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子坡、北吕、西村墓地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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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仁

【摘 要】碾子坡、扶风北吕以及凤翔南指挥西村的墓葬材料丰富，是研究商周时期墓葬特点及变化的重要材料，均被视为探索先周文化的关键节点。然而由于对先周文化的研究普遍集中于陶器形制的辨析，故三处遗迹的墓葬材料尚未曾得到充分地统计与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三者先周至西周时期墓葬的墓向、墓具使用情况、性别年龄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对这些不同时期的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社会稳定性进行了初步解读，以求正于方家。

【关键词】碾子坡 北吕墓地 西村墓地 墓葬 社会稳定性

一、墓葬简述

（一）碾子坡①

陜西长武碾子坡遗址位于黑河下游北岸的坪地上。1980—1986年，考古队共对其进行了11次发掘工作，并将遗址分为8个发掘区。其文化遗存主要涵盖仰韶文化时期、先周早期、先周晚期、西周时期以及东周时期的居址和墓葬，其中包括先周早期墓葬93座，先周晚期墓葬139座，西周时期墓葬45座。所得发掘材料中尤以先周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被学界认为是认识先周文化全貌的重要资料[1]。

（二）北吕墓地

北吕墓地位于陕西省扶风县上宋乡北吕村北的渭河北岸，地处周原遗址之南缘②。1977—1982年，考古队共对其进行了6次发掘工作，并将墓葬总体分设为3个区域以及5个分区。主要发现为先周时期、西周早期以及西周中期的墓葬共284座。墓地整体延续时间较长，且墓葬之间无打破关系，被学者视为研究周人早期的发展状况、文化面貌等问题的重要材料[2]。

（三）凤翔南指挥西村

西村墓地位于凤翔县南指挥村西300米处的雍水南岸，距雍水约4千米。1979年与1980年连续经历两次发掘，共发现先周中期墓葬30座，先周晚期墓葬65座，西周初期墓葬55座以及西周中期墓葬32座③。墓地沿用时间较长，墓葬分布稠密，但却未见周墓间的相互打破关系。此外，作为随葬品的尖状袋足鬲的发现，为先周文化增添了新的因素。发掘者认为，此处大约是陕西境内发现先周墓最多的一处，其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先周文化面貌及其渊源具有重要意义[3]。

之所以选取以上三处墓地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三处墓地的使用时间较长，且都横跨先周与西周两个阶段，有利于笔者针对统计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三处墓地的墓葬材料较为丰富且系统④，各自的年代序列也较为清晰，方便数据统计工作的开展；对于三处墓地进行的数据统计研究普遍不是十分充分和系统。

二、先周、西周时期墓葬材料探索社会稳定性——墓向情况统计

墓葬的朝向是古人埋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情况下在同一墓区的同一阶段其墓向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墓向是古人在埋葬制度上具有一定思想信念的一种具体反映和写照[4]。Carr和路易斯·宾福德在各自的研究之中都曾把墓向作为研究统计埋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因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且Carr认为墓向等埋葬习俗均同时受各类如宗教哲学（philosophical-religious）、社会（social）、具体情况（circumstantial）等因素影响[5]。故可以通过墓向的统计对墓葬在时间上的延续性问题作出一定的阐释。

（一）碾子坡

笔者对碾子坡的277座先周至西周时期墓葬的墓向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碾子坡先周早期的墓葬以朝北与朝南的墓葬为主，其二者比例相加大于80%；先周晚期和西周时期墓葬均以东方为主要朝向，两个阶段向东朝向的墓葬比例均大于65%。先周早期的墓葬在墓向选择上与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存在较大差异。墓向统计数据表明再结合先周早期墓葬中陶器的特征也与晚期呈现较大差别的现象，学者梁云以先周早期墓向的特殊性，认为碾子坡先周早期的墓葬与晚期之间延续性较弱，先周晚期的墓葬与西周时期的墓葬之间延续性强，并同时以雷兴山老师在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之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作为辅证[6]。换言之，即是碾子坡先周早期与晚期之间存在较大的时间间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物质文化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域范围内的变化速率并不是一定的，故通常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似乎并不能成为判断同一遗址内不同阶段间时间间隔的决定性证据⑤，更无法作为判断社会稳定性的证据。

