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据川”到“屠蜀”

从 据川 到 屠蜀-民间学者郑光路再抛 张献忠屠川 论据 张献忠把成都杀成了野...

袁庭栋

1640年，由于张献忠占领了湖广、江西，对明王朝“江南财赋之地”的命根子是极为严重的威胁。甚至，南京也是满城风雨，朝不保夕。所以明中央连忙调兵遣将，保卫南京。特别命令明军主力左良玉马上集合队伍从武昌出击，南攻张献忠，还令湖广巡抚王扬基尽一切力量配合左良玉行动。

据蜀固本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左良玉率同农民军叛徒马进忠开始行动，逐步向南推进。在这种情況下，张献忠要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是不太容易的。汪兆龄建议说：“江南未可图也。若欲改号正位，养威蓄锐，莫如秦、蜀。然欲取秦，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又考虑到四川地势易守难攻，腹地广衍，明军力量又极为薄弱，因而采纳了汪兆龄的建议，决计离楚入蜀。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击败左良玉军，率部队60万人从岳州（今岳阳）渡过长江西进，直指川东门户夔州（今奉节）。十七年正月，张献忠兵行无阻地进入四川。四月，春江水发，大军置横阵四十里，江中行巨舟，舟中悬大黄旗，上书“澄清川狱”四字，沿江而上，所向披靡。六月二十日，攻克重庆。八月九日，攻克成都。占领成都之后，张献忠即派兵四出，攻取四川各州县。最终，在本年中，除遵义一郡和边区少数民族部分地区之外，张献忠农民军暂时控制全川。与张献忠进军四川的同时，李自成农民军在本年三月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两百多年的政权，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而亡。

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部下劝进之下，继过去在舒城、黄州、武昌、长沙等地“僣号”、“改元”、“称王”、建立行政机构的基础上，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献忠称大西王（或作秦王），以成都为西京，原蜀王府为西王府。

在建立中央政府后，张献忠逐渐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这样，继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后，在摧毁了明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短暂的农民政权。大西政权的中央政府是仿照明朝中央政府的机构建立起来的，设有内阁、六部、御史等部门。张献忠任命崇祯十四年加入农民军的桐城诸生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入川后的投降进士严锡命为内阁学士、右丞相，一般政事皆决于汪兆龄。

当时，为了满足建国后对文职官员的急需，曾在成都两次开科取士，仍循明制。虽然建制改元、立国称王，但张献忠对于原来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礼仪制度是鄙弃不用的。一切礼仪从简，各种诏书、公文皆用口语。

在成都，张献忠采取了较多的措施来维持社会冶安。但是，从整个四川来看情况就复杂多了。大西军所能控制的主要是川西地区，其他地方并不安定，各地的明军余部和地主武装并未肃清，他们不时起兵反抗大西军，所以战斗一直未能停息。

自从张献忠入川建国，坐守成都之后，一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困于川西一隅，必须分兵数路防守，十分被动；因而数次决战失利。过去那种叱咤风云、积极主动的锐气不复存在了，逐步处于被动的劣势。对于长期流动作战的大西军来说，只有摆脱目前困守川西的被动地位，离开成都，打破包围，向敌人力量空虚地区进攻，才能挽回颓势，取得新的胜利。最终，在建设根据地和走上征途二者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顺治三年（1646）春天，大西军坐困川西，张献忠召集众将策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时，提出了北上抗清，进攻陕西的计划。出发之前，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对后事也作了安排。

屠川名不副实

长期以来，“张献忠屠四川”的种种记载和传说在各地流传。在不少史籍中，张献忠被描绘成一个有声有色的杀人魔王，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甚至自己的兵将妻妾，都是要屠戮殆尽的。种种污蔑、丑化之辞，真是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大西军在明末这样的残酷、激烈、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中必然要使用暴力。但是，张献忠作为大西军的统帅，是绝不会、事实上也绝不是胡乱杀人的。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军，从凤阳分兵时的几万人到入川建国时已发展到大约60万人之众，就是入川之后“应募入伍者，尚不下数万”。大西军经常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欢迎，甚至明朝的统治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喜于从贼”的。这些事实，表明大西军是有着良好军纪的。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减少，是多方原因造成的，绝不应当由张献忠来负主要责任。关于这一点，就连清代的统治者也是承认的。清雍正帝曾在一次诏谕中这样说：“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弃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谈。”虽然雍正帝对清军的罪行是避口不谈的，但他确实看到了真正“乘机劫杀”、“杀戮良民”者，不是农民起义军，而是“将介兵丁”和“无赖之徒”。所谓“各村邑无赖之徒”，主要就是各地结寨建堡的地主武装。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明清两代的军队、官吏和地主对四川百姓的迫害和屠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田园荒芜、经济残破、大饥大疫，应该是其主要原因。

（本文节选自《张献忠传论》，作者为著名巴蜀文化学者、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特邀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