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县后迁义遗址商代铜镜探源

【关键词】河北滦县；后迁义遗址；出土铜镜；商代

【摘 要】河北滦县后迁义遗址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两枚铜镜，分别是同心圆凸弦纹镜和火焰纹镜。文章介绍了这两枚铜镜的纹饰特点和出土状况，认为其中的火焰纹吸收了齐家文化的三角形纹带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型竖线纹带的两种文化因素，体现了铜镜从我国甘青地区起源，沿长城沿线文化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

后迁义遗址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响堂镇后迁义村北部高台地上，北100米为东法宝村，东约50米为西北至东南向的滦河大坝，再向东20米为滦河，西约50米为人工河。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30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1999年10月和2001年10月，唐山市文物管理处先后两次对后迁义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遗址面积270余平方米，发掘古墓葬7座。其中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两枚商代铜镜，为商代青銅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两枚铜镜现在唐山博物馆中展出，本文试对其作简要分析。

一、 铜镜发现情况

这两枚商代铜镜同时出土于一座商代晚期墓葬（1999LQT2②M4）中。

1999LQT2②M4∶6，为同心圆凸弦纹镜，出土于墓主人颈部左侧。铜镜略呈圆形，青铜质地。直径10.2厘米，厚0.6厘米。正面较平，背面有桥形钮。以镜钮为圆心，向镜边缘施6周凸弦纹，构成6个同心圆。内侧3周同心圆的半径之差比外周3个同心圆的大，因此内侧3周略显疏朗，外侧3周稍显密集（封二，1；图一，1）。

1999LQT2②M4∶7，为火焰纹镜，出土于墓主人头骨右上方。铜镜平面略呈圆形，青铜质地。直径 9.6厘米，厚 0.4 厘米。镜面略弧，背面正中为桥形钮。围绕镜钮至镜边缘施5周弦纹，形成5个同心圆，将镜背由内向外分为距离相等的五个区。其中一区、四区施大小相等的弧线三角纹；二、三、五区分别饰短直线纹。从整体纹饰来看，像是从正中镜钮处向周围散发的太阳的火焰光芒（封二，2；图一，2）。

二、墓葬形制及年代

1999LQT2②M4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100°。土坑平面长2.28米，宽1.26米。木棺葬具，长1.82米，宽0.88米，深0.5米。木棺板灰厚5厘米。墓室西端坑壁上有一壁龛，龛长0.6米，宽0.2米，深0.25 米。棺内葬一具人骨，骨骼零乱，仅存头骨，上、下肢骨以及几根肋骨。墓主人为男性，年龄45～50岁，根据肢骨骨骼判断，身高162.6厘米。从头部来看，应为头东足西方向埋葬，面向墓室北壁（图二）。随葬品有金器2件，铜器5件，陶器4件，绿松石串饰1件。

伴出的2件青铜礼器，铜鼎（1999LQT2②M4∶5）残毁严重，已无法复原；铜簋（1999LQT2②M4∶4）同样损毁较重，经修复复原。铜簋为盆形簋，大敞口，沿面内倾，方唇，直腹，圜底，高弧圈足，颈下施一周饕餮纹带，腹饰乳丁纹，圈足施夔纹。口径22厘米，器高15.4厘米，足径14厘米，足高3.6厘米（图三，1）。从器物形制来看，该簋与沣西张家坡毛M1出土的乳丁纹簋（图三，2）[1]相类似，但前者沿外翻，近似侈沿，腹部略弧，弧圈足，后者沿近平，腹近直，圈足的腹部较直。沣西张家坡毛M1的年代为商末，据此可推断后迁义遗址所出铜簋应该比沣西张家坡毛M1铜簋的年代要早，最迟相当于殷墟四期。

同时，通过对墓葬中伴出的敛口罐（1999LQT2②M4∶2）的类型学分期，认定其属于后迁义遗址晚商时期遗存第三段，相当于殷墟四期或略早，与铜簋（1999LQT2②M4∶4）的年代基本吻合[2]。

三、出土铜镜源流分析

同心圆凸弦纹铜镜（1999LQT2②M4∶6）由6周同心圆装饰镜背；火焰纹铜镜（1999LQT2②M4∶7）是以同心圆分区，各区分饰三角纹或短平行线。两镜的装饰元素分别是同心圆、三角纹和短平行线。这些装饰元素最早出现于青海齐家文化的铜镜上。