结合先周早期的墓葬分布示意图，笔者发现，其墓葬之所以出现以朝北和朝南为主的现象，地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碾子坡早期的墓葬处于一个北高南低且有多层断崖的高坡上，墓葬多与断崖面的切线相垂直，典型的如M624、M616、M606、M608等，此种墓葬朝向受地势影响的现象同样出现于北吕墓地的先周墓葬之中[7]。除分布在断崖附近的墓葬外，碾子坡先周早期的墓葬也均依地势分布⑥。相比较而言，先周晚期墓葬与西周时期墓葬集中分布的Ⅰ区位于坪地中部第二级梯田内的西半部[8]，地势较为平缓。也就是说，地势因素并不会直接对先周晚期墓葬与西周时期的墓葬的墓向设置造成影响。这很可能是导致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墓葬的墓向数据高度统一，而二者与先周早期的墓向统计情况则出入较大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墓向的差异性或许并不足以断定碾子坡先周早期与先周晚期之间曾发生较大的社会波动。通过分析墓葬的墓具使用与性别年龄情况，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碾子坡墓葬三个阶段在年代上的联系较为紧密，形成一脉相承的发展体系，其所反映出的社会稳定性较强。

（二）北吕墓地

笔者对北吕墓地的284座先周时期至西周时期墓葬的墓向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北吕墓地先周时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三个阶段墓葬的墓向都是以朝北为主，且伴随有少量的西方朝向墓葬。仅从墓向的变化趋势来看，北吕墓地在先周至西周时期朝北的墓葬明显占据主流地位，且所占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一方面，社会的稳定发展或许能够解释这种趋势的产生；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北吕墓地的墓葬整体上均依地势分布[9]，地势很可能是致使墓向之墓俗的发展维持恒定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北吕墓地三个阶段墓葬在墓向上的统一性很可能是处于地势的原因。由此看来，单纯的墓向变化趋势并不能作为判断北吕墓地遗迹现象所反映之社会稳定性的有力证据。endprint

（三）凤翔南指挥西村

笔者对西村的182座先周时期至西周时期墓葬的墓向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3显示。西村先周中期、先周晚期、西周初期、西周晚期四个阶段的墓葬的墓向同样都是以朝北为主。四个时段之间，其余朝向的墓葬比例之和均小于30%，并不在主流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初期，西村朝北的墓葬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西周中期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回升。根据前两处墓葬墓向的统计研究，地势条件或可视为决定墓向分布的潜在关键因素之一。然发掘简报中未曾对于西村墓地所处地形进行详细描述，故此处尚无法判断其墓向变化的稳定趋势是否受地势原因的影响，同时也难以判断西村先周至西周时期的社会稳定性。

综上所述，碾子坡与北吕墓地中墓向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势因素的干扰，故这类数据信息似乎并不能针对两者墓葬信息所反映的社会稳定性作出很好的解释。鉴于发掘简报内容有限，笔者无法辨明南指挥西村的墓葬中墓向与地势的关系。故碾子坡与北吕墓地所反映的“地势决定墓向”的规律是否适用于西村乃至其他时期、其他文化的墓葬之中，仍需要进一步考察。

三、先周、西周时期墓葬材料探索社会稳定性——墓具使用情况统计

墓具的使用方面，碾子坡的墓葬频繁出现使用席子的现象，而西村与北吕则不常见，仅以棺椁作为葬具，墓具上的区分为棺椁制度。棺椁制度是中原的一种常见墓葬习俗，普遍认为，棺椁的使用制度是等级的反映。其具体应如何划分需要与随葬品一起考虑，涉及问题较为复杂，故仅从数量的统计角度并不易反映社会的稳定性，刘军社先生在分析西村的周墓时也认为“棺椁的有无、大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10]。综上，本文暂不考虑北吕、西村的墓具使用。然碾子坡具有独特的墓具习俗，且与等级并无直接关系。本节主要探究碾子坡使用席子作为葬具的习俗并依此论述碾子坡在先周、西周时期的社会稳定性。

