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代改制玉器_健康_观点_

高原

【关键词】古代玉器；改制；工艺；设计理念

【摘要】中国古代灿烂的玉文化中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玉器，即改制玉器，它们有的是古人对残器的修补，有的是古人对旧物的改造。通过梳理这些改制玉器，我们可以加深对古代治玉工艺的理解，也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人的治玉理念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从工具到礼器，最终上升为文化符号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玉器的研究，宋代的吕大临在他的《考古图》中单列“玉器”一卷，详细地描画图形，考证出处，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玉器的系统记录；元代的朱德润撰有《古玉图》二卷，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专著；清人吴大潋所著的《古玉图考》，使用了结合古代典籍考证玉器的研究方法，是金石学的重要著作，对今天的玉器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玉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领域，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哲学、艺术、宗教、历史学、地矿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尤为重要。历史学的玉文化研究，偏重于文献与器物相对照，研究目的以断代、考证为主；在艺术史领域，丰要是研究玉器的纹饰、造型、艺术风格、鉴赏等；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后，开辟了玉器研究的新领域，出土玉器的类型学研究、古玉的质地研究、产地研究都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古玉的风化机理、微痕迹等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本文想讨论的玉器，是古代玉器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类，即改制玉器。所谓改制玉器，就是指经过再加工的玉器。从改制方式上看，一是经再加工恢复原器型，二是经再加工成为新的器型。从时间上看，主要有“初加工和再加工同时”和“初加工与再加工不同时”两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组合玉器和镶嵌玉器不能等同于改制玉器，虽然它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交集，但是从设计理念、工艺演变和器物发展等几个方面来看，组合玉器和镶嵌玉器均有各自独立的脉络，应当与改制玉器区别对待。

既然是改制玉器，器物上必然有多次加工的痕迹，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人的治玉工艺有很大帮助。同时，通过对比改制前后器形的变化，也可以分析出古人加工玉器的思路和设想，进而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古人的玉器观念。更有意义的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改制玉器按时代脉络排序的话，就可以观察到改制工艺的演变过程，这可以为研究治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补充。目前针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太过注重对器物的描述，却缺乏从行业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审视工艺演变的研究，这容易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闲境。具体到古玉器研究来说，因为玉器不像陶瓷器一样有窑址、窑具等遗迹，可以用来研究行业演变，所以古玉的工艺发展研究更多地只能依赖于对器物本身的分析。又由于玉器十分珍贵，所以选取一个合适的角度作为突破口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改制玉器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不论是在传世玉器还是出土玉器中，改制玉器都不罕见，但相比传世玉器来说，出土玉器所保留的原始信息更多一些。因此，本文主要以出土的改制玉器为讨论对象，通过列举不同时期的改制玉器，将其彼此进行对比，再结合同时期其他器物的比较，分析改制器物再加- -的痕迹，进而得出改制器物再加工的演变过程。可惜的是，无论是玉器爱好者还是研究者，日前对改制玉器的重视都很不足，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初衷所在。希望通过对改制玉器浅显的论述，能够引起更多的人重视改制玉器，研究改制工艺，同时也希望通过对各时期改制玉器的简单梳理，能够揭示出古人玉器观念中一些不易察觉的内容。

改制玉器是在玉器从石器中分化出来以后出现的。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玉器就已经伴随石器一起出现，但“从它诞生之时即与石器共存，其功能也与石器一致。在先民眼里玉器与石器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们过去说过的玉、石俱在，玉、石不分的现象”[1]。那时的玉器同石器一样，经历着产生、使用、废弃的过程，因此没有改制的必要。

新石器时代的改制玉器，同其他玉器一样，处在治玉工艺发展的初始阶段，改制方式比较简单。从目前所见的出土器物来看，基本上属于原器型破损，经再加工恢复本来器型的阶段。如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37号墓出土的玉玦（图一，1）[2]和42号墓出土的玉璜（图一，2 ）[3]，即是这种情况。可以看到，这两件器物的断口不自然，并非人为截断，因此这是为了修复破损器物而被迫采取的改制。从工艺来看，均是在断裂而两端钻孔，再用其他物质连接。类似的器物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如安徽省毫州市傅庄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玉镯（图一，3）[4]、广东省韶关市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的石峡文化玉璜（图一，4）[5]等。

