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为西周至东周时期河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与浙江省德清地区出土的...
孙荣华 施兰
桶形卣和镂空长颈瓶这两种原始瓷器物,分别在德清县武康的西周晚至春秋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和战国的亭子桥原始瓷窑址出土,且资料丰富,说明这两种器形在当时是属于主要的制品之一。考古资料显示,前一类桶形卣,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也有所变化,但这类器形在西周晚至整个春秋时期是始终存在的,因此延续时间比较长。进入战国以后,桶形卣器形消失。在战国亭子桥窑址中虽然增加了许多仿北方青铜器器形元素,但是镂空长颈瓶的出现,是这一地区战国时期最具特色的新器形之一。桶形卣和镂空长颈瓶的出现,在这一地区空前绝后,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器形,不仅造型独特、器形优美、写实性强,而且在我国同时代中没有参照物器形可以对应,北方青铜器器形中也没有类似的器物造型,史料记载也显缺乏。笔者通过观察和分析这两种器物的造型,同时结合本地区人文历史及悠久的传统农耕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认为这些器形的出现,在创意上是有时代背景的,而且在造型上应当有参照母题,或者说是一种地区的传统信仰和习俗。本文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原始瓷或原始青瓷,是古陶瓷界对瓷器初创阶段在技术和制品均未成熟情况下的一种俗称。夏商之际的早期原始瓷器,是瓷器初始阶段的制品,亦称原始青瓷。根据浙江省北部,以目前的德清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的浙北东苕溪流域发现的原始瓷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的制品,施釉技术尚未成熟,常表现为非有意施加的包含釉。研究表明,形成包含釉的主要原因,是柴窑炉在烧制制品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柴火通过燃烧,在窑炉内连续高温状态下形成的烟雾及散落物而形成的,因此也可称为“暴汗釉”和“落灰釉”。观察“暴汗釉”的形态,往往只会散落在器物的仰面(正上面),因此是比较容易区分的。这一时期产品的胎土也非完全真正的高岭土,大件制品的成型技术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发展至西周和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早中期(以位于德清县武康的火烧山窑址为例)。虽然这一时期的制瓷工艺,包括胎釉技术等,还存在不够稳定的现象,但是总体上还是比前期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器形增多,釉色也增加了。因此,春秋早中期是这一地区原始瓷历史上的一个创新期和高潮期。经过了春秋晚期的低迷,战国时期的窑业又迎来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制品的胎釉技术、制瓷工艺等均比前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显示出烧成温度高、胎的吸水率明显降低、釉色好、玻光感强、器形丰富等特点[1]。
二
根据火烧山窑址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桶形卣的器形总体呈长方形,基本特征为:折侈口尖唇(有些近似子母口状),折沿或卷沿,折肩,肩部饰一对绳纹U形耳,弧腹下斜收,平底,如火烧山窑址出土的器物(见图1、图2)。1976年3月初,在德清县东部地区新市镇东北约四公里的“皇坟堆”发现了一批早期墓葬殉葬品,出土了筒形器、罐、尊、卣、鼎、碟等原始瓷器共二十七件。据资料介绍,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大多数器形较大,制作比较规整,胎土未经充分淘洗,部分器物尚能见到一些砂粒,胎色灰黄,胎壁稍厚处烧结程度不大好。有的器物局部胎壁有气孔、气泡,致使器壁厚薄不均。大件筒形器可以明显看出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的痕迹。器表大多饰有云纹、变体云纹、水波纹间横F纹,也有戳印圆圈纹的。另外还有用绞索状饰环形假器耳及S形、羊角形附加堆纹作装饰等[2],如皇坟堆出土的器物(见图3~图7)。这些出土的原始瓷桶形卣表面纹饰比较丰富,而且变化多端。这些器物的装饰纹样在火烧山窑址中基本能够找到,时代上属于这一窑址的早期阶段,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3]。