使用席子作为葬具的一种，是碾子坡先周早期墓葬便出现的葬俗之一。胡谦盈先生认为使用席子作为葬具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特征的反映[11]。故分析各阶段墓葬中席子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对于探明墓葬在时间上的延续性问题有借鉴意义。此外，由于使用席子裹尸或是使用席子覆盖木棺上下的墓葬在随葬品、墓向、壁龛、性别、年龄、墓室面积等方面均无显著的分界线⑦，故本文暂且认为二者反映的是同一种文化现象，故将其同一对待，统归为使用席子的葬俗。

笔者对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时期212座使用席子的墓葬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4显示。先周早期、先周晚期、西周时期三个阶段的墓葬中使用席子的数量比例是近似于成一次函数逐步增加的，不存在某两个阶段之间使用席子的墓葬突然猛增的情况。首先，说明使用席子这一葬俗是被生活在碾子坡地区的人群所接纳认同的一种文化习俗，在先周到西周时期一直传承。其次，一次函数的变化趋势，符合社会发展中人群接受事物的一般规律，同时说明使用席子这一葬俗在三个阶段内为匀速普及，三个阶段间的时间间隔接近。根据一次函数的函数特性，不难得出碾子坡三个阶段墓葬习俗逐步发展，期间社会稳定性较高的结论。

四、先周、西周时期墓葬材料探索社会稳定性——墓主人的年龄与性别

墓葬材料是对于当时社会组织的一种直接反映，是学界研究古代社会组织体系与结构的重要依据，其对于尚无大量文字资料出土的时期来说更为关键。通过对某一时间段内的墓葬进行年龄与性别的鉴定与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人群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进而间接推断出人群的平均年龄、出生率、死亡率等数据，对于复原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转模式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碾子坡、北吕和西村三者先周至西周时期墓葬中均具有一定数量的年龄与性别鉴定材料，为我们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提供了基础。以下笔者将通过对于墓葬墓主人年龄⑧与性别的数据分析入手，阐述墓葬信息所反映的碾子坡、北吕以及西村的社会稳定性。

（一）碾子坡

1.性别统计

笔者对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时期207座墓葬的性别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5显示。碾子坡三个阶段墓葬中，墓主人为男性和墓主人为女性的数量均基本相等，表明先周早期、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碾子坡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平稳状态。

2.年龄统计

笔者对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时期207座墓葬的年龄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6显示。碾子坡三个阶段的墓葬中墓主人未成年的比例基本相同，可暂不纳入讨论。碾子坡先周早期时青壮年的死亡比例颇高，达到70%，且青壮年的死亡比例在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两个阶段相对于其他年龄段仍是最高，但是相对有所下降；中老年的死亡个体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加，且青壮年的死亡率与中老年个体的死亡率都呈现匀速变化的趋势。上述数据表明，先周至西周时期，生活在碾子坡的人群的平均年龄是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加的，且增加速率的近似表明三个阶段间的时间间隔相近，同时说明社会呈现出一种平稳发展的趋势。

综上所述，从墓主人的性别年龄入手分析，碾子坡三个时间段之间应具有较强的社会稳定性。

（二）北吕墓地

1.性别统计

笔者对北吕墓地先周至西周时期50座墓葬的性别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7显示。北吕墓地先周时期的墓葬中，女性的死亡数量明显高于男性，占到了整体死亡人数的60%以上；而在北吕墓地西周早期与西周中期的墓葬中，墓主人为男性和墓主人为女性的数量基本相等。此现象表明，先周时期扶风北吕的男女比例失调⑨（女性占多数）；西周早期与西周中期扶风北吕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其社会表现为平稳发展的状态。西周早期，扶风北吕在社会层面上可能曾发生过一定程度上的波动，打破了先周时期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并将男女均衡的社会状态平穩地延续到了西周中期。

2.年龄统计

笔者对北吕墓地先周至西周时期61座墓葬的年龄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8显示。北吕墓地三个阶段的墓葬中墓主人未成年的个体数均较少，可暂不纳入讨论。先周时期与西周中期青壮年与中老年的死亡比例大体持平。其中先周时期青壮年的死亡率略高，西周中期中老年的死亡率略高。单就这两个时间段而言，人群的平均年龄随时间推移呈现增加趋势，其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平稳发展的状态。然西周早期墓葬中青壮年的死亡率突然大幅上升，其原因可能是战争或疾病、自然灾害等⑩。总之，从三个阶段墓葬墓主人年龄的统计数据来看，西周早期左右扶风北吕曾发生过较为显著的社会波动。endprint

