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麟风骨的形成与拓展

...、加工、浓缩,形成了儿童舞台剧独有的叙事体系及审美特点.你在...

陈婷　王柏新

摘要：

玉麟风骨是后人对彭玉麟一生的总结和概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文明应对挑战、坚忍不拔的基本内核。本文试从彭氏家族遗风、湖湘文化的熏陶、湘军生涯的淬炼、晚清王朝末年的绝唱四个方面就玉麟风骨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期进一步挖掘发扬玉麟风骨给当代留下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彭玉麟；玉麟风骨

玉麟风骨是后人对彭玉麟一生的总结和概括。玉麟风骨主要包括爱国爱民、英勇顽强、铁面无私、廉洁自律。这是中国百姓对中国官吏的普遍愿景，虽然不是难以企及的标准，却总是难以实现的现实。特别是在彭玉麟生活的年代，更是难能可贵。

彭玉麟（1816—1890年），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祖籍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人称雪帅。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①。彭玉麟生活的年代横跨两次鸦片战争，正是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难之际，一个长期徘徊于自耕自足的农业社会在工业社会的强力冲击下土崩瓦解。军事溃败，80万清军被2万英军打得丢盔弃甲，一败再败。皇权衰败，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为了停火退兵，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天子颜面扫地。社会颓败，经济失血、民不聊生；秩序失范、贪墨成风；精神失落、华夏文明一落千丈。这是封闭社会骤然打开时惊慌失措的年代，这是自然经济社会被迫转向工业经济社会的痛苦年代。打开和转型都是历史的必然，打开和转型的结果则有历史的或然，关键在于转型主体的适应能力和坚韧程度。玉麟风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文明应对挑战、坚忍不拔的基本内核。在此试就玉麟风骨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个粗浅的探讨，抛砖引玉，以求共鸣。

一、基因：彭氏家族的遗风

彭玉麟先世籍隶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明洪熙年间（1425—1426 年），有彭显明（字声扬）者，以进士官于湖南衡阳，遂迁居衡州府衡阳县渣江何隆甸（今衡阳县渣江镇和睦村）。明成化、正德年间，彭氏甲科相继，屡有中试者。彭玉麟的家族素有耕读传统，后来家道中落，到其祖父彭启象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租种地主家的地养家糊口，其父彭鸣九虽出生贫寒、却不甘没落，天资聪颖且读书发奋，科举屡试不中，彭鸣九离家前往江南游学，后来又去京城参与编著《四库全书》，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入仕的梦想，后任安徽省怀宁县三桥镇的巡检司——一個打击盗抢走私维护乡间社会治安的基层专政机关。官价虽不入流，彭鸣九却非常珍惜，剑胆琴心，忠于职守，清廉能干，嫉恶如仇，对于那些怙恶不悛的累犯，他不惜任何代价，将其擒拿归案。时人李瀚章（李鸿章兄）曾经评价他“推为皖中循吏之最”。彭玉麟的母亲王氏，知书达理、孝顺恭谨、胸怀宽广，不与人计较短长。这就是古人所谨守的为人处世的信念：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别人。在其家产被亲人侵占、家人备受欺凌时，她告诫儿子们应当树立远大的志向，在丈夫去世家境陷入困顿之际，还苦劝彭玉麟去衡州府求学。因为钱财田产都是身外之物，关键要看有没有才能，如果没有才能，即使资产成山也会最终一无所有。进而，王氏告诫其子，一个人应当讲信义，不要有奶便是娘，不要为自己的利害得失而置他人于不顾②。彭玉麟的父母还都乐善好施，由于出身贫寒，彭鸣九对老百姓的苦难深有体会，故而他当官之后，经常拿自己的俸银周济贫民，而自己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彭玉麟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其父母一言一行对彭玉麟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小在心中埋下了淳朴、好学、刚直、仁义的种子，为他后来成为时人敬仰的“彭青天”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底色：湖湘文化的熏陶

