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流布、影响论例

《船山遗书》-王夫之对湘军的影响

雷树德

摘 要：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密切；《船山遗书》的逐渐传播，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从王夫之逝世至道光中叶，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沉寂时期；从道光末到清末，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苏醒和引爆时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船山文献仍将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文献 ； 流布；影响 ；《船山遗书》

一、 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献与文化的传承与复活

世界各民族的区别在于文化，文化的传承和复活离不开文献。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有着重要的论述。

春秋末期，中国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古代礼制包括十分广泛，此处所说夏礼、殷礼，实则为夏文化、殷文化之意，文献不足则不能了解见其文化全貌。

二十世纪末，美国思想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或文化冲突论），断言未来主导新世界的全球性政治，既不是因意识形态不同，也不是因经济因素所引起的斗争，而是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此论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其注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作用是有道理的。世界各民族的差别，首先是文化的差别，而中华民族之所以经历数千年，虽屡遭外族入侵而仍能振兴，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其中论述了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正确的。

文献对文化的重要作用既表现在文献对文化的传承作用，还突出表现在文献对文化的复活作用，因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在历史大动荡（如战争或天灾）之中可能导致中断，如亚特兰蒂斯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曾经是古人创造的灿烂的文化，其文化的情形如何，在于后代通过考古挖掘找到其文献记录，从而考证其文化特质。英国哲学家波普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三理论，认为在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之外，还存在客观知识世界，客观知识不随物质世界和人的意识的消亡而消亡。如古代文明的物质形式免不了消亡，古人的意识也将随其人而逝，但客观知识的留存则能够使后人考见古代文明的概貌，这种客观知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即是文献。古语云：亡人之国者，先亡其史。史者，文献之谓也。

（二） 湖湘文化与湖南文献

湖湘文化属于南方文化区系中荆楚文化之一种。湘楚自古被称为荆蛮之地，与中原文化有着颇多不同，但是无论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楚国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在与中原争雄的战火交融中，逐渐吸收了中原主流文化，同时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特点，有学者论述荆蛮文化的特点是“亦夷亦夏”。湖湘文化在二千年的历史文献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上下求索、探寻宇宙奥秘、研求人生真谛、经世致用、倔强霸蛮、百折不挠的文化特质。在唐宋以前，主要表现为迁客骚人与当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楚骚风格，至宋朝则因道学的创立，为湖湘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明末清初以至清代中叶以后，湖湘文化因经世致用发挥到极至而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新星。①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湖南文献源远流长，最近几十年考古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秦、汉、三国、晋代简牍，充分反映出湖南文献的源远流长及重要价值；历代湖南人（包括流寓）汗牛充栋的著述，集中显示了几千来湖南名人学者、圣贤豪杰的聪明睿智。随着湖南文献的全面整理和研究的深入，将发掘出湖湘文化更多的文化价值。

在众多湖南文献中，按其重要性可分为核心文献、代表文献、重要文献和一般文献。众多文献构成了湖南文献的丰富性，而核心文献则是引领和规定着湖湘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主导动因。湖南核心文献包括屈原文献、周敦颐文献、王夫之文献、魏源文献、曾国藩文献、毛泽东文献等等。

作者不揣冒昧，试图以王夫之文献为例，分析和探讨其流布影响。

二、《船山遗书》的沉寂、传播及其对湖湘文化之影响

（一）王夫之著作的学术高度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自三十余岁数后，知国事不可为，隐居撰述四十余年，著作凡八百万字。

关于王夫之著作的成就，百余年来研究者颇多，观点亦各有不同，仅列其二：一是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所说：

王夫之先生“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殁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

二是今人萧萐父、许苏民《王之夫评传》所说：

通观王夫之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诸方面的建树和理论贡献，似乎可以断言，王夫之思想体系之博大精深是前无古人的；与时代诸大师相比……在思想的博大精深方面，特别是在哲学思想的建树方面，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之，在清初诸大师中，惟王夫之堪称从理论上总结并终结了宋明道学。②

以上论述足见王夫之文献的博大精深和登峰造极，他在荒山野岭造就了前无古人的学问，而其后无数学者的探讨只在于证明其学说的真理性（所谓“先生皆已发之于前”），可以说王夫之的文献是当时湖南人对中国传统学问探讨的最高峰。由此可见，湖湘文化虽然大倡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但在十七世纪，王夫之即为湖湘文化准备和埋下了极为了得的理论弹药库，随着《船山遗书》的不断传播和引爆，湖湘文化逐渐迸发出震撼湖南、震惊全国、影响世界的耀眼火光。