除了简单的钻孔连接以外，一些相对复杂的修补方式也已经出现。如浙江省海盐县仙坛庙遗址83号墓出土的崧泽文化玉璜（图一，5）[6]，是在断面两侧钻孔以后，又在两孔之间沿着玉璜本身的弧度琢出线槽。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使连接用的介质更紧密地嵌入到断面两侧，从而更加牢固。又如浙江省嘉兴市南河浜遗址96号墓出土的崧泽文化玉镯（图一，6）[7]，是在断面两端内侧用线锯切割法割出沟槽。这样不但更加牢固，还可以使连接介质嵌入沟槽里，不影响器物的美观。

这种沟槽连接的方式，并非崧泽文化所独有，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也都发现有类似的沟槽连接的玉器。如江苏南京鼓楼岗北阴阳营墓葬出土的玉璜（图二，1）[8]和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图二，2）[9]。但是这两件器物的断面都十分平整，是一件玉璜断裂后进行了再加工修整，还是人为地将两件器物经一次加工组合成一件，还需进一步论证。

由以上举例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改制玉器主要以被动改制为主，改制方法主要是通过钻孔和沟槽进行连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材质相同的若干件器物加工成组合玉器。这些组合玉器有的和改制玉器很难区分，如北阴阳营文化玉璜和凌家滩文化玉璜；有的则区别十分明显，如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联璜玉璧。区分这一时期的组合玉器和改制玉器，主要要看器物的连接面是自然断面还是人工断面，如果连接面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平整断面，则有可能是一次加工而成的组合玉器。

新石器时期的改制玉器，除了具有工艺原始的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分布广泛。北到辽宁的红山文化（图二，3）[10]，南到台湾的卑南文化（图二，4）[11]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均有改制玉器的出现。虽然这些文化类型出现的时间有可能相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从器物的表现来看，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类型的玉器改制水平是相差不大的。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现象？这是否说明了这些不同文化的先民们具有相类似的玉器观念？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玉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更为复杂的改制工艺和思路出现了。以妇好墓出土的几件改制玉器为例，玉块（图三，1）[12]和玉璜（图三，2）[13]应是由有领的璧环类器物改制而成的。从加工痕迹可以看出，龙形玉块首尾的切割口是在器身圆周刻线琢成以后才出现的，工匠就着原物的器型，对断裂处稍作加工，就使得一件有领玉环成为了一件生动的龙形玉块。一对鱼形玉璜的弧度一致，器身刻线的间距一致，原物残留的起领高度也一致，应是同一件有领璧环类器物破碎以后改制而成的。改制的工艺也不复杂，只是将器物两端打磨平整后加以钻孔，就使残器变为了新器。这三件玉器都是利用原器物的总体形态稍加改动，成为了新的器型，它们的原型可以参考安阳市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有领玉璧（图三，3）[14]。

以上三件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其应用的工艺较新石器时代稍有进步，但并不复杂，之所以改制后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是得益于改制思路的进步。这三件玉器完全是工匠对破损器物的再创作，是一种从被动修补到主动改进的思维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那种相对简单的改制方法已经被抛弃了，它仍然存在，如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块（图三，4）[15]，就仍然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实际上，后世的许多改制工艺，都不过是这种最原始的改制思路的不同应用而已。如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玉镯（图四，1）[16]，整个断成了三段，每一段的两端都在内侧和横截面上钻有两孔，两孔之间有弧形的通道连通，而玉镯外侧表面并没有钻孔。这样将三段连接起来以后，从玉镯的外侧既看不到钻孔，也看不到连接介质，只有简单的连接痕。如此巧妙的设计和复杂的工艺，其实仍然是“连接”这一简单思路的演变。

又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缕玉珩（图四，2）[l7]，从表面看，只是将两部分用金丝连接起来而已，改制思路十分简单，但仔细分析它的设计方法和工艺，却是非常复杂的。它应是由左右两个玉璜，分别经过一次和两次改制后，再连缀而成。详细论证可参见张昌平先生的文章《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18]。

