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馆藏先秦货币浅析_健康_观点_

安徽博物院开展馆藏古钱币整理与保护工作

王育茜

【摘要】安徽博物院自2015年开始进行铜质钱币的整理工作，梳理出了许多之前未进行详细登记的钱币，其中先秦钱币有近4000枚，以战国铸币为大宗，涉及楚、秦、燕、韩、赵、魏、齐等国货币，包括刀币、布币、圜钱等。文章以楚币为切入口，探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楚国版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安徽境内的经济活动，并联系馆藏文物，探讨楚国对外贸易的情况。

【关键词】先秦货币楚国经济

安徽是中国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之一，安徽使用货币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1957年，寿县西淝河曾发现一个大铜贝，长77毫米，宽62毫米，厚33毫米，重188克。另外，在亳州涡河岸边还发现了10枚骨贝，仿海贝形状，正面打磨平整，刻若干横线，中间一道竖线，背只稍作打磨。安徽博物院馆藏古钱币数量大，年代涵盖广。自2015年8月1日始，根据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要求，我们着手对馆藏铜质钱币进行系统的整理及保护工作。这次的梳理，使得一些钱币被重新整理发现，对馆藏钱币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其中整理了近4000枚先秦货币，以战国铸币为大宗，涉及楚、秦、燕、韩、赵、魏、齐等国货币，包括刀币、布币、圜钱等。

一、楚

楚国作为重要的诸侯国，地域辽阔，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附近）。楚国远离中原地区，货币制度同经济文化自成体系。楚国主要流通蚁鼻钱及平首布等铜铸币以及黄金白银等称量货币。安徽作为楚国版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出土的楚国铸币数量巨大，馆藏先秦货币以楚国铸币的数量最多。

1.蚁鼻钱

作为贝币的高等级形态，楚国的蚁鼻钱从春秋中晚期铸行至战国末期，是楚国使用时间长、使用广泛、数量众多的钱币种类（见图1）。馆藏蚁鼻钱共3000余枚。根据蚁鼻钱的面文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一为“”字蚁鼻钱。其中字蚁鼻钱最为常见，数量也最多。

2.桡币当釿

战国中晚期，楚国铸行的铜布币的一种，平裆方足平首布（见图2）。其形制与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的布币的形制相似，却也有明显不同，形体较为狭长，应该是在三晋影响下，地方特色的产物，主要流通于楚国北镜。面文“桡比当釿”，有说为“殊布当釿”，说明该钱大约相当于一釿之重。背文“十货”，有说为“十”，说明该钱相当于十枚蚁鼻钱的价值。

二、韩、魏、赵、燕

1.异型平首布

战国早中期铸行于韩国的青铜铸币，通行于三晋、两周地区，面文“金”，是“盧氏金”的省文（见图3）。

2.平阳·宅阳·安阳方足平首布

战国中晚期韩、赵、燕、魏铸行一种方足平首布，流通于三晋、燕。平首内收，平肩，平足，腰部微内收，面背外均有浅廓线，面文“平阳”“宅阳”“安阳”，为地名，两字间有中分线，背置一中分线，两侧各一道斜线（见图4）。

3.安邑釿弧裆方足平首布

战国早中期铸行于魏国的青铜铸币，通行于三晋、两周地区。铲形，平首内收，圆肩，平足。面文为倒书的“安邑釿”，是为“安邑一釿”的省文，背面光素无纹（见图5）。

4.蔺圆足平首布

战国中晚期铸行于赵国，流通于三晋、燕、中山等地的货币。圆首，圆肩，圆足，圆裆，面背皆有周郭，面文为“蔺”，背面有两竖线在布身左右（见图6）。

5.燕明刀

春秋晚期始铸行于燕国的刀币，流通于齐、中山及三晋等地区，根据刀背的形制，可以分为弧背和折背两类。面文为“明”（见图7）。

三、齐

1.齐法化刀币

战国中晚期齐国铸行的青铜刀币，环首刀形，弧背，尖峰。面有深郭，刀面三字，面文为“齐法化”，俗称“三字刀”，“法化”即是指标准的铸币，柄饰两道弦纹；背部浅，柄也饰两道弦纹。幕上有铸“”横，中铸“”纹，下有铸“上”者（见图8）。

2.賹六化、具益四化

战国时期齐国晚期铸行的货币，圆形，方孔，正面有廓，面文“賹四化”或“賹六化”，篆书，对读，素背，无廓（见图9）。

四、周王畿之地

君·商平肩弧足空首布：由原始布演化而来的空首布，在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铸行于王畿之地。此币形制较小，应是战国时期铸造。长銎，平肩，弧足，銎成楔形，有穿孔，面背有三道平行竖纹，面文为“君”或“商”（见图10）。

五、秦

战国秦半两：始铸于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的秦国半两，面文基本上都为大篆体的半两，字形较为随意，或大或小，笔锋有粗有细，无内外郭，且钱币边缘多不磨错，多毛刺（见图11）。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对于秦统一以后通行半两钱，最终确定方孔圆钱的货币体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六、讨论

货币作为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实物证明，为了解安徽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先秦铜质货币近4000枚，流通于战国的货币为多，并且以楚币为大宗。

