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之器
马未都
玉器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八千年来绵延不绝，遍及中华大地，然而它的起源至今仍是个谜。尽管我们今天已具有许多实物和考古成果，但仍在揣测玉器的起源。将一颗圆润的石头紧握手中，获得内心片刻的安宁，继而获得精神上的强大，这可能就是玉器诞生的瞬间。这种初始状态的偶然延续，逐渐加强而日益丰富，久而久之终于成就了中华民族系统的玉器文化。
以可见的实物论，兴隆洼文化中的玉器乃目前发现的中华玉器之鼻祖。兴隆洼玉器材料偏软，为透闪石软玉类，颜色多为黄绿色，体量不大，但其造型已算丰富。块、匕形器、弯形器、管形器等，磨制精良，表面光洁。这些玉器多为佩戴物，造型工艺已趋完美，墓葬经碳14测定距今八千年。由此推断玉器诞生一定早于这个时期。紧随其后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各领风骚，从不同的地域角度相继阐述着中华玉器文明。
这一历史时期定名为新石器文化时期，人类文明的曙光。其主要特点是磨制石器，由早期刃部磨光到晚期通体磨光；陶器的出现为后来的瓷器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器的磨制与玉器的磨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唯一可能的区别则是石器多为工具，而玉器多为饰物。
这悄然证明了早期人类美的追求。美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以期获得超越物质带来的愉悦。早期玉器显然承担起这一责任，让人类注重精神建设，尽快地摆脱动物属性，佩玉加速了这一过程。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玉块耳饰，往往成对出土于墓主人耳部，除死者生前佩戴没有他解。匕形器一端琢有小孔，多出自墓主人颈、胸、腹部，或生前佩戴，或缀于衣物，虽功能有待探讨，但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精神需求的夙命。
神玉时代
商代以前的玉器都有与神沟通倾向。尤其红山文化中的玉人像，形象介于人与兽之间；再有C形龙、玉猪龙以及玉鸮等，都未具体传达明确的文化信息。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璜、玉璧上的兽面鸟纹至今无明确公认的解释。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跽坐人物，腰左佩柄形器，体量巨大，功能不明；而另一件凤形玉佩，短翅长尾，腰间隆起中空圆钮，似不能解释仅为佩戴之用。
大部分商代以前的玉器解释乏力，动物中具象者的形象憨态，抽象者目的皆不明确；今人与古人相距太远了，其间又少有文字记录沟通，加之蒙昧时代的先人对自然科学认知的局限，强调神的力量遂成必然。早期人类的精神领域莫不如此，相信自然的力量，继而恐惧自然的力量。因为他们可看见的自然、所遭遇的自然都在为人类设置难题，让人类在生存中永远感到岌岌可危。于是人类有了精神需求，这种需求首先要让人类自己消除对自然的恐惧感。人类想到了玉，一块灵石无论悬挂于身，还是紧握于手，人类都觉得有了精神依靠，让人类感到人与上苍之间，人与神之间沟通变得具体有效。
先人们开始对玉器加深了认识，伴随这种认识又加深了情感。新石器玉器，尤其商代玉器开始多元，肩负着中华民族先人对自然的尊敬，对神灵畏惧。他们希望上苍能够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他们非常努力，在没有金属的时代匪疑所思地制做出如此精美不可思议的玉器；在青铜刚刚步入文明的时候，玉器已缤纷繁杂地将古人的情感、企盼乃至生命充分表达，让玉器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中华重任并从一而终。
玉器的童年充满了神灵的色彩，它与先民的文明同期同步。因对自然的认知有限，故对自然的崇拜无限，在有限的认知中无限地崇拜大自然中的一切现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人与现象之间，有神则有一切，无神则失一切，玉器此时充当使者，与神沟通，成就了伟大的神玉时代。
礼玉时代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跨越了八个世纪。虽说历史年表分为西周东周，而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但周朝仍为一个朝代整体。史学界所说的先秦一般特指周朝。这个世袭的封建王朝崩溃之后，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分封建国，而是强调大一统的国策。这种集权制的社会随后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之久，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原则仍参照周代礼制。
礼制的形成是社会物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周朝的礼制中国野之制最为典型，西周分封建立军事据点称之为“城”，亦称“国”，国之外称“野”。国野之制限于宗法，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顺序分封，血缘维系；而庶人无此血缘地位低下。
其实，商代玉器已初见礼制的影响，妇好墓的跽坐人物出土多具。上古之坐实为今日之跪，两膝着地表达敬意，直至汉代跽坐仍为高贵坐法，其它箕坐，散坐都视为不敬行为。有学者认为，商朝的统治者崇尚鬼神，跽坐是供奉祖先，祭祀天神和招待宾客的基本礼仪。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商代上层社会神玉文化到礼玉文化的脉络，虽然以神为主，但礼已逐渐形成。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儒家鼻祖孔子极力主张恢复周礼，提出口号“克己复礼”。礼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规范，强调等级，而乐基于礼的等级，运用音乐缓解社会矛盾。
