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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
位于西安北郊渭河之畔的汉阳陵是西汉王朝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至今已走过了漫漫两干多年的风雨岁月。汉阳陵地下遗存气象万千，展现了西汉前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面恢复发展的时代风貌。经过多年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汉阳陵共出土了多达数万件的珍贵文物。陶俑是汉阳陵出土文物中的大宗，在中国早期陶塑艺术中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这些无言的先辈以它们厚重的经历诉说着两干多年前祖先的智慧和情感。
汉阳陵的陶俑可以分为着衣式和塑衣式两大类。着衣式俑包括武士俑、侍女俑以及少量的宦者俑，它们主要出土于帝陵陵园的南区从葬坑和帝陵东侧从葬坑。塑衣式俑包含侍女俑、乐舞俑和文吏俑等几类，主要发现于陵园内的建筑遗址和东区的贵族陪葬墓园中。这些陶俑真实还原了西汉宫廷和贵族生活，使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一窥久已远去的汉世风华。
1.武士俑
武士俑（见图1）是汉阳陵陶俑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它们的制作方式与秦俑或唐俑将武士的冠服袍带直接塑在身上的形式迥然不同。西汉皇室来自于楚地，当地盛行用着衣的木俑为逝者殉葬。当他们跨过汉水，定鼎长安建立西汉后，又接受了秦人制作塑衣陶俑殉葬的习俗，经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便出现了这种躯干为陶塑，臂膀为木雕，外面再穿上丝、麻质衣服的复合式陶俑。其最初形象是袍甲齐备，双手执戟拥盾，一副威风凛凛的武士形象，而今时光荏苒，木制的臂膀和丝、麻质的衣服或铠甲早已全部腐朽归于尘土，呈现出裸体断臂的形象。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武士俑的头部均扎朱红色丝绸陌额，躯干各部分器官无一不精雕细琢，甚至毛发窍孔等处也刻划细微，生殖器、肚脐、窍孔皆备，腿裹朱红色行滕，战袍垂至膝盖之下。有些陶俑依然保留有米黄、白、灰、橙红、棕褐色的纺织品痕迹。陶俑的腰间有一宽约0.8厘米的袍带，有些袍带甚至还以很小的贝壳串成两排作为装饰，可能是沿海地带一种以贝类驱邪迎祥风俗的体现。因为这些陶俑在秦汉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出土伊始就受到广泛关注，外国人将其与米开朗基罗的名作相提并论，惊呼其为“断臂的大卫”。
完整的武士俑，其身高一般在55-60厘米之间，仅及真人大小的三分之一，颜面、躯干、下肢施橙红色彩，肌肤、头发、眉、目、须等则彩绘成与真人相似的赭黑色。陶俑的发式大多由额际中分至后脑再上折，或纽结、或梳理、或编织于头顶绾髻，横插笄。俑整体形象高度写实，是对中国古代写实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它们虽然是由模具在汉长安城的作坊中批量制造的，但在统一的形体之外，其面部仍然凭借工匠的思想情感进行了细致刻划，呈现出干人干面的特点。它们有的稚气未脱，全然一个率真坦诚的少年；有的阔脸宽额，浓眉大眼，棱鼻厚唇，给人以沉稳老成之感；有的面庞俊朗，细眉凤目，抿嘴不语，仿佛若有所思；有的双眉紧蹙，眼含忧伤，也许因长年离乡戍守边疆而产生了浓郁的乡愁。
由于它们出土于帝陵陵园的南区从葬坑，故而专家推测，它们可能就是西汉时期守卫未央、长乐、建章、甘泉等宫的南军部队的士兵形象。与威武严肃的秦俑相比，这些武士俑表情自然，少了一份庄重肃穆，多了一份细腻温馨，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由动荡战乱走向安定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成为我们考察文景之治社会安定、人民安康的最好诠释。
2.侍女俑
侍女俑（见图2）是汉阳陵陶俑中的又一大类，其体貌结构和制造方式在本质上与武士俑相同。它们主要出土于阳陵帝陵从葬坑的第21号坑和第16号坑中，一部分全身施以白色粉彩，另一部分则是常见的橙红色俑。专家根据第21号坑内出土的“东织令印”铜印章和第16号坑内出土的“永巷丞印”铜印章推断，它们可能分别象征着为宫中织布裁衣的奴婢和失势或失宠妃嫔形象，而粉彩和橙红色两种不同的肤色可能正代表着它们不同的身份。这些女俑，身材高挑，面容秀美，刻划细致，将女性柔美内敛谦和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汉代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念。
3.宦者俑
宦者就是后世所称的宦官、太监，他们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及皇室役使的人员，一般由阉割之后的男性充任。宦者的出现很早，可能在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之交就已产生，《诗经》《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上均有提及，但是关于宦者的真实形象却无人知晓，不过汉阳陵帝陵从葬坑中发现的这些宦者俑（见图3）却使人们第一次目睹到汉代宦者的真容。伴随这些陶俑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宦者丞印”铜印，印证了它们的宦者角色。因为宦者在西汉宫中只是供洒扫驱使的仆役，毫无政治地位，因此这类陶俑便被塑造得身材矮小、神情羞涩，充满了难以抑制的自卑与诡异，为了真实表现他们的身份，工匠对其作了写实的刻划，特别是在生殖器塑造上与其他男俑存在明显区别，它们没有睾丸和阴囊，阴茎也非常小。当年的工匠似乎不知道这些曾经衣着锦绣的陶俑会在自然和岁月的剥蚀下褪尽衣裳，宦者俑会以它的本来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正因如此，我们便可以透过它们了解西汉宫廷更加鲜为人知的一面，还原一个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汉景帝地下王国。