楚币作为先秦安徽境内最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是支撑安徽先秦时期经济发展的媒介。楚国的货币完整且自成系统，《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从材质上看，楚国货币分金、银、铜三种材质，既有郢爰、金饼等金质的称量货币，又有蚁鼻钱、殊布当釿、连布等铜质货币。有学者认为，楚国完善的货币制度是以金为主币，铜为辅币[1]。馆藏楚国货币主要分为楚铜币和金币，其中楚国铜币有殊布当釿和蚁鼻钱，蚁鼻钱的数量占楚国铜币总数的90%以上。蚁鼻钱的大量存在与其自身所代表的币值和市场交换中所使用的频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蚁鼻钱是楚国战国时期已知货币体系中的最小单位，所代表的货币价值不高。“黄金以斤、镒为计量单位，每斤为16两，每镒为20两，每两折合蚁鼻钱625枚，每斤折合蚁鼻钱1万枚。布币‘十货值蚁鼻钱十枚，‘连布一枚值蚁鼻钱五枚。”[2]正因为蚁鼻錢的币值小，所以在市场贸易中经常会被使用。先秦时期，安徽境内诸侯方国林立，尤其在春秋时期，江淮地区群舒、钟离、蔡等国，长江以南吴越等国分布南北。在楚国的大举扩张之下，到了战国中晚期，安徽境内已经基本被纳入楚国版图。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将都城迁往安徽寿春，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为秦国所灭为止，寿春作为楚国第四个都城长达约二十年。《史记·货殖列传》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寿春南部的合肥，也成为楚国重要的皮革集散地之一[3]，《史记·货殖列传》载：“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由此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战国时期，安徽境内的物资贸易应当以楚币为媒介，不难推测蚁鼻钱在楚国境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楚国版图辽阔，物产资源丰富，不仅有谷物、食盐、布帛、竹木、漆器、铜器、铁器、牲畜、皮革等日常所需，亦出产珠玑、犀角、象牙、丹砂、黄金等奢侈品[4]。物产的富饶和民众的所需，推动着楚国国内的市场贸易频繁，而繁荣的商贸经济又直接影响着货币流通的速度和数量，存世众多的蚁鼻钱也恰恰印证了楚国国内贸易的繁荣。

国内物产的丰富，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楚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虽然从馆藏先秦货币的来源上看，我们不能确定这些货币全部出土于楚国境内，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贸易交流显然是存在的。楚国从建国之初的“子男之地”发展壮大，其物产的丰富和经济的繁荣成为其强大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市”的出现和形成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场所，而伴随着贸易活动的进一步频繁，自由商人的势力得到快速增长，这些商人中不乏贵族。到了战国时期，经商人数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有鬻盾与矛者”，这些楚国商人的贸易行为显然已经超越国界。对于这些商贸贵族，楚国往往给予了充分的照顾，馆藏的鄂君启金节就是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通行证，分舟节和车节两种，记载了自鄂至郢的水陆贸易交通路线。根据铭文可知，舟节所记载的水路线路涉及汉水、古夏水、青弋江、长江中下游和湘江流域；车节所记载的陆路线路西北线是与秦国的贸易之道，北线是通三晋之道，东北线是通宋、齐、鲁之道，东线则与越人贸易有关[5]，其中“兔禾”“高丘”等均是楚国边境之地。免税的限量是很大的，“屯三舟为一，五十”“车五十乘”，且“岁赢返”。如此优待的条件，便于启的商队开展边境和跨国贸易。当然金节也规定不可运载青铜、皮革、、箭等军用物资。楚国的特产被带到邻近的国家，并交换回楚国需要的“秦篝齐缕”“郑卫妖玩”“晋制犀比”“吴戈”“秦弓”等等。同时，作为岭南、西南地区与中原贸易的中转站，楚国的对外贸易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南海的“羽、齿皮、兽青、丹干”等。不仅如此，考古发现证实，楚国这种贸易活动扩展到了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6]、乌拉干河流域[7]，甚至是东南亚[8]。这些物资的交换，需要等价物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繁多，也都有一定的流通区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黄金易于携带、价值高、便于切割等特殊性质被凸显出来，成为对外贸易交换中的首选[9]。楚国金币出土范围较为广泛，地点涉及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湖南、浙江和江苏等地。由此可见，楚国金币的流通范围已经超过了楚国全境，远至其他国家，说明当时楚国金币可能已经作为物资交换的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同时，这也印证了楚国贸易活动范围之广泛。那么在黄金充当一般等价物之前呢，物物交换的不便，是否促使各国的货币也曾经被作为交换媒介而存在呢？楚国运来的货物被运到别国兑换成货币，再用这些货币购买需要的物品，那么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其他国家的货币因物资交换的关系，而被带到了楚国境内是完全有可能的。安徽亳州城父镇[10]、和县[11]等地出土的明刀、半两钱，恰恰说明了先秦时期的边境贸易使得皖北一带还少量流通邻近地区的魏、齐、秦、燕等中原和北方、西方诸国的货币。

馆藏先秦货币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经济发展的直接证明，楚国经济的繁荣和各国之间贸易的愈发频繁，推动着货币的流通和交换，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安徽博物院2015-2017年度院级课题，编号AB2015017

注释：

[1]邹芙都，江娟丽.从出土文物看楚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4）.

[2]邹芙都，江娟丽.从出土文物看楚国的商业与商品经济[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4）.

[3]郝梅梅.楚对江淮地区的开发[C].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刘玉堂.楚国经济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49-298.

[5]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133.

[6]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湖南湘乡牛形山M1、湖南长沙近郊等楚墓出土了大量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國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J].文物，1985（12）.

[7]鲁金科，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J].考古学报，1957（2）.

[8]杰里米·戴维森.豫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J].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2）.

[9]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