综观这一地区比火烧山窑址早的前期,也就是商至西周时期的窑址和墓葬考古发掘资料,没有发现类似的器形。桶形卣这种器形是在火烧山窑址的早期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4]。那么为何在这一时期会突然出现这种器形呢?笔者通过以下资料进行分析。浙北地区是著名的稻作和蚕桑传统地区,早在7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了稻谷种植,著名的湖州邱城遗址考古资料可以证明。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这一带种桑养蚕业已空前繁荣,是我国蚕丝和麻纺织品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古老的地方传统农业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元素,如稻作文化和蚕丝、麻织手工艺技术等,必然会影响和渗透到本地区的其他行业,如竹编技术、古陶瓷工艺等。
传统农具和器具,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经验积累创造出来的,箩与篰是这一地区其中最为主要的用具之一。它们是取当地的植物毛竹,用手工篾编技术编织加工起来的农业用具。箩是在稻作生产中用于装稻谷挑稻谷和米的筐,篰是在蚕桑养殖业中用于采摘桑叶和装盛桑叶的必备器具。这两种农具至今的功用也没有發生变化。如果将它们的功用细分起来,箩筐似乎比较单一,是专门用来装盛细粮,如稻谷、米之类的专用器具。从外表、用料和篾编工艺等方面观察,篰比箩略显粗糙,它除了主要用于蚕桑养殖的采盛桑叶以外,还是一种盛草的器具,所以通常或亦称“叶篰”“草篰”“羊草篰”等,甚至装柴火、杂物什么都会用到它。结合这一地区悠久的稻作与蚕桑文明和历史,推测这些农具应早在商周之前就已经诞生,多年来已成了这一个地区稻作农业和蚕桑养殖业的代名词及象征。据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出土了二百多件竹编器物,有箩、筐、席、竹绳等。竹子被广泛用于人们的生活、耕种、纺织、捕鱼等诸方面。篰(见图8)、箩(见图9),是目前这一地区仍在使用的竹编农具样式。
结合上述资料,通过对原始瓷桶形卣的造型及表面纹饰的观察与分析,笔者体会到这些桶形卣的总体造型及表面纹饰,与篰、箩的造型及竹篾编织纹饰非常接近。观察原始瓷桶形卣表面的纹饰,虽然似有多种变化,但是其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是:原始瓷桶形卣篰纹(见图3)和原始瓷桶形卣箩纹(见图10)。通过仔细观察,它们的用竹片篾编的纹饰特征非常明显。相似的还有原始瓷桶形卣箩纹(见图2)和原始瓷桶形卣篰纹(见图7)。除此,通过观察火烧山窑址出土的原始瓷标本(见图11、图12),也许可以进一步有所认识,尤其图11中的标本原始瓷器纹饰,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类纹饰就是源自篾丝编织纹工艺的结果。自古以来,浙北地区的竹资源非常丰富,是国内主要的毛竹等多种竹类的分布区。各类用竹制成或编成的农具和用具品种繁多,体现了一个地方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竹编工艺与文化。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与原始瓷相同,流行于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其器物装饰纹饰也非常复杂。笔者通过印纹硬陶纹饰与原始瓷纹饰对比认为,这类纹饰两者之间应当是相通的。虽然印纹硬陶与原始瓷两者的质地不同,但年代相同,器物表面的纹饰创意应都源自传统竹器的篾编工艺与文化,如叶脉纹、云雷纹、人字纹、绳纹、方格纹、回纹、曲折纹、菱形纹、波浪纹等等。这些纹饰基本上可以在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上找到并相对应。图13是笔者对皇坟堆出土原始瓷桶形卣(见图3)表面纹饰,用线图进行的分解描绘放大的纹样。从这里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它篾编工艺的结构与造型,其纹样形式的母本应当脱胎于篰(见图8)纹无疑。虽然在这些类似的纹饰中会包含有一些人为的创意或变异成分,如通常认为的“变体勾连纹、变体云纹”等等,但是仔细观察,这些纹饰的竹编纹属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和清晰可辨的。从总体造型上,图4、图6、图10更接近篰的造型。
三
在德清县武康的战国亭子桥考古发掘资料中,出土了许多镂空长颈瓶标本。虽然完整器不多,但是经过拼粘复原,还是能够看清楚它们的本来面貌。图14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标本。这类器物的完整器属于早年墓葬出土或旧藏的,在本省内除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外(见图15),萧山博物馆也保存了一件(见图16)。这两件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与亭子桥出土的基本一致。在图16的肩部发现增饰了一对悬环,是当时的一种器物装饰风格。
根据亭子桥窑址考古发掘资料显示,镂空长颈瓶的特征是:“细长颈、口微敞、方唇,口沿下设一盘口状厚圈,溜肩、鼓腹、平底(有少量在平底面饰有圆点状三足)。大多在肩部和腹部饰两圈倒三角形镂孔,作上下交差排列状,以两圈居多,三圈的较少。上下圈镂空之间大多以凸弦纹和云雷纹相隔。小部分器物的镂孔位置较低,下圈镂孔至中腹偏下(见图17)。”[5]
