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印章的出土及研究现状_健康_观点_

第一章研究现状-吴国良简介

王明亮

【摘要】在巴蜀文化考古发现中经常出现印章是一大特点，有的还是一墓多枚。对于巴蜀印章的这种特点，目前众说不一。本文拟对目前考古发现的巴蜀印章进行梳理，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巴蜀文化巴蜀印章研究现状

在我国符号印中，巴蜀符号印章无疑是最为神秘的一种，它是古代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印章与中原的玺印不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不是汉字，而是一些人物、动植物和几何形等图形。

巴蜀符号印曾有一些传世品，在一些旧印谱中有零星的著录，如《十钟山房印举》《宾虹藏印》《瞻麓斋古印徴》等。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对这些印章年代和文化性质都不能辨识。一直到1954年四川省博物馆发掘四川巴县冬笋坝、昭化县宝轮院一批船棺葬墓，墓中出土了这类印章，经过与共存遗物的分析研究，才明确认识这类印是属于巴蜀的印章[1] 。之后1958年在芦山清仁乡也出土了4枚巴蜀符号印章[2]。20世纪后半叶，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巴蜀符号印章。1977年10月，犍为五联公社出土5枚巴蜀符号印章[3]；1978年9月在绵竹清道公社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4]；1979年3月在越西华阳村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5]；1980年3月、11月、12月相继在新都马家公社[6]、犍为金井公社[7]、涪陵小田溪[8]共计出土7枚巴蜀符号印章；1981年秋季又相继在荥经烈太公社[9]、蒲江东北公社[10]出土共计8枚巴蜀符号印章；1981年10月在荥经曾家沟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11]；1982年4月在大邑五龙公社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12]；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巴蜀符号印章[13]，这也是巴蜀符号印章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在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也出土了5枚巴蜀符号印章[14]。而进入21世纪以来，巴蜀符号印章的出土也没有间断，相继在宣汉县的罗家坝[15]、成都的蒲江县[16]、宜宾的沙坝[17]和成都商业街[18]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此，从1954年在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共计出土90余枚巴蜀符号印章。随着材料的丰富，为巴蜀符号印章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巴蜀符号印章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受限于初期考古资料的匮乏，并不足以支撑相关的研究，所以并未见到研究性文章的发表，只是在发掘报告中做出了一定的猜测。而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巴蜀符号印章的出土，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但当时学术界对巴蜀符号印章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那些铸在印面上的各种图形，对于这类图形，至今仍无法解读。而对于这类图形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文字，图语，符号，图腾或族徽。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文字，以李复华、王家佑先生为代表，在其发表的《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将巴蜀符号认作是一种文字；而认为巴蜀符号仅是一种符号而非文字的观点以孙华先生为代表，在其《巴蜀符号初论》一文中，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原始符号；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图腾或族徽的观点，则以王仁湘先生为代表，在其发表的《巴蜀徽识研究》一文中，提出巴蜀符号是一种“图腾或族徽”。造成这样观点众多的原因，除了学者各自的学识、出发点外，巴蜀符号的变化多样也是造成观点无法统一的原因。通过当时的文献可知，巴蜀符号的变化多样造成了识别的困扰，学者们将巴蜀符号分为两类：一类符号表现为图像、图形符号；另一类巴蜀符号略呈方块化，形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完全脱离了原始图像的阶段。针对这种现象，李学勤先生在其《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一文中将前者命名为“巴蜀文字甲”，将后者命名为“巴蜀文字乙”。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上述争论逐渐归于统一，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文字。

在关于巴蜀符号性质的争论告一段落之后，学者们将研究的视线转移到了对符号中的某一符号的具体研究上。这其中以冯广宏先生最具代表性，其对多种巴蜀符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在《巴蜀双科斗文考义》一文中，将巴蜀符号中的双科斗文认为是蜀人爱好和平的象征。由于巴蜀符号至今无法解读，所以对于冯广宏先生的这些研究，笔者持保留态度。而对于在出土巴蜀符号印章的墓葬中，同时出土巴蜀符号印章与汉字印章的现象，冯广宏先生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文章有《巴蜀字与古汉字关系新论》《古蜀国汉字蜀字并用小考》。除了冯广宏先生，近两年，严志斌、洪梅对于巴蜀符号中的钟型符号[19]、罍型符号[20]也做了具体的研究。

但上文中的这些研究也仅停留在研究某一种巴蜀符号，并未将巴蜀符号的载体巴蜀符号印章以及出土墓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沈仲常的《新都战国墓出土铜印图像探源》，吴怡的《蒲江船棺葬与新都木椁墓出土印章的研究》，龙腾的《蒲江新出土巴蜀图语印章探索》，都是将巴蜀符号印章同出土墓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研究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同时关注墓葬伴出的随葬品，为讨论巴蜀符號印章提供了新的角度。

除了对巴蜀符号印章本体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对巴蜀符号印章的功用也产生了兴趣，这里面以何元粲先生和刘豫川先生最具代表性。何元粲先生在其《“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一文中，认为巴蜀印章是古代商人的贸易信物，这为研究巴蜀符号印章提供了新的角度。刘豫川先生在其《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中也对巴蜀符号印章的功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巴蜀符号印章不仅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学者的兴趣。罗伯特·琼斯的《四川出土青铜晚期印章》[21]，整理了四川出土的45枚巴蜀符号印章，通过与同时期巴蜀文化周边文化的比较，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文字，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在印章上也有具体的体现。而成家彻郎的《巴蜀印章试探》[22]则提出巴蜀印章是受印度河印章的影响而成立的，其功用不是作为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印章，而是作为护身符或者服饰上的装饰用品。这些外国学者通过全新的视角为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多数学者着眼于对巴蜀符号中某一种符号的研究，而对于巴蜀符号的重要载体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较少。对于巴蜀符号出土情况的总结，除了刘豫川先生的《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一文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出土情况进行了总结之外，其他相关文章虽然也有所提及，但未做详细的总结。加之刘豫川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年代较早，对之后出土的大量巴蜀符号印章未做总结，所以这里还存在不少空间。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类型学研究就更少了，虽然一些考古报告中对巴蜀符号印章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如《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但其做的类型学研究仅是对自身出土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不具有普遍性。刘豫川先生在其文章中虽然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受限于资料不充分，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学研究。而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社会功能性研究，除了何元粲与刘豫川等少数学者之外，多数学者尚未进行具体的研究。通过笔者的整理，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性文章多数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近几年的研究也主要着眼于巴蜀符号的解读，对于巴蜀符号印章本体的研究以及作为巴蜀符号印章载体的相关墓葬研究并未引起重视。巴蜀符号印章近几年也在不断地出土，通过笔者的统计有百余枚，较20世纪数量增加了近一倍，且类型多样，这就为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支撑。巴蜀印章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空间，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本文仅是对前人研究的初步总结，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参考文献：

[1][2]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

[3][5]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健为县巴蜀土坑墓[J].考古，1983（9）.

[4]四川省博物馆，绵竹县文化馆.四川绵竹县西汉木板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3（4）.

[6]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J].文物，1981（6）.

[7]王有鹏.四川键为县巴蜀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4（3）.

[8]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4（5）.

[9]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4（7）.

[1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战国土坑墓[J].文物，1985（5）.

[11]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溝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J].考古，1984（12）.

[12]四川省文管会，大邑乡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J].文物，1985（5）.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M]//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