（二）《船山遗书》昏睡一百五十年：沉寂的船山，沉寂的湖南

这一时期包括自王夫之逝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692—1842），共150年。《船山遗书》长期处于沉寂状态，刻本抄本甚少，少数人知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核心文献，但当时其影响湖南是极小的范围（如王夫之亲属、师生及少数地方官吏），不足以构成对整个湖南的影响。

王夫之在其逝世前的绝笔诗中说：“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可见其生前无刻本行世。康熙年间，王夫之后人如王敔等在湘西草堂刊刻《船山遗书》二十余种，计有《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尚书稗疏》《周易大象解》《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春秋稗疏》《春秋世论》《四书稗疏》《思问录》《楚辞通释》《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夕堂永日绪论》《夕堂戏墨》《船山鼓棹》等。这些大多为经、子、集部分，且其中因怕触时讳而有许多删节。

清雍正、乾隆期间，学者考证并无船山刻本行世，只有稿本数种流传于少数人之中。而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只著录《船山遗书》六种，即《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诗经考异》《春秋稗疏》。查禁的则有九种，即《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夕堂戏墨》《夕堂永日绪论》《船山鼓棹》《五言定体》《七言定体》。而对《夕堂永日绪论》则将雕版奏缴焚毁，《船山遗书》的流布反较康熙时受到更大的阻碍，船山学术受到更大的摧残和淹埋。

清雍正至道光年前期（1842），《船山遗书》刻本甚少，只有汇江书屋所刻十余种，且流传不广。③

此百余年中，《船山遗书》的流传情况，正如邓显鹤在《船山遗书目录序》所说：王夫之“殁后四十年，遗书散佚，其子敔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致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

从文献影响的比较来看，同属明末清初三座思想高峰的顾炎武和黄宗羲，其二位著作的流播情况有着不同的情形。应该说：顾、黄、王都是明朝灭亡后极具故国之思，力图批判地总结传统学术的成败，探讨成亡治乱之源。顾炎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黄宗羲强调反对君主特权思想，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顾、黄学术的考证因素有助于乾嘉考据学派的借用，最终偏离于其本质的救世精髓，而专注于国故文字收佚补罅的整理工程之中。且由于江浙地理优势，文化发达优势，其文献的传播和影响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故此一百余年，王夫之文献远不比顾、黄文献的影响之大。此一时期不仅是《船山遗书》的沉寂之期，而且是湖湘文化的沉寂之期，虽然其间湖南也出现了不少学术专家，但真正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性命之源、明治乱之理的大家确实少见。

（三）《船山遗书》的苏醒和引爆：船山影响湖南，湖南震惊中国

这一时期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清朝灭亡前夕（1911），《船山遗书》得到了广泛传播，它对于湖南经世派、湘军集团、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将其说成是《船山遗书》传播的全部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船山遗书》是其重要思想武器之一，晚清七十年湖南名人、大事确实都受船山精神的鼓舞与感召、推动与引爆，《船山遗书》也迅速成為影响湖南、影响全国的代表文献和核心文献，湖湘文化发挥着空前的威力，湖南成为振兴中国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道光后期《船山遗书》有了首次大型结集，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的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共收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因邓显鹤主要负责，并在长沙编辑校勘，故又称“长沙邓刻本”。参加此书编校、审阅或作序的都是湖南当时的重要要人物，是湖湘文化和船山学术的宏扬者，如邓显鹤、何绍基、邹汉勋、左宗棠、左宗植、欧阳兆熊、袁芳瑛、罗汝怀、唐鉴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与当时的湘军首领第一人物曾国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其中的欧阳兆熊更是出面游说，怂恿曾国藩兄弟再重新刊布《船山遗书》，并最终成功。而作为曾国藩老师、足以代表略早于曾氏的湘籍经世派人物的理学大师唐鉴称船山“穷居四十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卷，言足以名山川”，其自好船山之学，影响湘人研究船山，功不可没。