4.骑兵俑
骑兵俑（见图4）是汉阳陵目前出土的陶俑中最为特殊、制作工艺也最为复杂的一种。它们主要出土于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和帝陵东侧从葬坑中，由俑身和木马两部分组成。俑身为陶塑，头、躯干、腿部皆备，施橙红色彩，头发、眉目等则被描画成赭黑色，整体呈现裸体断臂的形象。根据俑身残留的红色丝织品残块判断，它们当年身着战袍，装有木质双臂。骑兵俑上身笔直，下肢分开呈倒u字形，跨着一匹枣红色的漆木马，看起来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然而无情的岁月一点点剥蚀掉昔日的辉煌，曾经昂首嘶鸣的木马如今已朽烂成与泥土粘连的痕迹。这些骑兵俑的面容绝大部分与武士俑无异，但也有一部分骑兵俑的造型极其夸张，颧骨高凸，眼睛细小，看起来与中老年妇女十分相像，有人据此称之为“女骑兵俑”，也有人依据文献和其他类似陶俑推断它们可能是以善战著称的少数民族形象。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匈奴趁机大肆侵扰燕、代等边境地区，就连高祖刘邦也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4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蒙受“白登之围”的屈辱。严酷的现实，使统治者不得不将宗室之女嫁与单于，并赠送大量财物与匈奴和亲，藉此维护边境安定，这些骑兵俑的出现应该就是战国以来车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骑兵数量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更是汉初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真实反映。
5.塑衣式陶俑
与居于主流类型的着衣式陶俑相比，塑衣式陶俑保存更为良好，形象更为精美。它们出土于建筑遗址和贵族陪葬墓中，与着衣式陶俑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使我们不但能够领略到汉代陶塑人体美的韵味，同时也能观赏到当时衣冠灿烂的盛世文明。建筑遗址出土陶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该遗址为祭祀性质，陶俑就是为了祭祀而制作、使用；另一种可能则是它们是制作陶俑时的废弃物品。与衣冠尽褪，赤身裸体的着衣式俑相比，这些色彩保存完好的塑衣式陶俑显得独秀一枝、绚烂多姿，它们就像华美乐章中的一个个亮丽音符，虽历经两干多年的深埋，一经出土仍令世人感到怦然心动。塑衣式陶俑有男俑（见图5）和女俑（见图6）两大类。
男俑肃然侍立，从其头顶的残损痕迹来看，原本可能是一个戴冠的文吏形象。发式为前额中分，再由脑后挽至冠下梳成髻。其面庞圆润，天庭饱满，眉目清秀，鼻直口方，唇上有髭，呈八字外撇状。陶俑身着白色或黄色深衣长袍，袍后为立领，前为交领右衽，从领口来看其里外共穿三重袍衣。外衣袖筒较肥大，袖口收敛较窄，双手交于腹部，有的中间有一圆孔透过，有的只在上部有一扁狭方孔，另在其左胁下方均有狭长扁孔斜穿而过，可能原配有长剑。陶俑的衣领、袖口、衣襟等处皆有红色锦缘，腰部系一与深衣颜色相同的腰带，袍下部呈喇叭状，长及足面，足登方头履。
女俑端庄美丽的发式为前额中分，后脑长发垂至项背，于收尾处挽成垂髻，髻下再缀青丝假发下垂。陶俑脸庞丰润，面容姣好，柳眉杏目，直鼻小口，神态安详而沉稳。女俑同样身穿白色深衣长袍，其着装及式样、颜色与男俑穿戴基本相同，衣领、袖口、衣襟等处的锦缘为红、黄两色，腰际系有一朱红色腰带，长袍下部亦为喇叭状，长及足面。清纯隽秀的跽坐女俑的发式与女立俑相同，五官端正，眉目清秀，朱唇微启，面带笑意。上着立领右衽衣，下着裙，衣服颜色为紫、白两种，衣领、袖口、衣襟等处的锦缘为黄、红、黑等色。其姿势为跽坐状，双手平伸，可能原持有物品；另有一件拱手半遮于面部，给人以娇羞矜持之态。
塑衣式陶俑的制作方法相对于着衣式陶俑来讲要容易一些，因此大臣陪葬墓中大量使用了这一类型的陶俑，它们可能属于当时贵族之家侍婢和属吏的象征。这里既有身份地位的区别，也有制作工艺上的繁简之分。但是无论是着衣式陶俑还是塑衣式陶俑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汉阳陵的着衣式俑，应该是承袭了战国楚俑的艺术风格。西汉初年，因为皇室与功臣贵戚集团均为楚人，故造型艺术深受楚文化影响，但又融汇了秦代帝陵的随葬制度，使汉俑在造型上摆脱了秦俑呆滞生硬的模式，转向生动精致、富有生趣的时代新风。汉阳陵陶俑在注重写实的同时又兼具写意的艺术表现手法。陶俑的比例大大缩小，仅及实物的三分之一，除大部分塑造比例适度外，诸如骑兵俑等类型则采用了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匠心独具，标新立异。在雕塑技法的运用上，汉阳陵陶俑力求简繁得当，重点突出，绝不拖泥带水，工匠在塑造陶俑时重点抓住其瞬息万变的面部表情，不愧为古代雕塑艺术中的杰作！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汉初期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崇奉“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对外和亲匈奴，对内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恢复生产，从而打开了通向繁荣发展的“文景之治”的大门，使中国历史进入了稳定富裕的全新时代。汉俑所体现的自信、安详、博大、进取，正是西汉时期繁荣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