这里我想说的是，工艺的发展总体来说是从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向高级的，但是应用工艺的设计思路却并不一定遵循这一规律，往往越是简单的设计思路，要求的工艺技术越是复杂。而且不同地域的工艺演进程度并不同步，所以即便是在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工艺复杂但设计思路简单的改制玉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半琮（图四，3 ）[19]，它应用了另一种简单的改制思路——拆分。整件器物为一件完整玉琮对角分开的一半，上下有射，应是由一件玉琮剖开制成。其造型为两条龙，应用了圆雕、透雕等复杂工艺，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综上所述，古代的改制玉器在设计思路上大体有连接、改型、拆分这三种情况；运用的工艺包括钻孔、线割、雕刻、打磨、抛光等。以时间脉络来看，工艺的发展呈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总体演变趋势，而创作的思路却并没有随着工艺的提高而愈发复杂化。但是要理解古代的改制玉器，仅仅了解这些内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古人制作这些器物的初衷和目的。

玉器从古至今一直都象征着珍贵：对于古人来说，一是玉料难得，二是玉器难以加工，这从物质属性上就决定了玉器必定受到古人的珍视。再者，玉器能够带给人心灵上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因此它与古人的精神世界结合非常紧密，祭祀、占卜、丧葬这些场合必定有玉器参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玉器同宗法、礼制等社会组织规范联系在了一起，这更加深了它的重要性。自孔子以玉比德开始，玉器逐渐成为了象征中国人人性、品格、情操的道德符号，因此玉器对于古人来说，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当某一器物出现破损的时候，古人自然会想尽办法挽回、保留、延续它的价值。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古代改制玉器很大一部分是古人对破损玉器的一种处理手段。不论是新石器时代简单的修复，还是各历史时期出现的被改变器型的玉器，其实都是古人希望使玉器继续具有存在价值的一种思想反映：也有一部分改制玉器并不是对破损器物的处理，而是对一些不合时宜的器物进行改造：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流行的器型、纹饰和艺术风格，对玉器的理解也不相同，当某件器物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或者风俗观念时，就有可能被改制成其他器物。

基于以上原因，玉器改制工艺从玉器诞生开始，就一直伴随其发展。当我们沿时间脉络回顾玉器改制工艺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作用在器物上的工艺确实是愈发复杂和精细，而器物改制后呈现出的效果，却是愈发简化和趋于无形了。这说明，古代的治玉工匠在工艺水平尚低的时期，只能容忍改制后的器物具有再加工痕迹的“瑕疵”，而伴随工艺的不断提高，他们在追求着将这种再加工痕迹从器物上抹去，使器物看起来宛如天成，尽量弥合再加工器物和初加工器物之间的界限。这一方面说明了古人对玉器的理解总是以最接近自然的状态为上，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前文提到的为什么工艺的复杂化并没有伴随着设计理念的复杂化。

关于工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工艺的传播和传承问题。虽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工艺是在进步，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工艺的传播和传承一定是经历了起源、发展、成熟，同时向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传播，以及向同一空间的后继时间传承。我们必须认识到，工艺的发展存在多元起源、多次起源、曲折发展等可能性，尤其在讨论史前时期各文化类型的工艺问题时，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其实这种对器物进行再加工的改制工艺和理念，不仅仅存在于玉器当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各类物质文化之中。它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体现了古人追求器物能够“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朴素价值观。同时，对浑然天成的改制效果的追求，也是古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展现。

[1][12][13]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卜），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4、159、160页。

[2][3]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3册《四川、重庆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18、214页。

[4][9]同[2]，第6册《安徽卷》，第59、13页：

[5][11]同[2]，第11册《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卷》，第14、240页。

[6][7]同[2]，第8册《浙江卷》，第21、11页。

[8]同[2]，第7册《江苏、上海卷》，第5页。

[10]同[2]，第2册《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卷》，第129页。

[14]同[2]，第5册《河南卷》，第79页。

[15]同[2]，第9册《江西卷》，第14页。

[16]同[2]，第12册《云南、贵州、西藏卷》，第44页。

[17][19]同[2]，第10册《湖北、湖南卷》，第80、IOl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