1977年出土于青海省贵南尕马台M25的一枚齐家文化铜镜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该镜直径 9 厘米，厚 0.4 厘米，一面光平，背面从铜镜的边缘向内先施三周同心圆纹，其内的主纹饰区是7个三角纹组合而成的七星图案，七星外施短平行线。围绕镜钮又施二周同心圆。整个图案形似以镜钮为核心向外散发的太阳的光芒（图四，1）[3]。另一件年代较早的铜镜出土于甘肃临夏，为圆形，周边不甚规整，一面光平，另一面从镜钮到外缘以同心圆弦纹分为三区，第一区围绕桥形钮不施图案，第二区环绕第一区施13个填充平行线的三角纹组成三角纹带，第三区围绕第二区施16个填充平行线的三角纹组成的三角纹带。从两周三角纹带的三角形留白来看，更似以镜钮为核心向外散发的太阳的光芒（图四，2）。专家认为此镜是由尕马台的七星图案发展演变而来，其文化属性定为齐家文化[4]。

商代铜镜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侯家庄、大司空村等中原地区，以及西北的甘肃、内蒙古、河北、辽宁等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这两个地区均出土了具有同心圆和短平行线纹装饰元素的铜镜。

中原地区的如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四枚铜镜，其中一枚以同心圆弦纹将铜镜背面分为六区，第一区围绕桥形钮不施纹饰，二至六区分别填充竖直线（图四，3）[5]。大司空村M25出土的铜镜，背面施三周同心圆凸弦纹，内侧的两周同心圆相距较近，外侧的同心圆与相邻的同心圆间距稍大（图四，4）[6]。

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有甘肃平凉出土的一枚铜镜，其背面分为三区，第一区围绕桥形钮不施纹饰，二、三区之间以两周同心圆凸弦纹分隔，每区填充竖线棱纹（图四，5）[7]。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铜镜，同心圆弦纹将铜镜背面分为五区，除第一区外，各区分别填充竖直线（图四，6）[8]。喀左山嘴子道虎沟出土的铜镜，制作较为粗糙，纹饰简化，仅在边缘施一周平行短线纹（图四，7）[9]。

对比后可发现，后迁义遗址M4出土的火焰纹铜镜的纹饰，应是三角形纹带和同心圆内填充短直线纹两种装饰风格融合而成，吸收了齐家文化的三角形纹带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型竖直线纹带两种文化因素。而背面施六周同心圆凸弦纹的铜镜与安阳大司空M25所出铜镜的纹饰较为接近，但后者纹饰较为简单、粗糙，后迁义遗址M4铜镜的纹饰更显繁复、精致。

综上所述，施同心圆凸弦纹分隔，每区填充短直线纹或三角形纹饰的火焰纹镜，分别出土于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及辽宁，均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其背面纹饰由简单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从鄂尔多斯的同心圆加短直线纹铜镜，发展到后迁义的同心圆加短直线和三角纹的复合纹饰铜镜，再到喀左简化了的圆形短直线纹铜镜，纹饰则由简单变为复杂，最后又回归简单，显示了其沿着我国北方长城沿线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背面施同心圆凸弦纹纹饰的铜镜仅见于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

除上述銅镜外，已出土的商代铜镜还有：河南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5出土的铜镜，背面四等分填充平行线三角纹，外围施一周花卉状纹带（图四，8）[10]；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枚铜镜，分别饰不同的叶脉纹（图四，9—11）[5]。施叶脉几何纹饰铜镜多发现于中原地区，其来源以及其发展演变序列尚不清晰，但侯家庄西北冈M1005出土的铜镜背面施四等分三角形、内填充平行线的纹饰，显然是由齐家文化三角形填充平行线的纹饰发展而来。

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根据各地区铜镜的出土情况、铜镜纹饰的特点，指出：“中国最早铜镜的起源地在中国甘青地区，殷墟及其附近中原地区发现的铜镜，是由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起初是在生态环境相同的今长城沿线地区得以传播，在商代后期开始传播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11]笔者认为，从目前所发现的西周以前铜镜的纹饰发展演变规律来看，铜镜最早起源于我国的甘青地区应该没有问题，但到商代，其传播应有两条线路，一条是自西向东在北方地区传播，基本上沿长城文化带，从青海、甘肃、内蒙古一直向东，到达河北唐山和辽宁喀左一带，从后迁义遗址出土的两枚商代铜镜可略见其一斑；另一条是向中原地区传播，从青海、甘肃传播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5出土铜镜的纹饰似可说明这一点。到商代晚期，北方青铜文化又与中原青铜文化相互影响，唐山地区的一些商代贵族墓葬中发现商代青铜礼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铜镜、挂缰钩、管銎斧等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1]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2]张文瑞，翟良富.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3]青海省文物考古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下转75页）（上接19页）

[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J].考古，1989（7）.

[7]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J].文物，1991（5）.

[8]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9]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M]//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0]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1958.

[11]宋新潮.我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J].考古学报，1997（2）.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