史而声名独著，今忽考终故里，在九泉下，应偕诸御史痛话时艰。B20

胡潄唐即胡思敬（1869—1922），江西宜丰人；江杏村即江书霖（1855—1918），福建莆田人；赵竹垣即赵炳麟（1876—1927），广西全州人。他们都在赵启霖同时或先后任御史。这两副挽联将赵氏一生办的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即参劾奕劻父子和奏请三大儒从祀生动地反映了出来。

【注释】

①②④⑤⑩

B12B14B15B16B17B18B19B20赵启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