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

田小娟

陕西是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及丰镐两京，为周人宫室、宗庙所在，所以陕西西周铜器独领风骚，陕西也因此享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四年就出土铜器，时至今日，出土铜器约4000余件。著名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四器，在清末出土轰动一时，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国宝”。近几十年来新的发现不断，淳化县史家塬出的兽面龙纹大鼎，其他如扶风强家出的师鼎、长安下泉村出的多友鼎、澄城串业村出土的王臣簋、扶风齐村出的（害+夫）簋，临潼西段村出的利簋、宝鸡贾村出的何尊等重器均出土于陕西。特别是1976年扶风庄白窖藏所出103件以墙盘为首的微氏家族青铜窖藏，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逨盘等27件单氏家族铜器窖藏，2012-2013年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铜器群，这些重器或形制精美、或铭文重要，享誉海内外，为学人所瞩目。

煌煌巨制——造型艺术

西周初年，重臣贵族已经形成了以铸造气势磅礴的重器来记载为周王效劳的勋绩和所获得的殊荣，借此宣扬其世家的尊荣和王室宠赐的特权。康王时代的大盂鼎，就是重要的实例。大盂鼎（图一）高101.9厘米，以其雄伟的造型而体现庙堂的尊严，此器造型特别雄伟，三足极为壮实，双耳之厚大更能衬托鼎的造型。这是为了适应庙堂祭祀的堂皇场面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改进形式。类似造型的陕西淳化史家塬龙纹大鼎（图二），造型雄奇，高122厘米，最奇特的是腹部与鼎足对应，装置了二个兽首屈舌大耳，此錾为二次铸造，不能承重，设置三个大兽头完全是为了增强器体的庄严感。

方座连铸的簋是周人所特有的新形式，这种带方座的簋在商代是没有的。腹下的圈足稳稳地落实在方座上，两耳上部兽首支起的双耳略高于口沿，下有垂珥，伸展于方座之外，通宽略大于通高，产生向外扩展的张力，簋身和方座形成了圆与方、曲与直的对比，富有多变的审美趣味。著名的利簋（图三）和记载武王克殷后举行祭天典礼的天王簋，同样也是方座簋。

1978年扶风齐家镇出土的簋（图四），器型高大魁伟，通高59厘米，两耳间距75厘米，重60千克。是迄今所见商周青铜簋巾最大者，堪称簋中之王。簋腹与方座的直棱纹与双耳夔龙上扬的冠和垂珥形成的向上下扩展的方向感，从而使整体高与宽的比例得到和谐。器身单纯雅正的直线装饰与有着奇异丰富变化的双耳相互衬托、对比，又形成审美表现上庄重质朴与繁缛华贵的统一。内底铸铭文124字，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作的一篇祝词。簋铸造于周厉王十二年，它不仅是一件周王的宗庙重器，同时还是一件珍贵的古代青铜艺术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西周晚期鼎类盛行深圜底兽蹄足形的鼎，这种鼎更加重实用而不重装饰，毛公鼎（图六）、多友鼎均属于这种鼎。特点为半球形腹，立耳、兽蹄足，纹饰简单，仅饰一圈重环纹和弦纹，整体造型和谐，轮廓优美，表现出对于单纯、朴素之美的执着追求。

西周新出现的食器簠（图五）、盈，形制为长方形，侈口，四足短，有盖，盖与器的形状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成为两件相同的器皿，不仅实用而且方便灵巧，展现了周人精妙高超的设计理念。学界一致认为青铜簠是西刷中晚期的常见器物，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出土的簠打破了这一常规，把簠的上限提前到了西周初年，这极为罕见。