1832年彭玉麟祖母去世，其父彭鸣九携家带口辞官回到湖南衡阳老家奔丧，16岁的彭玉麟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衡阳县渣江镇。回到家乡的彭鸣九受亲戚欺骗，气愤过度突发疾病身亡，因其生前为官两袖清风，去世之后整个家庭陷入困顿。但彭玉麟的母亲王夫人深明大义，说服彭玉麟放下家庭包袱去衡州府（今衡阳市）求学。不久，孝顺的彭玉麟强压怒火，通过考试，入读当时衡州最好的学堂——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唐元和五年（810年）唐代处士李宽步李泌后尘来南岳，见石鼓山林木葱郁，湘江、耒水、蒸水三江环绕，于是在此结庐读书，创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石鼓书院。宋至道三年（997年），李宽后人李士真将书院进行了扩建，作为历代衡州学者讲学之所③。石鼓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享有较高地位，不仅办学最早，而且名气最大，宋朝皇帝两次钦赐“石鼓书院”匾额，这是全国书院仅有的。书院素有“道南正脉”“衡湘洙泗”美誉。宋代大儒朱熹曾为书院作《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名重千秋的历史文献中，他提倡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劝诫诸生不要为科举功名所乱，要有志“为己之学”，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目的，这一理念不仅为当时全国各大书院纷纷效法，并深刻影响了后来元、明、清历代办学④。

石鼓书院是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石鼓书院不仅培育了众多仁人志士，还为其积蓄了文化资源，树立了文化自信，为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搭建了平台。湖湘文化最初是由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开创，后胡宏弟子、湖湘学派主要传人张栻以岳麓、石鼓、城南等书院为基地，最终确立湖湘文化并发扬光大。公元1168年，即孝宗乾道戊子年间，张栻应邀作《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张栻盛赞诸葛亮为“弘毅之士”、为“大丈夫”，勉励石鼓学子见贤思齐，见德思齐，树仁义气节，怀武侯气度。“仁义气节，武侯气度”成为石鼓书院和湖湘文化的重要精神，可以说，湖湘文化确立后与石鼓书院相互依存、互生共长，一方面石鼓书院培育众多湖湘学派学子，继承湖湘文化并推动和引领湖湘文化发展，另一方面湖湘文化的发展使石鼓书院再续辉煌，成为了全国书院的标杆、湖南最具生气的学术中心。

湖湘文化内容非常宽泛，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忠贞爱国，经世致用，开放包容；一类是血性的：重情重义，勇敢尚武，自强不息。正如钱基博所说“湖南……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⑤

湖湘文化这种既有理性又有血性的思想在历经磨难、热血膨胀的青年彭玉麟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彭玉麟经常苦读寒窗，“旧袍敝冠、三餐不继，然介然自守，未尝有饥寒之叹”。

同时，彭玉麟的恩师兼学长曾国藩言传身教，进一步强化了彭玉麟对湖湘文化的坚守和传承。曾国藩年长彭玉麟五岁，但是他们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衡阳渣江镇与双峰荷叶塘相距40公里，况且曾国藩老家也在衡阳县），都是出自耕读世家，都是师从石鼓书院，都是墨绖从戎，都想保境安民，都是克勤克俭。共同的水土，共同的家境，共同的文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品行，使他们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彭玉麟一直以曾国藩为楷模与恩师，曾国藩一直以彭玉麟为兄弟和股肱。虽然由于年龄、阅历、环境不同，他们处世为人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他们是整个湘军将领中最为贴心的将帅组合。《彭玉麟家书》中直接涉及到曾国藩的地方不下二十处，彭玉麟经常将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用来教育他的后辈。可见曾国藩对彭玉麟影响至深。

三、磨砺：湘军生涯的淬炼

1853年，彭玉麟应曾国藩之邀，加入湘军水师，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彭玉麟由一名虽有胆略但无实战经验的文人迅速成长为一名让敌人闻风丧胆大名鼎鼎的雪帅，其“智勇忠仁”的品行来自湘军历次战争的淬炼，同时彭玉麟也以其“智勇忠仁”改变了战争。

彭玉麟是一个真正有智谋的人。1854年4月，太平军的西征军控制了湘潭（相对长沙处于湘江上游）和靖港（相对长沙处于湘江下游），等于切断了长沙的水路交通。湘军水师面临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出兵靖港还是出兵湘潭，两派意见截然相反又争执不下。最终是彭玉麟做出了决定，出兵湘潭。但生性谨慎的曾国藩只派了水师的五个营前往湘潭，而约定剩下的五个营第二天开拔。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带领剩下的五个营没有按照约定开拔湘潭却出师靖港，最终遭遇惨败，而彭玉麟以及其他几个去往湘潭的水师营大获全胜。曾国藩在靖港大败之后，回忆起当初彭玉麟力主以全部主力进攻湘潭的意见，不由对彭玉麟的智谋刮目相看。

