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王国”的青铜奇葩

三星堆 青铜铸就的神秘王国

武贞

战国中山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国家。战国初年逐渐强盛起来，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耀兵称王于太行山麓，是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干乘之国”。但由于中山国非周王室宗亲，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史籍对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两干多年来中山国成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的战国中山古城遗址、中山王陵以及百余座平民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其中各种青铜器的造型奇巧瑰丽，风格雄健豪放，错金银工艺光彩斑斓，各种动物造型装饰惟妙惟肖。精品迭出的战国文物显示出中山国高超的铸造工艺，生动地表现了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

一、神秘的“千乘之国”

《左传·鲁定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06年）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准乎……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这是“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7年晋国伐中山，中山可能受到了严重打击，此后史籍中便没有了中山的记载。直到公元前414年，“（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史记·赵世家》）。后“其国富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伉欤”（《战国策·中山策补》）。但当时的大国魏国对中山擅自称王十分不满，“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战国策·秦策》）。公元前407年，魏国占领了中山，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

中山被灭后，中山桓公“身勤社稷，行四方，忧劳邦家”，经过20多年的励精图治，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复兴了中山国。复兴后的中山国定都灵寿（今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村附近），但此时的中山国位于赵国的东北部，中山国又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赵国于公元前377年、公元前376年两次进攻中山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以抵御赵国入侵。到桓公的继任者成公在位时，中山国力进一步得到增强。公元前332年，趁齐、魏与赵国发生战争时，中山国“引水围鄗”，致使赵军龟缩鄗邑（今石家庄市高邑县境内），直至齐、魏撤军。这一事件被赵国认为是耻辱，也成为了赵国日后消灭中山国的导火线。公元前327年，中山国最有作为的国王謦登上历史舞台。在他在位期间，中山与韩、赵、魏、燕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并于公元前314年趁燕国王哙让位相国子之而引起的内乱，讨伐燕国，结果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中山国于此时达到历史鼎盛时期。

极盛的顶点同时又是衰亡的起点，强盛的背后则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謦之后，继任者（妾子）（次/虫）由于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当，致使中山国逐渐衰落。在对内政策上，中山国君“好岩穴之士”，重视学习中原各国的养士制度，却忽视了农业生产和军队建设，造成“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的现象，兵力日渐衰落，国家逐渐贫穷。对外中山国往往依附一国进攻他国，并不断改变依附和进攻的对象，导致与多国结怨，陷于孤立。再加上中山国大臣们勾心斗角，后宫争权夺宠，政治日趋腐败。中山国内外交困之时正是赵国胡服骑射富国强兵之时，“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战国策·赵策》）。燕国也趁机进攻中山国，收复昔日失地。公元前296年，赵国攻破中山国都灵寿，中山国君（妾子）（次/虫）出逃齐国，赵立尚为中山王傀儡。“（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史记·赵世家》）。公元前295年，战国中山国灭亡。

二、惊世的青铜宝器

《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丈夫……作巧奸冶，多美物。”战国中山国手工业极为发达，乱世中的中山工匠制造的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细腻，装饰华美，较中原各国手工艺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图1），高36.2厘米，中山王墓出土。案是古代席地而坐时使用的一种小桌子。案面原为漆木，现已不存。案座底部由两雌两雄四只梅花鹿承托。案座弧面上四龙四凤扭结缠绕。龙为独首双身，双尾反钩头上双角。每两个龙身盘绕处各有一只凤探头而出，似在引吭高歌。龙头上各有一个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棋的形式按照当时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是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整件器物通体错金银，采用各部分铸、然后铆焊的工艺，浑然一体。这件案座复杂精巧，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图2），长51厘米，中山王詈墓出土。器身铸成一只勇猛威武的老虎，两耳直竖，双目圆睁，身体浑圆并向右侧弓曲，两腿用力后蹬，右前腿以肘着地，用利爪抓住一只小鹿的后腿，张开的血盆大口正紧紧咬住一只幼鹿的后身。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情貌凄切。猛虎与幼鹿的力量对比悬殊，弱肉强食的凄惨场面鲜活地展现在眼前。虎的右前爪因为抓鹿而悬空，座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构思巧妙。虎与鹿的皮毛斑纹，均采用错金银工艺，生动逼真。虎的颈部和臀部有两个饰有山羊面的长方形銎口，用于插放屏风扇。

错金银铜牛屏风底座（图3），长53厘米，中山王謦墓出土。铜牛浑圆壮硕，尾巴挺直，周身用金银线错出卷云纹，尾巴上有银线和金点错成的鳞片纹，爽快明丽。牛背上有以山羊头面装饰的銎口，用于插放屏风扇。