根据这一地区战国之前的墓葬和窑址等考古发掘资料,类似镂空长颈瓶的器形没有出现过,那么为何在战国时会出现这种器形呢?笔者通过观察镂空长颈瓶器形及其线图得到了感悟,认为其总体造型与蒜头非常神似。观察这些器物的造型,几乎与蒜头造型:细长颈、溜肩、鼓腹、平底的特征一模一样。这类器物的腹部处均设有成圈的镂孔,具备香熏的特征,是古代用于驱除邪气、清醒空气和闻香的用具。那么战国时的古人为何要模仿蒜头的造型来制作熏炉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其一,蒜头具有解毒杀虫、消肿消毒、止痛,止泻止痢、治肺、驱虫的作用。我国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中对蒜头所具有的功能是这样记载的:“散痈肿魇疮,除风邪,杀毒气。”其二,资料显示,虽然据说我们目前通常所见的蒜头,称为大蒜,是在比战国迟的汉代时从国外引进的,但在国内也有相同的物种,而且其造型和特性也基本相同。《尔雅·释草》中有记录:以蒚为山蒜,初名“山蒜”,亦称“卵蒜”。《诗经》中称小蒜为“薤或薤白”(见图18)。据记载,小蒜具有温中、下气、消谷、杀虫等功能,还可治吐泻、心腹胀痛、疔肿毒疮、毒虫咬伤等。如《名医别录》:“主霍乱,腹中不安,消谷,理胃温中,除邪痹毒气。”《千金·食治》:“叶主心烦庙,解诸毒,小儿丹疹。”《食疗本草》:“去诸虫毒,丁肿,毒疮。”《随息居饮食谱》:“下气,止痛,杀虫。”也有资料称:荞头又叫藠头,植物学名薤,属百合科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资料还显示,荞头原产亚洲东部,我国自古栽培,已有3000多年历史。汉书《龚遂传》有:“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百本薤”等记载。宋代宋长文《墨池篇》记载:“殷汤时仙人务光植薤而食,清风时至……作薤叶菜。”
综上所述,出自本土的蒜类可能不止一个品种,但是所谓的大蒜与小蒜的功能是基本相同的。两者除了在物体大小方面的区别以外,总体造型也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证明了先民们对薤的功能早在汉代之前就有了认识。正因为蒜类植物可以对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好处,可以杀死毒气、清醒空气,进而又可引伸为驱除邪恶,成为崇拜的对象被神化,并将它做成器物作为礼器或用于生活之中的熏炉。蒜头所具有的作用与香熏的功能不谋而合,也许这就是先民们为何要以蒜头造型作为模仿、创意出造型一致的镂空长颈瓶式熏炉的原因罢了。另外,通过对比,镂空长颈瓶的造型与小蒜的造型非常神似。
我国对香的使用早在战国以前就已开始了。资料显示:古人焚香用来供奉神明,亦可达到除秽清洁的目的。资料还显示:先秦时,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都有随身佩戴香物的风气。《周礼》记载:“翦氏掌除蠧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礼记》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春秋战国时,人们对香的认识更进了一步,用香比喻一种高尚、善美的品质,把香文化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
资料显示,由蒜头造型而模仿器形,在西汉时曾流行一种青铜质的蒜头壶(见图19)。在器物造型上,与战国的镂空长颈瓶基本一致,但此时蒜头壶的口部已做成蒜头状凸起来的造型,底为圈足,腹部的镂空也不见了,很明显失去了熏炉的功能,已演变成了一种酒器。宋代出现了瓷质蒜头长颈瓶。明清时已将这类器形习称为蒜头瓶,品种有青花、五彩、描金等。清代的蒜头瓶器形趋于轻盈秀美(见图20)。
四
“艺术来自于生活,创作源于大自然。”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原始瓷桶形卣的盛行,应与这一地区悠久和传统的稻作农业、蚕桑文化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工匠们模仿本地区农业用具箩和篰的实物造型而产生的。而战国时期镂空长颈瓶熏炉的诞生,应是体现了传统的闻香习俗,是人们对小蒜的崇拜并模仿蒜头造型制作熏炉的结果。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瓷桶形卣和镂空长颈瓶,是这一地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早在2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以目前的德清为主要分布区的浙北东苕溪流域,不仅古陶瓷历史悠久,而且体现了明显的时代和地方民俗文化特色。■
注释: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2][3]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原始青瓷器——兼析原始青瓷使用中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9(4).
[4]故宫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浙江省德清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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