湘军水师士兵当中有一种崇尚勇敢的风气，胆小怕死的人会遭到鄙视，作为湘军水师的将领彭玉麟更是以“不怕死”而著称。其实，湘军水师刚刚创建之时非常注重遮蔽炮火的方法，他们在船上张布渔网、湿棉絮、牛皮和藤牌，实战证明这些都不管用，因此彭玉麟提出不要任何遮蔽，以血肉之躯冒着炮火冲锋，他作为将领更是昂然矗立船头，丝毫不畏惧敌人的炮火，就算被炮弹击中仍然拼死指挥部下杀敌，因此彭玉麟经常受伤，有时还非常危险（1854年岳州之战）。事后曾国藩查看彭玉麟伤势时大发感慨：“假使我湘军将士都能像雪琴这般不怕死，何愁长毛不灭，大清不中兴？”

彭玉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国家、对首领忠贞不二。曾国藩建立湘军的时候，彭玉麟丁忧在身。曾国藩一句“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就使彭玉麟慨然应征。湘军不仅扶大厦之将倾，在晚清的对外战争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之牛庄战役全军殉国，中法战争之淡水大捷，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湘军都是功不可没。历次战争经历使湘军上下肩负起了国家民族复兴之责任，彭玉麟更是为了国家民族将个人得失利益置之不顾的典型代表。彭玉麟在答应曾国藩加入湘军时曾立誓“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官”，因此在他战功赫赫之后三辞皖抚、两辞漕督，后来又辞兵部侍郎、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然而，在他68岁高龄时，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请缨去广东前线负责防务，“臣一息尚存，断不敢因病推诿，遵即力疥遄征，以身报国，毕臣素志。”⑥这一行为向世人很好地宣示了什么叫湖南人的血性、什么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行为也印证了他之前与左宗棠在吳淞口视察海防时说过的话：“若是有一天，中国和列强开战，我彭玉麟必定冲在最前面！为了国家，拼了这条老命，也是值得的！”

彭玉麟对影响其一生的恩师曾国藩也是忠心耿耿，最典型的莫过于其芒鞋千里忠心护主的事例。1855年，被太平军的天才将领石达开狠狠压制的湘军龟缩在南昌周边，曾国藩手下水师统领萧捷三战死，兵力单薄，随时可能被太平军围剿。曾国藩无奈之下写信请彭玉麟救援，正在衡阳养伤的彭玉麟不顾道路凶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南昌曾国藩大营。围困中的曾国藩看到衣衫褴褛的彭玉麟后，抱住彭玉麟痛哭流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有雪琴，便死无憾！”

湘军传统是“败则相救”，这是湘军战斗力的保障。在1855年的湖口战役中，彭玉麟乘坐的舢板被太平军炮弹击中，身负重伤的彭玉麟掉入水中，而其水师同僚杨载福率领船队经过却不曾相救。事后，湘军水师上下都替彭玉麟愤愤不平，心胸宽广的彭玉麟得知大家的想法后，笑着说：“当时炮火声很大，厚帅（杨载福）没有听见罢了。大家不要瞎传乱猜！”在之后的多次战争中，彭玉麟不计个人恩怨，与杨载福通力合作打了不少胜仗。

四、独奏：王朝末年的绝唱

彭玉麟所处的时代，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贪腐横行的年代，彭玉麟却辞官不就，给钱不要，于污浊不堪的晚清官场中独树一帜，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农家本色，真正践行了他 “臣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 的誓言，实可谓晚清之绝唱！而这些可贵的品质与其家庭基因、湖湘文化的底色、湘军中的淬炼也是分不开的。