综上所述，从墓主人的性别年龄入手分析，西周早期左右扶风北吕在社会层面上曾发生过一定程度的波动。

（三）凤翔南指挥西村

1.性别统计

笔者对西村先周至西周时期40座墓葬的性别数据进行了统计k，结果如图9显示。西村墓地先周中期、先周晚期与西周初期（西周中期数据所含个体数太少，暂不讨论）的墓葬中，男性的死亡率均明显高于女性，这种趋势或许与其他因素有关（如自然地理条件等）。此处不妨假设，对于凤翔西村而言，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为社会稳定的状态l。

数据表明，西村墓地先周中期与西周初期墓主人为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同，先周晚期女性墓葬的比例则相比于先周中期与西周初期要高许多。由此或可推断，先周晚期左右凤翔西村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社会波动，这种波动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到了西周初期，其社会再次回到了相对平稳的状态。

2.年龄统计

笔者对西村先周至西周时期54座墓葬的年龄数据进行了统计m，结果如图10显示。西村墓地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年龄信息甚为复杂，其看似并不具备鲜明的规律性，笔者将分层对其进行解读n。

西村墓地先周中期、先周晚期与西周初期的墓葬中墓主人未成年的个体数均占有一定比例，且其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到西周初期，未成年个体的墓葬数量甚至超过了总数的35%。未成年的死亡率如此之高，并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应当是凤翔西村先周至西周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其是否与社会稳定性相关，尚有待进一步讨论。

排除了“未成年死亡率高”这一干扰因素，仅对墓主人为青壮年和中老年的墓葬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先周中期和西周中期中老年的墓葬数量均不同程度地多于青壮年的墓葬数量；先周晚期青壮年的死亡数量则显著大于中老年的死亡数量。由此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先周中期与西周初期所反映出的社会状态具有相同趋势，先周晚期则相比于上述两个阶段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总之，从三个阶段墓葬墓主人年龄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先周晚期左右凤翔西村曾发生过较为显著的社会波动。

综上所述，从墓主人的性别年龄入手分析，先周晚期左右，凤翔西村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社会波动。

五、结语与延伸思考

本文旨在通过对于墓葬材料所反映的墓向情况、席子使用情况以及墓主人的年龄、性别情况的数据统计分析，探讨碾子坡、北吕、西村三处墓地所含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墓葬信息反映出的社会稳定性。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墓向通常由地势条件决定，故此类墓葬信息对判断社会稳定性并不实用。

通过席子使用情况与墓主人年龄、性别信息的统计，笔者认为碾子坡在先周至西周时期社会发展平稳，体现出了高度的社会稳定性；通过墓主人年龄、性别信息的统计，笔者认为扶风北吕在西周早期左右曾发生显著的社会波动，并在西周中期左右恢复到了平稳状态；通过墓主人年龄、性别信息的统计，笔者认为凤翔西村在先周晚期左右曾经历显著的社会波动，并在西周初期左右再次回到了相对平稳的状态。笔者在整理研究数据时还发现，凤翔西村在先周至西周时期未成年的死亡情况相比于其他两处墓地要严重许多，或需進一步的研究探索o。

笔者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碾子坡遗存除本文所探讨的内容外，仍蕴含着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独特遗迹现象。笔者撰文之余，曾尝试针对其中两个最为值得关注的方面开展了数据及图像分析，然未曾总结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故于此处列与读者分享，以期收获更多的讨论与研究。

