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县汪氏家族墓出土的元代釉里红高足杯

刘光煜

汪世显家族墓位于甘肃省漳县城南2.5公里的徐家坪，墓区面积30000平方米，约建于蒙古海迷失癸卯年（1243年），止于明万历丙辰年（1616年），历经十四代，三百七十多年。据传原有封土堆二百多座，历年被毁不少。十分幸运的是1972年至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漳县文化馆共同清理了27座汪世显家族墓葬，墓中出土各类文物七百余件。其中不乏许多极其珍贵文物，如国宝玻璃莲花托盏、宋代官窑粉青釉葵口长颈多棱瓶、织金锦织物、木屋帐等等，还包括一件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元代釉里红高足杯。杯高8.7厘米，口径8.9厘米，足径3.6厘米。杯上部呈碗状，尖唇，侈口，曲腹，高足呈喇叭型，饰有两处竹节形装饰，底部外撇。胎质细腻坚硬，施青白釉，釉质光润，腹部涂抹饰釉里红斑，色彩鲜艳纯正。

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中就出土有称为高足杯的器物，虽然到元代之前称为高足杯的器物不少，但元代高足杯的器形来源系统应与汉地的高足杯系统不同，而与蒙元人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关系。元代是蒙古族所创建，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与马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高足杯即是马上文化的代表，最初为马上饮酒所制，后来也有称为“马上杯”“靶杯”。杯下高足多有竹节状装饰，符合人的手指把执；杯体量适中，手握把手适合在马上饮酒；高足上窄下宽，便于系在马侧，不易掉落。元代瓷质高足杯的来源很可能是模仿同时期蒙古贵族所用的金银器高足杯，如内蒙古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元代纯金荷花纹高足杯。余金保先生把景德镇高足杯分为三期，早期的形制与这件金高足杯非常近似，可以看出元代瓷质高足杯与金银器的传承的关系。应是先出现不易摔碰的金属质地的高足杯，随后内地制瓷工匠大量模仿制作，景德镇、龙泉窑、德化窑、钧窑、磁州窑等均有生产。可以说高足杯是元代新出现的器形，高足杯始于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习俗，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高足杯大量烧造，成为元代最有特色的典型器物。汪氏家族墓出土的这件高足杯根据佘金保先生分期，是归于元代晚期高足杯烧造成熟期，杯身与把柄采用内接法，即杯身与把柄从杯底部在把柄内进行对接，杯与足外表和谐自然，没有修补痕迹，但可以观察到把柄内部有胎泥堆积情况。此外，这件高足杯的杯柄也非常有特色。杯柄的足端转折外撇部分下降至柄底部，把柄上有两道竹节饰非常隐蔽，一般看上去觉得把柄应是光滑无装饰，实际上仔细观察，特别是上手之后才能感觉到竹节装饰的存在。应是竹节装饰做得不很凸起，上的釉质又较深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历来对此件釉里红高足杯的描述，都未见竹节状柄饰的出现，这种隐蔽的竹节状柄饰应该也是其特色之一。

这件釉里红高足杯的最大特色是其色彩之艳丽纯正。元釉里红是陶瓷装饰史上的一项伟大创新。元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在宋代各大名窑的成就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釉里红的创烧即是其中之一。元代釉里红的烧造难度极大，流传至今的元代釉里红整器不足百件，可见其珍贵性。釉里红是釉下彩绘的一种，是以铜红料在瓷坯上绘制，然后施以透明釉以高温一次烧成。瓷器的高温釉下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青瓷之上，主要是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瓯窑、越窑，其特征表现为局部少量运用褐色点彩装饰于器物的醒目部位。到了唐代，陶瓷的彩绘装饰有了长足进步，以长沙窑为代表，打破了之前单一褐料装饰的局面，发展为运用多种金属元素为着色剂，使器物表面呈现出多种色彩。当时的窑工已经发现，一件器物使用铜料绘画纹饰，在高温还原气氛下出现了红与绿两种不同效果，如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长沙窑白釉红绿彩执壶，壶上类似“M”的纹饰，即有鲜红和草绿两种颜色反差。其中红色应是我们所能见到的“釉里红”的前身。这种装饰效果虽不是常态，但很大程度影响到后世许多窑系的产品，尤其是以宋代的钧窑受其影响更深。钧窑釉中的红色是由于还原铜的呈色作用，在天蓝、天青和月白釉中，氧化铜的含量极低，钧窑的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的相互熔合的结果。其釉下铜红彩和铜红釉的烧造工艺，使唐代长沙窑和鲁山窑等窑场的彩瓷装饰工艺得以借鉴延续。金人与蒙古人相继入主中原后，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方移民南下的浪潮，景德镇窑场接纳了来自北方的能工巧匠，包括已经熟练掌握钧窑铜红釉烧造技术的工匠们。元代景德镇窑工们对钧窑瓷器上的铜红釉呈色机理做了深入研究和吸收后，再结合同一时期使用氧化钴料烧制青花瓷器的做法，创造性地将铜红釉烧造技术与景德镇的“温润如玉”的白釉融为一体，成就了元代景德镇釉里红的成功烧造。

笔者认为元代釉里红器物弥足珍贵的最主要原因是其烧造工艺要求高超。青花瓷器与釉里红瓷器虽同属釉下彩瓷器，但青花的呈色剂是氧化钴，呈色稳定，所以元代青花瓷器发现较多。而釉里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极易挥发，因此对窑室的烧成气氛要求十分严格。窑室的温度稍微有变化，便不会出现满意的效果，与此同时，还原铜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容易流窜或者融合，所以烧造时既需要高温，又要控制得相当严谨，技术要求十分苛刻。汪氏家族出土的这件釉里红高足杯釉色艳丽纯正，颜色呈现出温润的胭脂般的红色，而且红色装饰面积较大，几乎占杯外壁面积的二分之一，在杯中的内口沿处也有一道断续的红色痕迹。这种釉里红装饰手法为涂染泼彩方法，借鉴于古代绘画中的泼墨技法。在唐代长沙窑中这种方法就已出现，在釉里红装饰中也经常使用，就是釉里红料在器物上任意流淌，在运笔中不求章法，类似于抽象画，以无拘无束的笔触将图案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与青白瓷釉底色形成鲜明反差。这件釉里红高足杯所呈现的胭脂般的纯正红色，世所罕见。纵观留存的元代釉里红器物，大多或红色发暗，或红色很淡，或有的部分釉里红已烧飞，更有的呈色为黑灰，而且晕散现象普遍。而汪氏家族墓出土的这件高足杯可谓十分完美，难怪余金保先生称其为“精美绝伦”。

汪氏家族墓出土的这件釉里红高足杯无论从形制、釉色、装饰手法和工艺水平上均堪称完美，特别是其隐形竹节状把柄和呈现艳丽纯正的胭脂红色彩极为少见，整个器物仿佛一朵鲜红欲滴盛开的花朵，器形虽小，却显示出大家之风范，完全可以称得上元代釉里红瓷器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