玉器在此时开始摆脱神而强化礼，组佩的大量出现是最好的例证。组佩多由环、璜、琥、珩、珑、觹、珠组成，数量不一，材质有差，没有可归纳的规律。推测周朝一定有严格的制度，数量，品级，佩戴者的身份必须与之相符，国君与诸侯的区别，诸侯之间的区别，理应从佩玉即可看出身份等级。
例如圭。《周礼》记载圭有多种形制，最重要的是圭被广泛作为“朝觐礼见”的等级标志，表明来者身份。相传周天子命诸侯朝觐时手执他赐于的玉圭，通过尺寸不同，形制有差，命名不同的圭，显示周朝治国安邦的理念。镇圭、信圭、桓圭、躬圭，命名即可知功用，如此细分可知礼制之繁。尤其圭还成为朝廷祭祀的礼器，负责盟誓，礼东方，方向之首。
《周礼》说：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这是礼玉时代的经典。六件玉器，以其造型的文化特征，被赋于人文内涵，且被规定为“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具体之具体，细致之细致，这说明了玉器在周朝已形成了完整的礼制，由上古通神的工具进化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象征物，这一变化，在强调礼制重要性的同时，意外地打开了玉器发展的一条通路，将玉器文化引向道德的建设，赋于更多的社会内涵。
德玉时代
德玉时代的前奏某种意义上是孔子提出的。孔子认为玉有十一德，其后的管子认为玉有九德，再后的荀子认为玉有七德，到了汉代，《说文》把玉归纳为五德，即：仁、义、智、勇、洁。把一个简单的物质赋于如此复杂的人文含义，可能非玉莫属。仁者，温润；义者，忠诚；智者，守拙；勇者，坚韧；洁者，不染。所以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
今人理解玉仍逃不出五德之论。从战国起，玉器开始注重道德而非礼制的表达。战汉之玉单体增加，表达的文化内含日趋丰富，它们把玉器中的礼制成份减少，把德育成份增加，这实际上是整体（礼制）向个体（德育）的转移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对玉器的历史来说，是高贵的玉器普及至民间的先兆。战汉时期的玉器一脉相承，脉络清晰，与春秋之前的玉器表达渐行渐远。例如玉带钩，风靡战汉，形制多样，作为个人佩带之物凸显个性色彩，以致影响波及至明清。又如羽觞，俗称耳杯，耳杯两翼如翅，杯身如腹，由商之爵杯演化而来。《汉书·外戚传》注引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雀）形，有头尾羽翼。如无此段注释，今人理解羽觞实在困难。羽觞，酒器，双手奉执，仪轨庄重。此时人饮酒已完全摆脱了商代肉林酒池的放纵，也告别了西周飞觥献斝的热烈，羽觞的出现将礼制转化为德行，重视斯文，强调内敛。
最古老的玉器品种玉璧到了战汉达到顶峰。首先是和氏璧的传说，价值连城。据考证和氏璧与战汉时期常见的璧十分不同，厚达三寸，后被秦始皇制为传国玺，历尽坎坷，至五代不知所终。而常见的玉璧入汉见有出廓，一反常态，出廓纹样除螭龙纹外，常带有文字：长宜子孙，延年万寿，长乐等等，所有文字表达的内容完全不见礼制束缚，都为仁爱的放大。这些放大了的仁爱思想潜移默化地传输着儒家思想，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心安理得地接受由分封到集权的历史过渡。
德玉时代为极好地传达儒家思想，让德向世俗妥协，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玉琀玉握的大量应用。玉琀入汉专以蝉形，寓意深刻。司马迁《史记·屈原传》说：“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可以为玉蝉流行于汉代做出解释。古人的自然知识有限，见蝉蜕皮而生，以为复生，故让死者口含玉蝉，追求再生。玉握亦如此，早期玉握多为璜形，甚至用璧改制，一剖为二，左右相对。至东汉玉握多为猪形，世俗意愿明显。农耕社会，豢养家畜乃最大财富，而猪为人类佳食，自古至今未变，与游牧社会不同，游牧饮食文化重牛羊，牛羊可以牧养，而猪只能圈养，让死者握于手中顺理成章。
战国至汉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裂变的时代，孔子担心的礼崩乐坏还是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儒家思想的确立对中国社会后两千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代大儒董仲舒从维护集权制度出发，将大一统的汉朝统治推向理论治国的高度，天人感应，以德治国。
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不可避免地浸染社会各个层面。玉器作为中国艺术的灵魂，承担着每一时期的社会责任。德玉时代的中国，封建制分崩离析，集权制强势崛起，让玉器从礼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加上了德的概念。由于德的概念清晰，拟人化的表述，让玉德深入人心，遂向世俗发展，尽管这非战汉时期思想家的本意，但玉的世俗时代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俗玉时代
玉器的发展到了汉末似乎遇到了…个大坎。纵观中华玉器的历史，只有这之后的几百年式微。其数量、质量、品种急剧下降。三国时期的分裂，与战国时代不同，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是诞生思想家的时代，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诸了百家都在秦统一中国前完成r自家学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国人带有哲学意味的著作此时风靡上流社会，逐渐影响到下流社会。这一时期的中国群雄争霸，但总趋势明显，铁器的广泛应用，商业的急速发展，城市的兴起，都将中国推向统一。