错金银铜犀牛屏风底座（图4），长55.5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犀牛身躯肥硕，全身用金银线错出卷云纹，黄白相间，绚丽夺目。犀牛背上的銎口饰有山羊面纹。

错银双翼神兽（图5），长40.1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兽头高昂，怒目圆睁，利齿交错，张口咆哮，利爪外撇，平稳有力地支撑身体，两肋间生出的双翼直指天空，矫健有力，似乎随时准备腾空跃起。神兽的通身饰错银卷云纹和鸟纹，充满了神秘气息，是镇器或陈设品。

错金银神兽（图6），长22.1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神兽似牛非牛，颈部前伸，脊背扁平，大肚低垂，四肢短粗，憨厚敦实，周身装饰繁密的错金银卷云纹，是镇器或跽坐的扶手。

十五连盏铜灯（图7），高82.9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形状好似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有七节树枝，承托起十五盏灯盘。七节树枝的榫口各有不同，便于安装和拆卸。树上装饰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顽皮的小猴。树下有两位鲜虞族的家奴，正向树上抛洒食物戏逗群猴。底座由三只独首双身的猛虎承托镂空的夔龙纹圆形底座。整盏灯造型独特，错落有致，是目前出土的最高的战国灯具。

银首人俑铜灯（图8），通高66.4厘米，中山成公墓出土。整体造型是一位玩蛇耍猴的艺人，两手分持两条蛇，蛇的吻部托起灯盘。三盏灯盘高低错落，各有三个灯钎，可根据需要分别点燃。灯柱顶部还铸有一只游动的夔龙追逐一只顽皮的小猴。玩蛇艺人高颧扁脸、浓眉短须，是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男子的形象。他身穿锦纹宽袖长袍，嘴上两抹胡须微微上翘，笑容可掬，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发丝清晰可见，眼睛用黑宝石镶嵌，至今仍闪闪发光。这件铜灯通过奇特的造型，逼真传神的人物塑造和真实细腻的动物刻划，使整件作品生动而不流于单调，并形成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艺术风格，不愧为我国青铜灯具中的精品佳作。

错银镶金嵌松石铜牺尊（图9），长40厘米，中山成公墓出土。器身铸造成一只小兽的形象，身形圆润，双耳竖起，眼睛圆睁，憨厚敦实。身上错有红铜或嵌有绿松石，颈部还有金泡饰。背上的盖铸成一只天鹅，正在曲颈回首整理背上的羽毛，神态安逸。盖边装有合页，装酒的时候可以打开，倒酒时小兽的嘴就是流口，构思巧妙。

勾连云纹铜方壶（图10），高45.2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壶的胎壁轻薄，棱角周正，通体镶嵌红铜丝、绿松石并填蓝漆，色泽绚丽。器身遍布勾连云纹图案，多种云纹相互缠绕，云气弥漫，缤纷夺目。

狩猎宴乐图铜盖豆（图11），高30.7厘米，石家庄市平山县穆家庄战国初期墓葬出土。豆身铸有四层共七组狩猎图案，刻画了90个人物、63只野兽、26只鸟和6条鱼，图案花纹精细繁密，人与动物鲜活生动。器盖饰有两组狩猎侍宴图像，几个人物在二层的楼台上饮酒观景，伎乐们跪坐在楼下演奏编钟编磬。楼外，射手们手持弓箭正在射猎群雁，有的大雁已被射猎下来，有的大雁还在天空飞翔。豆的腹部是狩猎图，猎人们有的手持刀剑奋力刺兽，有的操着长矛拼力追逐，有的乔装成动物正在格斗。人奔兽跳，生动活泼。

鹰柱铜盆（图12），径57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盆底铸有一只背负圆柱的龟。柱顶站立一只昂首飞翔的雄鹰，利爪紧紧抓住纠结在一起的两只蛇头。雄鹰圆瞪双目，嘴巴尖刻，巨爪锋利，凶猛敏捷。盆的外壁装饰等距离四只口衔圆环的飞鹰，与盆内柱顶之鹰遥相呼应。底座镂雕活泼精致的蟠螭纹，将整个大盆衬托得更加生机勃勃。

三、精湛的青铜工艺

通过以上精美的青铜器，不难看出战国中山国的青铜制造业应是十分发达。通过考古发掘，中山国灵寿古城遗址的手工业区内，发现有颇具规模铸铜冶铁的作坊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铜质、铁质工具及生产所用的炼炉、炉渣、石范、陶范等器物。由此可知，战国中山国不仅有着颇具规模的青铜制造业，而且还使用先进的工具，掌握着高超的工艺技术。