壁龛是碾子坡墓葬中值得探讨的一个现象。挖壁龛的墓葬只集中出现于先周晚期，先周早期的墓葬中不曾见，西周时期的墓葬中仅见一座M1142，位于第Ⅰ发掘区的中部。有学者认为设置壁龛具有一定的文化因素[12]p。若依此来看，笔者上文所论述的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与其他两阶段墓葬的延续性以及社会稳定性问题便存在争议。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在先周晚期的墓葬中，带有壁龛的墓葬与不带壁龛的墓葬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且二者在其他方面，如随葬品、墓向、葬具等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壁龛的文化特性在碾子坡墓地中并无明确体现。对此，笔者认为是否挖壁龛或许并不单由文化习俗决定q，其与土质等自然因素也可能存在一定关联。碾子坡西周时期的墓葬多集中于第Ⅰ发掘区的西北部，而唯一一座带有壁龛的M1142位于发掘区中部，与先周晚期墓葬集中地较为靠近。此个案或能给予我们如下启示：先周晚期墓葬所集中的第Ⅰ发掘区西南部的土质更加适合设置壁龛。然由于有壁龛发现的各遗址资料过于复杂，且各类发掘报告中鲜有对于土质的具体论述，难以一概而论之，故关于土质与挖壁龛之间的辩证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r。

此外，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时期墓葬中男性俯身、女性仰身这一突出现象仍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有学者将其与其他遗址中出现的俯身葬相关联[13]，然而除了碾子坡外，其他发现有俯身葬的遗址中均未曾表现出男女之间的明显区分；胡谦盈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是“冀求后代子孙繁衍不息的一种暗示和表露”[14]，这类意识形态上的推测也无法得到证实。目前似乎只有等待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学者们才能对于这种现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与解释。

注释：

①本文“碾子坡”仅指碾子坡遗址，不包括“碾子坡类型”或“碾子坡文化的含义”。

②相距30千米。

③共计清理周墓210座。上述数据为可以明确辨明年代分期的墓葬。

④指挥台西村的发掘简报后附有墓葬的列表，碾子坡与北吕墓地则已经出版发掘报告，可检索资料丰富。

⑤实际上，碾子坡先周早期、晚期以及西周时期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均匀的，详见笔者下文中的数据分析。

⑥碾子坡先周早期墓葬与地形地貌的关系胡谦盈先生在《南邠碾子坡先周墓葬和西周墓葬——周人早期墓俗探讨之一》一文中已有所阐释。然其他学者在对于墓向问题进行讨论时似乎有意忽略了这一点。endprint

⑦特别的，先周早期的墓葬中，凡是有木棺的墓葬中均无同时使用席子的迹象。由于Ⅵ区墓葬大部分遭到破坏，致使先周早期的墓葬全貌无法复原。推断上述现象可能并非普遍的规律，故本文未曾深入研究此现象。

⑧为了保证表格结构的统一性，本文采用如下年龄段划分：未成年（小于20岁），青壮年（20—40岁），中老年（40岁以上）。

⑨笔者推测，对于扶风北吕来说，在先周时期，男女比例失调可能是针对那个特定时期社会平稳状态的反映。由于发掘工作未曾得到北吕墓地更早时期的墓葬材料，此推论有待考证。

⑩事实上，墓葬现象的特殊性往往由多个文化信仰与社会因素所决定，见Carr，Christopher.”Mortuary practices：Their social，philosophical-religious， circumstantial， and physical determinant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2（1995）：105-200，p160.鉴于此项内容并非本文所探究之重点，故暂不深入讨论，以待后续研究。

k共有42具可以鉴定性别的人骨，其中有两具（80M142、80M133）所处墓葬的分期不明确。

l西村所發掘人骨中明确收集到的年龄与性别数据相比于其他两处有一定局限性，为笔者准确地总结变化规律与提出合理假设形成了阻碍。之所以呈现出男女比例的不均与急剧的变化，可能是统计材料的不足所导致的。

m发掘简报中有两座小孩的墓葬（79M64、79M72）分期不明确，故并未统计在内。

n西周中期有年龄数据的墓葬数太少，其经统计得出的数字很大程度上无法说明问题，故此处暂不对西周中期的情况进行讨论。

o鉴于此处讨论的是未成年，存在凤翔西村有“夭折入墓地”的习俗，而其他两处则无的可能性。碾子坡和北吕墓地中少量的未成年墓葬或许在形制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整理。

p商周时期的设有壁龛的墓葬常见于刘家文化墓葬之中。战国时期的楚墓也常见壁龛。先周晚期墓葬与上述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q壁龛的使用虽不罕见，但在不同的文化、时期中，挖壁龛这一葬俗的重要程度与实用意义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r土质只是一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岩层构造等地理条件的干扰也不可排除，这些都需要深入的地质学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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