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中国四分五裂，不见统一的意愿，经济发展放缓，但艺术却突飞猛进，文学有刘勰，诗歌有陶潜，绘画有顾恺之，书法有王羲之，玄学的兴起使品鉴艺术之风盛行；宗教的发展让雕塑造像呈现出极品，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文学与艺术朝着无限想像的空间发展，从而忽视玉器制做这一雕虫小技。
这一时期的玉器数量少且无创新，与其它艺术门类的成就严重不符。这一现象至隋统一中国后开始有所改观。唐代玉器的突出成就是带板，各种题材、各种规制的玉带板不仅是大唐官阶的标志，还是德玉时代残存的精神风貌。而宋完全进入了小家碧玉式的精神世界，向世俗彻底妥协，宋玉中的各类动物已不见精神，完全侧重外形的表达。宋人的世俗是出了名的，所热衷的动物也都限于家禽家畜，而与其同期的辽金，恣意宣泄，让春水秋山，翔鹰卧虎的世界与宋人一派平和的向往形成鲜明反差。北宋与辽，南宋与金之间，各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虽有龃龉，却能相安。这就是世俗的好处。
随后的元明清三朝，元之粗，明之拙，清之巧都是时代的讨巧，堕入世俗的圈套谁也不比别人聪明。务实成为了唐宋元明清的追求，越往后越发不可收拾，于是有了宋的摹古，明的繁缛，清的穷极工巧。这一步走得太远，让玉器踏上了漫漫的长途而再也回不了头。
某种意义上说，世俗最有力量，最能适应需求。世俗是不管谁打下基础的，也不可惜古人长时间已建立的礼制德育系统。它注重的是一种简单可传达的快乐，它看得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正因为这样，中国玉器最后一个阶段——俗玉时代最为漫长，同时给百姓的乐趣也最为实在。
了解中国玉器发展的脉络与理念是本文的目的。完全说清玉器发展史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地域辽阔，玉器的历史又十分漫长，几乎陪伴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成长。这个资源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解它十分不易，尽管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以科学的态度为此努力研究，但也是沧海一粟，挂一漏万。对于历史，我们知道的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就这已知的百分之五，让我们对先人的追求与成就充满了敬意。
站在哲学或降低一些，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中国玉器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古人的初衷，可以猜想时代变迁时古人刻意或无意的变化。这些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历史的走向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存状况，都无法按照某一种思想永远走下去，实际上人类的聪明就在于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
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到正确的路径。但不幸的是，人类连目标都没有永恒的。人类在修正自己的局限判断时，玉器只不过是陪伴人类文明的一盏小灯，时明时暗。对中华民族尤为这样，玉器最高峰时，以玉为信，国家的印鉴用玉传达，传国玺由价值连城的和氏璧改制，试图将国之命运与玉之命运连为一体。很可惜，这一愿望没能坚持到底，半途而废。
中华民族在人文初始就与玉相伴，脚印清晰。新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玉一直是先人的精神支柱，直至商代，玉器开始传达生存理念；西周礼制的形成，赋予了玉最高等级的职责，佩玉遂成为生者与逝者的身份等级的象征。讲究礼制通过玉器变得不再抽象，组佩的流行不仅仅是西周礼制的需要，也是上层社会各类人物的需要；社会的起伏就在于制度的建立与打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仅是表象，深层原因就是孔子担忧的“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催生的德治的产生，比德于玉不是出于设计，而是生于无奈。让玉荣膺五德，只是社会的提倡中需要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非玉莫属；当玉身兼如此重任之时，它有些不堪重负，开始向世俗妥协，玉之俗不是俗在上层而是俗在下层，只是下层的好恶逐渐会影响上层，让上层下层同流，最终形成潮流。
八千年的玉器史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全部情感，由物质中的精神转化为精神中的物质，所以玉的构成中早期精神成份远远大于明清时期，而清代乾隆时期的穷极工巧并不是前人不能为而是不为。在玉器这样一个特殊的物质面前，先人看到的更多的是精神，而后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物质。即便如此，玉器作为中华民族手工业的杰作，伴随着中华文明一直前行，从未掉队，才让我们今天有如此眼福。
（责任编辑：马怡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