西周青铜器不仅以器型巨大而让世人瞩目，更以精美的纹饰、独特的造型、精绝的铸造让世人惊叹，特别是以各种圆雕兽面纹觥独树一帜。神秘色彩淡化，写实性造型加强。1984年秋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邓仲牺尊造型奇特，铸作精工，纹饰缛丽，是青铜礼器中难得的艺术珍品。整器作神兽形，似羊非羊，头上耸立双角及两耳，曲颈短尾，四蹄足，身有双翼，头顶立一卷尾虎，胸前及臀部各有一条回顾式立体卷尾龙，兽背铸有椭方形尊口，盖钮为立体风鸟。盖周缘饰双身龙纹，两腹饰回顾式虎耳龙纹，胸饰龙、虎纹，左右臀饰回顾式花冠龙纹，通体再填以细雷纹，繁缛精细，富丽堂皇。器腹及盖内有相同铭文二行六字，记邓仲作器（图七）。2013年宝鸡石鼓山出土的母子牺尊，似鹿非鹿，长着一对小翅膀，这类牺尊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和艺术观赏价值，是难得的艺术珍品。还有一些动物型尊也是西周铜器中的佳品，如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牛尊，陕西宝鸡茹家庄墓葬出土的象尊、鱼尊、鸟尊，眉县出土有马驹形的驹尊，长安张家坡出土的井姬貘形尊等。这些动物型尊在西周的趋向是厚重粗犷，有些动物身体各部分比例显得不够协调，花纹也渐简约，与商代相比，有清新生动之感，在细部对原形动物进行了更准确地刻画，真切地表现了动物的本性，更接近于原形动物。也许是一种转型的信息。

清新绮丽——纹饰艺术

周初青铜器直接承继商代的美术传统，西周早期青铜器装饰也是商代模式的继续和发展，凡是商末的主要纹样，西周早期青铜器上一般都出现过，以雷纹衬地的兽面纹作主题的动物纹样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纹饰繁缛、线条流畅、全身布满纹样。但是改变也是明显的。

武王、成王时代曾经出现了新颖的卷体蜗纹，身体如蜗牛一般，大头有触角和咧口的怪兽纹，其下部有一爪伸出。记载武王祭天的天王簋，泾阳高家堡出土的方座簋、尊、卣（图八），以及西周早期的一批双耳簋，都饰有这样的兽纹，但流行的时间并不长，现今所知康王时代的青铜器上即已少见。

到西周中期才逐渐形成庄严素雅的新作风，与商代以来崇尚神秘繁缛迥然不同。穆王、恭王时期凤鸟纹常饰在铜器的重要部位，一些学者称之为凤鸟时代。凤头部长冠由花冠修饰，或长羽飘举，或自然下垂，或垂自足部向后翻卷，华美而飘逸，突破了以往纹饰的拘谨庄重感，更给人细腻生动的感觉。彧簋（图九）、丰尊、丰卣、孟簋等为代表的西周中期铜器，饰以雷纹衬底的垂冠大风鸟是对西周早期凤鸟艺术的发展，更是以富丽繁华、喜庆祥和的形象，将西周凤鸟纹的装饰艺术推向巅峰，也显示了当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国语·周语上》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注家谓是小凤凰。讲的是凤凰在岐山上鸣叫，表示周人即将兴盛起来的祥瑞之兆。这就是传说的凤鸣岐山故事之来由，周人将凤凰视为他们的吉祥鸟的，西周文物上流行的凤鸟纹缘与此。西周晚期偶然可见到少量青铜器上依旧装饰着相对简化的凤鸟纹，明显还有对西周中期艺术风格留恋，只是呈现出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调。

西周中期纹饰布局开始有新的变化，如动物纹样的对称模式变为比较自由的、连续的结构，取得生动活泼的效果，繁缛者渐被淘汰，纹饰趋向简素，从而到西周晚期便显示出一种革新、解放的新风格。在青铜艺术上占统治地位的兽面纹，终于变形消失，恭王时代五祀卫鼎（图十）的兽面纹，已经无法辨认其威严神秘的原貌，更有甚者在变形兽面纹出现不久，取其构图中的局部线条，作进一步变形而更加抽象的，则是传统称之为“窃曲纹”一类的纹样。在变形纹样流行的同时，出现了全新的设计，即宽阔而自由舒转的波曲纹，迷鼎上的母题就是这类纹饰的典型（图十一）。这类纹饰接近几何形构图，不表示某种宗教崇拜的特定含义，而纯粹是造成逶迤婉转的旋律感。这一纹饰，在西周乃至春秋时代相当盛行。

