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车马出行图刍议

汉画像石拓片 车马出行1

史菁

汉画像石的出现，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汉画像石主要出现在汉代的墓葬、石阙、石棺及祠堂中，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体现了当时的思想流变、民间信仰和葬风葬俗，因而，其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再现。从已经掌握的资料看，汉画像石主要出现于西汉武帝之后，而消失或没落于东汉末年，大致经过了三百多年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研究汉画像石，可以很好地观察其所处时代的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思想等诸多社会现象，而研究其中的车马出行图，可探析墓主的官吏等级、财富地位等内容。

一、车马与吏治在汉画像石中的体现

汉画像石所体现的内容，是当时实际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体现了汉代自天子至富家大户的乘车出行状况，彰显着墓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安徽宿县褚兰镇所出土的一件画像石上，绘有车马出行图，共有14辆乘车，主车是驷马轩车，车前配有伍伯、骑吏作为前导，车后有属僚、弩手护卫和置盾棒之兵车、徒车等。（见图1）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南、西、北三壁上的横额，是一幅完整的车马出行图，描述了自远方归来、回到宅院的图景。这幅出行图中，有一辆斧车、六辆导车、四维主车、三辆从车、一辆骈车和辎车，在斧车及辎车上还置放戈、矛；从员中有两名持节吹管的人员、四名伍伯、十二名骑吏等。（见图2-图5）

济宁市喻屯镇城南张出土的画像石中，画面中所展示的是车马出行场景，二骑前导，后一人骑羊，再后鹿车、羊车各二辆，步卒十余人。同时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石中亦有描述车马出行的人物与出行画像，画面二层：上层二十四人捧简列队而立，皆头戴进贤冠，身着肥袖长衫；下层，车骑、人物出行，刻主车一辆，导车二辆，骑吏四人，步卒八人，道旁一人匍匐，一人跪迎。（见图6、图7）

四川的汉代崖墓与画像砖石墓中对车骑出行也有较多的刻画，如新津县出土的崖墓石函上就刻画了两乘车骑，车上有盖，各乘两人，一为驭者，一为官员，车前有两名伍伯开路，前面可见到阙楼的一角。（图8）

如果说新津县出土的这幅高62厘米、横达210厘米的画像刻画的是汉代蜀地普通官吏乘车出行情景，那么成都羊子山1号墓出土的高45厘米、横长1130.3厘米的画像石则对朝廷大员或地方大吏车骑出行时前呼后拥的宏大场面作了生动的描绘。该石画面中的车骑队伍很长，人物众多，左端有两名伍伯开路，接着是六名骑吏分两列而行；后面是浩浩荡荡的车骑队伍，驾单马的轺车达九辆之多，每辆车上皆乘两人，一为驭者，一为下级官员或朝廷大员的子女亲属；各车之间皆有伍伯与骑吏护卫跟随，人数不等，有两骑吏两伍伯，还有六骑吏六伍伯的，分两列而行；伍伯与骑吏大都手持武器与仪仗，驭者挽缰驱马而驰，官员中有执团扇者；队伍最后是一辆驾三马的华盖大车，有驭者两人，上面乘坐的就是身份显赫的朝廷或地方大员了，车尾还有一位骑马的侍从。（见图9）

从上述车马出行图，不难看出有着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物，所配置的车马数量和等级也是不同的。依据车马的数量、等级、配置，可大致推断出车马主人（也即墓主）的生前社会地位。《后汉书·舆服志》对于车马与官员品级之间的关系，有“尊卑上下，各有等级”“贾人不得乘马车”等记载，这些制度和要求，在车马出行图中都有着形象而又生动的体现。当时从皇帝至普通百姓，所使用的乘车工具及配置等级，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明显的区别，考察车马出行图，就是在考察一个汉朝的吏治等级结构框架图，推断出当时的汉代官吏品阶及统治阶级的治国愚民措施。总之，车马出行图可以是汉代吏治的再现，是人们生前享受与死后追求的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反映。