此时，还有：善化贺长龄、安化罗绕典（二人亦为此时重要的湘籍经世派代表人物）道光二十七年（1847）听雨轩刻本《思问录内外篇》、《宋论》，二书初次刻本，自王夫之逝世已一个半世纪有余；衡阳学署道光二十八（1848）年刻本《船山遗书》子集五种；张潮道光二十四年“《昭代丛书》本” 及“《沅湘耆旧集》本”。

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兴，道光后期所刻大多因战争毁损，且所刻尚未完备，且因文网稍松，欲了解船山学术之究竟者大有人在，因此，同治年间成为刊刻王船山著作的重要时期，其中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金陵节署刻本《船山遗书》最为完备，共五十六种，二百五十八卷，包括经史子集各种著作，人们得以窥船山学术之全貌。金陵本创始于同治初年，设局于安庆，完成于金陵，不是战胜太平军之后，而是伴随着争战太平军的戎马生涯。“金陵本”是“长沙本”的继续和完善（欧阳兆熊董理其事），又因曾氏兄弟封侯拜相，极具影响力，《船山遗书》从此大显于天下，船山自谓其书二百后始显，至此与预料时间大抵相合。④

此风一开，清光绪、宣统年间所刻各种《船山遗书》逐渐成为普及和推广读物，学者、士人以研习船山为乐事。这些刻本是金陵本的继承和补充。

这里须重点说明船山学说与湘军的关系，作者认为：船山学说深深影响了湘军集团，而湘军集团极大地引爆了船山学说。李志和先生指出：“从王夫之到湘军集团中的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江忠源等许多重要人物，都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师承关系。”李氏并勾勒出一系列的师承关系表，用功可谓勤苦。⑤虽然后世之所谓师承，难如汉唐经师传承家学之密切可考，但湘军和船山的重要渊源是可以概见的。

湘军的功业带来了清末的短期“中兴”，而内忧外患，积重难返，迫使志士仁人不断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从戊戌变法的谭嗣同、梁启超，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黄兴，虽然他们同时研究和吸收了欧美的新思想和新学说，但他们从《船山遗书》中获得了最珍贵的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理论，作为改良、改革和推翻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而湖南人在清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总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取法于船山学说者或不尽一致，而获得的成功和影响则足以名世，《船山遗书》已经不仅是一种湖南的乡邦文献，而上升为足以影响全国的整体性文献了。

（四）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船山著作的持久魅力与新使命

自清朝灭亡以后至今已近一百余年，其间大的民族矛盾解决了，而各种社会矛盾仍层出不穷，欧风美雨撒遍了华夏大地，但船山著作仍然显示其深厚的内涵和持久的魅力。这期间有大量的船山著作刊行，其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重校《船山遗书》七十种三百五十八卷，为现存刻本《船山遗书》中数量最多的版本。而编辑发行《船山学报》（1915—1938年），创立船山学社（1913—1951），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其功不可没。毛泽东深受船山学说影响，于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并进行革命理论探求，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同时湖南涌现出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湖湘文化再现出震惊中外的光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王船山著作的征集、整理，至199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船山全書》十六册，共收著作七十三种，为至今最为完善的版本。在研究方面，从六十年代以来，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研讨会，出版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欧美、前苏联、日本已有译者和研究成果。应该指出的是：“文革”时期对船山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利用，是与船山本旨背道而驰的，这也告诫人们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研究船山学说，是十分重要的，需要采取慎重和科学的态度。

时当二十一世纪初期，距王夫之诞辰已近四百年，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紧密相关，几百年特别是近一百五十余年来对船山学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船山学说博大精深，研究没有终点，相信还会有新的突破。由湖湘文化集大成者王夫之苦心经营的《船山遗书》，走过了三百余年的沉寂与热闹，已由一种乡邦文献，上升为湖南文献之中的核心文献，堪称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贡献于世界文化的璀璨明珠之一。“王夫之所创立的富于人道情怀和人文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深沉的终极关怀意识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无疑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必将给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思想创造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以深刻的影响，并且在未来的人类历史实践中显示出它那弥久的生命力。”⑥

【 注 释 】

①李德勤：《中国区域文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②⑥萧萐父、许苏民：《王之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627、650页。

③刘志盛：《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70页。

④胡卫平：《曾国藩与〈船山遗书〉》，王继平、李大剑：《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535—544页。

⑤李志和：《湖湘一脉》，王继平、李大剑：《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15—420页。

（编校：夏剑钦 余学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