瓦棱纹和直条纹已经成为时尚，兽面纹被压缩到口沿，降为附属的纹饰，它完全失去了往昔威严神奇、雄踞器物中心的资格，兽面的各个部位也解体变形。这种兽面纹按图案的变化规律发展，肢解其中的一段，变为窃曲纹或变形兽纹，到了西周晚期，进一步变化成S形条纹，在兽的体躯分解过程中组成了新的纹样。有的器物素面或仅有几道弦纹，如多友鼎（图十二）全器光素，仅在颈部饰两道弦纹，一些花纹粗犷潦草。这与此时期器物多注重铭文有关。

纹饰的变化显示出殷商时期青铜器所特有的狰狞、恐怖、威慑、可怕的宗教神秘色彩在逐渐地消退、淡化至消失。与此同时，一种追求自然的真实美感，追求舒适自由的审美心理在崛起，取代了原有的拘谨和沉闷，创造性地向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由凝重走向轻灵，由粗犷走向细腻，由繁缛走向简朴，由怪诞走向平易，由虚幻走向世俗。

吉金铸史——重现历史

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陕西出土的西周铜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铭文。这是周人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证实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古文献所记的西周历史，完全是信史。西周初，铭文渐长。西周中期，祭祀、仪礼、册命等盛行，铭文多重纪录，文长，体谨，行款也渐趋紧凑。晚期，于册命之外，有纪征伐、行旅、契约等行为者，文更长，长篇大论，有长至五百字者。文词、字体都不外乎是：君尊与臣卑，父慈与子孝，忠君与尽职，谢赏与信守，尊王与攘夷等固有道德的维护与阐扬。特别是从周初开始，青铜器的铭文便显着加长，到西周晚年的毛公鼎，竟达到497字。所谓“周人尚文”。是研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陕西的西周金文意义重大的不胜枚举，

周室的重臣贵族，对于宣扬其世家的尊荣和王室宠赐的特权，极其重视，往往以铸造气势磅礴的重器来记其勋绩和所获得的殊荣陕西的西周金文，意义重大的不胜枚举，例如临潼所出利簋记武王克商，岐山所出天亡簋记武王祀典，何尊记成王营成周，岐山小盂鼎记康王时征伐，卫鼎、卫盉记西周中期土地交易，宝鸡虢季子白盘记宣王伐猃狁，武功驹父盈记宣王南征。诸如此类，均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976年扶风县庄白村1号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史墙盘（图十三）和2003年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逨盘，是两件震撼考古界、古文字学界和史学界的国宝。史墙盘铸造于西周恭王时期，通高16.8厘米，口径47.2厘来，重12.5千克。窄沿方唇，一双U字形附耳高出盘口，圈足沿下折，形成一道边圈。盘腹装饰着垂冠分尾长鸟纹，圈足则饰变形兽体纹，均以云雷纹填地，精雕细镂，层次分明。内底的284字铭文（图十四），前半部仅用一百多字便论述了西周前期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周王以及在位天子恭王的业绩，既讲述重要史事，又给予恰切的评语；后半部是史墙自记家史，既概括叙述微氏家族四世传家的事迹，又讲到自己深受恭王的宠信，担任王朝史官，继续为周王朝出力效命。

速盘铸造于宣王时期，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图十五）。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重18.5千克。铸造非常精良，敞口平沿，浅盘平底，圈足下有4个兽足，好似小兽在用身体使劲地托着盘体。接近口沿的地方是两个向外曲张的U字形附耳，两耳之间有对称的圆雕龙首，口中衔着铜环，犄角好像田螺，非常生动有趣。腹部和圈足还装饰着一周变形兽体纹，极富艺术效果。内底铸有铭文372字3（图十六），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辅佐西周文王到宣王十二位周王的功绩，它完整地叙述了西周十一代十二王的名号和有关的重大事件。几乎是让今天的我们，读到了一部周人自述的全本西周简史，几乎将西周的历史大系完整复活。