彭玉麟个人生活非常节俭，晚年家居衡州时常着布衣草鞋，与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并无二致，完全没有一品大员、“中兴”名臣的派头。曾经有朋友请他吃饭，他看到满桌的山珍海味，立马皱起了眉头，自始至终没有动筷子吃那些好菜，只是独自吃着那盘家常菜辣椒豆腐。彭玉麟不仅生活节俭，工作上也是时刻想着为国家节省银两。在他担任巡阅长江专使期间，朝廷原意是要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支付他经费，但彭玉麟上奏说，他1869年离开长江水师时曾留下二十万两白银尚未用完的经费，在改造水师衙署后现还剩下数万两，他巡阅长江的经费就用这数万两银子的利息便可，国家不必为此另增支出。彭玉麟不仅自己节俭，还要求家人节俭，在他写给儿子、弟弟的家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俯拾皆是。彭玉麟自身节俭，但对老百姓怀有深深的同情心，经常接济他们。咸丰四年（1854年），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配合陆师攻下田家镇后，朝廷奖赏给他四千两白银，彭玉麟一文不留，悉数转而用于救济家乡。他在家书中自陈“人民遭疮痛之深，归无庐舍，食无糗粮，衣薄而天寒，鸿嗷遍野，触景生悲”。在此情况下，彭玉麟将他自己的俸禄先行布施，“其余造册散赈诸事，深恐挂一漏万……“然独恨吾非豪富，佛家以泛爱博施，拯民水火，登诸衽席也。”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而且鼓励弟弟也多去行善“对子穷困之士，理宜周恤”“吾弟居多，见有须救难济急之处，可代兄出力，缺少经济，吾必补偿，决不使吾弟为难也。”⑦

湘军为地方武装，朝廷基本上不会拨饷，军费靠自筹。这种情况给许多将领中饱私囊提供了机会，但彭玉麟从不与之同流合污，甚至是深恶痛绝。在1854年4月28日的湘潭之战中，湘军水师大破太平军的西征军。当时西征军有两千余艘船只，且都为掳掠而来的商船，运载着大量物资。湘军水师士兵将缴获来的物资，全部堆积在一起。水师统领褚汝航见此兴奋不已，对彭玉麟大笑道：“今日方知为将之乐也”。彭玉麟一听，脸色立马阴沉下来，悄悄叫过一个亲兵，嘱咐他将这些物资一把大火全部烧毁。彭玉麟不仅不贪，对自己应得的俸禄都大部分或捐赠百姓或上交国库。按清朝制度，凡文武官员于正式薪俸之外，由国家另行发给养廉金一份，于离职之日一次发给，以奖官守，并杜绝贪污。据此计算，彭玉麟自咸丰五年（1855年）至同治元年（1861年），七年之间，应得养廉银二万一千五百余两，他分文不取，全数上交国库充作军饷。

这正如彭玉麟自己所说：崇俭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不贪亦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数十年间，我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虽得天子荣赏，自顾自己才疏学浅，未尝肯滥竽莅任；应领收之俸给及一切饷银，未尝侵蚀丝毫，未尝置一新袍。敝衣草屦，御之而心气舒泰，中怀澄然无滓，可以明彻天地，俯仰无愧怍。是以多次劝诫家人，以我为法，以戒奢侈崇俭实、戒贪欲崇廉义为要义，不可妄制一衣，妄用一钱。

正因为彭玉麟自身清正廉洁，他对贪污腐败、恃强凌弱深恶痛绝。彭玉麟的谥号为“刚直”， 正是他廉洁奉公、疾恶如仇的性格写照。他在为官期间对于惩治不法分子显出特别刚直的一面，先后弹劾处置了腐败无能官吏两百余人，既有自己的部下，也有自己的亲戚，其中不乏高官，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不顾他人劝阻斩杀李鸿章的侄儿李秋升，以及不顾师生情面三次彈劾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并要求“斩杀之”的事情。他在家书中写道：“强凌弱，众暴寡，势利之天下，岂自今日始？惟有坚毅卓立之精神足敌之。……临难不畏，逢敌不惧，故能不亢不卑而成大事业。余性素刚强，每喜与京都名公巨卿之作威作福者寻仇，亦未尝无卓立坚毅之精神，不畏强御，务使欲心敛迹而后已。”尽管当时时局动荡，但“彭公一出，江湖肃然”。

总之，作为历史人物，彭玉麟肯定有其人性的缺陷和历史的局限，而玉麟风骨则是其留下的宝贵财富，它将汇入中国历史优秀传统，跨越时空，永驻人们心中。今天，千年变局仍在继续，凤凰涅槃后的中国已经大步走向世界舞台，华夏文明正在绽放独特的魅力，其中也有玉麟风骨的一束光芒！

【 注 释 】

①李丽：《彭玉麟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页。

②成晓军：《慈母家训》，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4页。

③郭建衡、郭幸君：《石鼓书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④熊考核：朱熹与《石鼓书院记》，《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⑤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页。

⑥彭玉麟：《彭玉麟集》（上），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⑦李金旺：《彭玉麟家书》，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编校：余学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