1、多种铸造工艺综合运用

战国中山国出土如此繁复的青铜器物，制作工艺难度是很大的，其铸造要有科学的计算、严格的范模。从陶范到金属范，从单合范到双合范，从外范到内范，都需要统一的设计，统一的焊接，其中曲度大的部分还要分别采用多次焊接的方法，接缝处必须做到紧密才能使之结合成整体。有的器物采用器身和附件分别铸造的方法，接合时或将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和范中，然后灌入铜液，使之连成一体，或用合金焊接。这种制造方法便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分工，是铸铜工艺的一大进步，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山国冶铜工艺的进步。

2、数学原理实际应用

由于制造生活用具、作战武器以及战时运算数据的需要，战国时期的数学知识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几何学的角度、弧度划分，直角三角形勾股弦的关系，还有容积和比例的运算，在当时都能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中山工匠科学构思，将数学原理与青铜器物造型巧妙结合。如银首人俑铜灯的灯盘兼为底座，同时略向外移与另外的两盏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斜线，而直立的男俑则形成一条竖向的直线。从整体上看，全灯的外形就构成了一个规整的直角三角形，使灯体高大而稳固。又如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每个龙身皆为独首双身，相邻的龙身在弧度上构成半圆，四个半圆聚拢后成为半球，中山工匠是将准确的弧度计算运用其中。

3、镶嵌、错金银等装饰工艺广泛采用

镶嵌工艺就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浅凹花纹，再嵌入红铜、松石等不同材料，使金属表面平整，并利用不同物质的光泽或形状构成各种图案。如嵌勾连云纹铜方壶的制作方法就是先在器身上模铸好凸起的花纹，再在凹入的沟槽内根据图案需要分别填嵌红铜丝、绿松石和蓝漆，最后打磨光滑。经过这样装饰后，这件壶多种云气缠绕扭结，变化万千，五彩缤纷，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错金银即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画出沟槽，再用金或银嵌入槽中，最后再错平磨光。经过错金银装饰的器物色彩斑斓，具有令人炫目的艺术效果。如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黑褐色的虎头、虎尾和后背之上，先按设计好的花纹刻划出沟槽，再将大片的金片嵌入槽中，虎身上金光灿灿的花纹就显露出来。虎腿和虎腹用同样方法嵌以细密的银丝卷云纹。金黄银白的璀璨与青铜浑然一体，更增加了器物的艺术魅力，具有典型的战国时代风格。

战国中山国的优秀工艺传统在这一地域沿袭下来，直到两汉，从中山靖王刘胜、王后窦绾墓及历代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以及鎏金银、错金银、松石玛瑙镶嵌器物等仍可看出战国中山国铸造工艺的传承。

四、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时代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开放，艺术的活跃，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一不影响到艺术创作上。中山国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科学文化相互交融，于是创作出这造型奇特、奇巧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反映出战国中山国独特的艺术风格。

1、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情

来自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狄族鲜虞部，造就了中山国独特的审美情趣。中山工匠在制作青铜器时，充分展开想象，在器物的造型、纹饰上展示着自己粗犷、古朴、奔放的民族风情，展示了北方大草原天高地阔、驰骋猎杀的温馨愉悦。如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工匠注重动感和力度的表现，选择最能吸引人的瞬间去表现动物的神态。猛虎身体弯成弧形，犹如一张绷紧的弓，侧视则虎臀支起，匍匐擒食，形成一条s形线。它充满着弹性和力量，造成一触即发的强烈动态，是对老虎捕食情态最精练的概括，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善于刻划动物造型的熟练技能，同时也反映出中山国青铜工艺的族属特点。

2、幻想的神话意味

战国中山国青铜器以写实风尚为基础，使用精致华美的铸造工艺，自由活泼的表现手法，寓神话于造物之中，用具象、立体的造型艺术反映出战国时期新的艺术风格。如错银双翼神兽是中山国特有的器物，据专家研究，这种神兽可能是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风神又称风伯，名为飞廉，相传他是蚩尤的师弟，曾与蚩尤一起拜一真道人为师在祁山修炼，是掌管风的神仙，主要职能是配合雷神、雨神帮助万物生长，所以受到历代君主的虔诚祭祀。错银双翼神兽的造型所透射出的灵动、鲜活的文化特质，与燕、赵两地深沉、厚重的汉族文化风格具有明显的差异。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种神兽形象具有中国北方民族及斯基泰一西伯利亚式艺术的特色，与兽身鹰首的格里芬属类似母体和同一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