史墙盘和逨盘所记周王名号、位次以及文王会受万邦、武王挞殷伐夷、成康方褱不廷、昭王佂伐楚荆等历史事件，有的与《史记·周本纪》所载可相互印证，有些则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特别是铭文中微氏、单氏两个家族的世次与对应的文王到宣王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年份的长短。所以它对征史、补史以及西周历谱、中国家谱发展史的研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有关西周诸王所做的青铜器，始终发现不多，可以确认的实际就只有周厉王的铜器。厉王名（害+夫）（胡），周原遗址出土（害+夫）钟（图十七）和（害+夫）簋各一件。前两器铸于厉王五年和十二年，属于厉王早期。两器的铭文分别记载了厉王说自己继承先王登上大位，要皇天福佑，永保大命，以及日夜辛劳，追慕先王等内容，俨然像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后一器铸于厉王三十三年，即史载其被国人驱逐的之前夕。铭文讲述了厉王亲自率军讨伐南国反叛者，大军所至叛国俱服，并遣使来见。故铸钟以求上帝、先王赐福，保佑厉王和国家的安宁。如此看来，厉王仍像是一位英武的君王，曾亲征不顺，成效显著。

与罕见的西周王器相比，贵族世家的铜器发现数量众多，品类齐备，以墙盘为代表的微氏家族青铜器，铜器的世系分明，年代序列清楚。有相当于成、康之际的商器，昭、穆之际的旃器，穆王时期的丰器，恭王时期的墙器，孝、夷前后的痪器，以及属于厉王时代的白先父器。可以领略西周早中之际，到西周晚期之初微氏家族青铜器的风采。

还有裘卫家族、伯（冬+戈）家族、伯公父家族、单氏家族、（弓+魚）国（氏）、芮国青铜器，西周贵族世家非常之多，粗略统计已发现的约数十家。一宗宗，一群群青铜器的发现，展示出世家的奢华，贵族的荣耀。

古籀遗风——书法艺术

由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中国的书法艺术得以孕育。西周初期金文从甲骨书系刚刚脱胎而仍带有甲骨余味，尚保留着殷商晚期的图案化、象形化倾向，典型的肥捺笔触还广泛存在，结构松散，大小不一，文字符号不固定，金文笔道厚重，肥笔较多，结体谨严方整，章法错落自然，书风浑厚劲健，充满了质朴凝重的气息，如利簋铭文。至康王时，开始显得雄健，笔道或肥或瘦，首尾纤锐出锋，结构谨严，行款章法自如，用笔纵横恣肆。铭文渐趋齐整。大盂鼎是其典型，铭文字体用笔方整，气度恢弘。

西周中期的金文书风有了很大的变化，笔画均匀，饱满圆润，布局完整，字体结构较为简化，早期凝重雄浑的风格，逐渐转变为质朴。至穆、恭时代的铭文和字形，与早期已有较大不同，此时形体秀美，起讫用笔含蓄，排列得宜，间架的疏密，已有相当的法度。如昭王时代的厚越方鼎、穆王时的静簋柔和含蓄，恭王时的墙盘雍容秀丽（见图十四），懿王时代的师虎簋则舒展大方，都是这一时期大篆秀美型的代表之作。

孝王、夷王以后的铜器铭文字体发生了剧烈地变化，笔画更为匀细，肥笔完全消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这个时期的铭文字型基本完成了对金文字体笔道线条的平直化改造，并将前期断碎的笔道线条连为一体，变得笔道均匀、结构和谐精到，运笔娴熟奔放，章法布局严谨规整。铭文书体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书法娴熟，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玉箸体”。

西周晚期的金文书体是中期金文风格的延续和发展，并臻于成熟。青铜器铭文风格的多样化，也反映了当时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和造诣。厉王时期的散氏盘铭文字形扁平，书写草率，体势欹侧，奇古姿放，已开草篆之端倪。宣王时的毛公鼎，有铭文497字（图十八），为有铭青铜器之冠。毛公鼎铭文用笔纯熟，字划圆劲，气势雄强，为难得的杰作。虢季子白盘铭文字体狭长，笔划圆遒，线条粗细如一，不露锋芒，具有小篆的韵味。其章法也纵横有致，疏朗有序，在晚期金文中别具一格。总之，西周晚期的金文风格多样化，虽也有草率疏放的字体，但总体看来是朝着笔划圆润、结构和谐、章法纵横有致的方向发展。中国上古的书法艺术，至此达到了充分成熟的境界。

结语

陕西西周青铜器，用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艺术、审美等特征，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二、器形庞大，重器层出；三、铭文丰富，佐证周史；四、书法精要，造诣高超。因此，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铡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探究文献贫乏的西周历史，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成为我们领略周代礼乐文化的桥梁。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