二、汉画像石车马出行图与官吏等级的内在联系

马车是权贵阶级的专用乘坐工具，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负担的，因而，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坐的。最早的对于车马等级有所限制的，是奚仲做夏车正的时候，有了所谓的“尊卑上下，各有等级”。最早的对于汉代的车马等级有文字记载的，是《后汉书·舆服志》。它规定自天子以下至太皇太后、皇太后、长公主、大贵人、公主、王妃、封君、皇太子、皇子、皇孙、公、列侯、中二干石、二干石、干石、六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以下各有等差，规定得非常详细具体。此外，对车的纹饰和马的装饰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了县级以上的官吏，出行时要另加导斧车，而中高级大官吏出行时，可以乘坐施幡（一种轻快的主车），以此来区别一般的官吏。由此可见，在汉代，即使是同时为官，也会因为官阶等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车马出行阵仗。例如，孝堂山石祠后壁底部的“二千石”出行图，前导是六辆单驾轺车，其后是两名伍伯和四名骑吏，第七辆是有着四维和“二干石”题记的主车，紧接着主车的是单驾轺车和骑吏，最后是执板躬身送行者。这幅“二干石车马出行图”，结构完整，整幅出行队伍，既有导车、伍伯，又有骑吏和送行者，在出行队伍的重要位置，则是主车，体现了乘车人的地位是既定的，有着严格的规定，这样的喧嚣场面足以充分宣示出墓主荣耀的社会地位。

汉代的车马出行制度始于汉景帝时期，之后历代皇帝都对这一制度作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又完整的车马出行乘车制度。《汉书》中有记载“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出行所使用的车马是主人身份尊卑的象征，区别于普通百姓。而出行乘车的人，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和身份又有着不同的区别和划分，乘车所选用的车马数量、等级、骑吏、步卒的多少，又都与车马主人的官位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官吏等级的直接陛象征。

不同的官吏等级都有明确的车马出行规定，虽然名称不同，但在形制上却是基本相同的，所存在差别的，只是车马的图案、构件的质地、车篷的形状、车盖的用料和大小、驾车的马匹数量等不相同。具体而言，车马的构件可以分为黄金构件、白银构件、黄铜构件等不同等级；车马的图案，可以划分为龙、凤、虎、豹等；车盖的用料，又有着布和缯的区别。

此外，除对官吏本人和贵族所乘坐的车有规定外，对骑吏和导从车的规模和数量也有相关的规定。

三、汉画像石车马出行图出现、盛行的原因

发达的经济是汉画像石车马出行图盛行的物质基础。在汉代，百姓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这为汉画像石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对于百姓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增强。西汉中期之后，大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形成了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具有营造汉画像石祠堂、墓室实力的豪门势力得到发展，继而为汉画像石墓葬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是汉画像石艺术得到发展的思想基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建设思想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并逐渐占据了汉代思想政治制度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提倡“孝文化”，对于死去的长者实施厚葬，西汉中期之后，厚葬在统治阶级得以确立，象征着身份与地位的车马图像，是厚葬中必不可少的代表性图案，为车马出行图的出现与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古人对于丧葬礼制的重视，也是车马出行图盛行的重要原因。古人认为“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将已故人的丧葬和祭祀，看作是最为重要的礼制。而地下墓室和祠堂，则是已故祖先厚葬和祭祀的重要场所。

汉代统治阶级惯于将车马作为国力的重要象征，以车马多少来判断国力的强弱，将“千乘万乘”与财富和地位相挂钩，极大地提高了车马的地位。统治阶级的倡导，使得封建富豪势力将车马作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代表，死者希望自己在地下世界也能够享受到风光的生活，因而，将象征风光生活的车马图案描绘在棺木或祠堂中。如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三壁上的车马出行图，出行的行列是由两名伍伯、三辆轺车、四名骑吏所构成的：两名骑吏作先导，紧跟着是两名伍伯和一辆轺车，后面是主车。第二层车马出行图，也是由轺车、骑吏和伍伯所组成的；西壁的第三层则分别由两名骑吏和伍伯组成，题记为“此君车马”。这种车马出行图，主车都是有别于属车的四维轺车，对比于碑文，可以看出四壁位置最高的车马出行图是祠堂主人生前的官场生活及对死后风光世界的向往。（见图10、图11）

车马出行图的出现和盛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发达的社会经济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使得厚葬风俗有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而统治者对于身份地位和社会阶级的明确划分，又使得这种图案的存在与扩展，有了社会支撑力量。权贵阶层为了表明自己的社会等级和官场职位，并且要在死后的地下世界也享受到这种风光，使得汉代的车马出行图得以盛行；而后人通过这些图案，并结合文献资料，可推断、研析出车马出行的规模与汉代官吏品级、地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历史内容。特别是对研究汉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艺术有极大的帮助。汉画像石是一种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这种艺术所具有的宏伟深沉的气魄，让人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在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宽阔历史舞台上，各类生机勃勃的英雄人物应时而出，上演了一幕幕足以令后世感叹唏嘘的慷慨雄壮的历史剧。nu汉画像石真实而形象地体现出汉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学界称为汉代历史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