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舍身饲虎”探索图像研究在历史领域的方法

摩诃萨陀王子舍身饲虎-品味玺鉴 张大千笔下的敦煌千年

孔艺冰

【摘 要】“舍身饲虎”属于佛教经典题材，故事流传广，图像作品也不少。此题材较为通俗易懂，在图像上也有很高的辨识度，不易引起图像内容方面的争论。因此，文章以“舍身饲虎”题材图像为切入点，尝试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综合背景形状颜色、时间空间跨越、自然社会作用、文字图像材料反复认识、动静对比思考等，探索历史领域内图像研究的方法及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舍身饲虎 图像研究 历史领域 方法不足

從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图像属于语言符号，是广阔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文化形态。研究图像即建构以视觉性为标准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价值秩序与文化系统。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在历史范围内的图像研究，是对客观存在事物的还原解读。根据历史上的图像，分析探索历史真相，有一定可操作性和信实度。

一、从图像“舍身饲虎”到“左图右史”

“图像学”一词最早出现于里帕的《图像学》，其意义在于表现“图像志的汇集”，即辨认图像、确定其象征意义。现代意义的图像学起源于德国学者阿比·瓦尔堡。他在1912年罗马国际艺术史会议的演讲上首次提出了“图像学方法”，主张将艺术作品的创造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还原“历史环境”。随后其学生潘诺夫斯基于1939年出版了《图像学研究》一书，对现代图像学作出系统的定义，标志现代图像学方法的正式形成。之后产生了两种图像学的模式，潘诺夫斯基的“历史的重构”与贡布里希的“方案的重建”。

“舍身饲虎”作为系列图像，在石窟壁画中多有展现。从图像形式内容来看，涉及太子仁爱以身引虎来食、虎食太子终于喂奶而内心悲痛、王妃心有所感而丧子怆然、太子为神令父母顿悟等场面，简单来讲，是个仁爱乐助得道的故事。而这个题材图像内容细节如何，反映时代背景如何，表达深层意义如何，在不同场合、不同背景、不同侧重如何解读，却是有所区别的。图像学研究是对历史上图像元素的把握，从典章书籍中的绘画，延伸到一切历史、科学、艺术的创作，融会作者、读者双方的主观感知和自然社会的共同作用呈现的模式构建。对图像的研究把握，在于图像本身蕴含的信息和解读方式。一言以蔽之，内容含量较少的图像，可能解决艺术史的问题；内容含量较丰富的图像，可能解决政治史、经济史、医疗史、科技史等问题。因此，“左图右史”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可信力。

二、从“舍身饲虎”看图像研究的方法

（一）对图像社会背景、作者归属、来源的确定

舍身饲虎本生是众多佛教本生故事题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分布广、时代久、数量多。新疆、敦煌、麦积山等地的舍身饲虎本生图像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学者，还有一些关于佛教故事的论著中涉及该本生故事。对于“舍身饲虎”这一题材的图像，社会背景较为明确，虽不知具体作者，但可以获取绘图之人的受命归属和时代需求信息。这样，通过对“舍身饲虎”的鉴赏分析，可以多方面、多角度获得历史信息。因此，学者从绘画内容场景、布局技法、现实意义等方面对这一系列图像题材进行分析，在明确图像内容之后，研究其社会背景与形成因素，再反过来勘探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二）图像的“形、声、色、像”及出土流传经过的探索

图像的内容和表达情感一向是研究者的研究主要目标，研究者不在少数。不过，人们容易忽略图像的颜色和其他看似明显但不易重视的信息。但是，忽略的部分，往往可以透露更多的有效信息。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不同颜色的感知，可以使人脑有不同的反应。而视觉因素的不同，也可以使每个人大脑理解颜色不同从而造成获取信息不同这种后果。时至今日，依然有画家墨色作画，也有画家设色作画，这其中社会背景相同，时代接近，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文知识传播都较快，尚出现巨大差异，难以揭示此现象形成的内部原因。那么，推及历史，我们分析时更要慎重。

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臧志成在《莫高窟254窟舍身饲虎图变色原因探析与色彩修复研究》一文中，对“舍身饲虎”图像的历史背景、保护现状、墙面处理、构图色彩等诸多方面进行阐释，从变色原因分析到色彩修复还原，结合光影分析、温湿度测量，探索图像的“西域式晕染”，再上升至中外交流。这类文章对图像颜色的分析较为细致，也丰富了图像内容的研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康定斯基（W.Kandinsky）发表过他对颜色的看法：“红色表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白色代表着纯洁无瑕，黑色透着死亡的意味。”[1]这在历史图像中也得到了证实，如新几内亚文化中，红色代表生命力旺盛；在非洲尼日尔三角洲，其膜拜的神为白色，而其侍奉的祖先为肤色。可见颜色有跨越文化的可认知性，我们在研究图像内容时，也要关注其色彩和其他方面。成语“秀色可餐”也昭示了这个道理。因此，图像的“形、声、色、像”及出土流传经过的探索对图像内容的分析理解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经典的跨时代引导与无国界意识

对于“舍身饲虎”题材的图像的把握，不仅局限于图像发生发展的内容和现实意义，也不只是对图像“形、声、色”的分析，很多其他信息也渐渐受到关注。一些学者以敦煌莫高窟“舍身饲虎”与西方绘画的构图方式形成比较，说明其所采用的向心性叙事结构与说法图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以“饲虎”为中心的图像群与“起塔供养”相对应，形成时间上的延续和意义上的因果关系[2]。也有学者杜爽从日本法隆寺玉虫厨子《舍身饲虎图》来讨论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佛教本生图。

这种中西对比的研究方法较为新颖，也往往推陈出新。但是，对于图像的研究，本就是无古今、无国界的，时代成就风格，风格形成情感。在研究之初，要明确时间背景，但是研究之后，却应放眼探索，不受束缚。人文图像的创造归根究底在于心灵的共鸣，而不是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比较，要回归本身。经典的跨时代引导与无国界意识是研究者必须自我培养的。14世纪犹太教堂中的领唱人，其头由鸟头代替，而中国含有鸟意象的图像作品也十分丰富，其神性、通灵性意象表达是无国界的，在探索中西方的联系时，也不可忽视图像本体的特殊性意义。全世界的“舍身饲虎”题材出处值得重点研究，而其本土演化也值得思考勘探。

（四）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反作用及发展升华

在对图像较为全面的探讨之后，自然和环境对人们思维创作的影响成为探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古今中外的人类学研究对人类的认知能力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莫衷一是。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人生下来就有一些本能，而后天的生长过程会产生新的思维行为方式。图像与文字一样，都是人创造的，我们现今以通俗的文字翻译古文，也是对前人的理解。而图像的理解，纵使我们可以以图示图，却还是要借助文字的力量。所以，图像不能单一凭空存在，或者说，图像若憑空存在，会像外星因素一样，让人难以解释。而植根于环境的图像，也对环境进行反作用，这些反作用的产生，也推动图像研究的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建宇在《舍身饲虎本生图流变折射佛教信仰变迁》一文中，通过比对情节取舍和图像细节，考察其流变历史，判断其所依据的经本来源，且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及佛教信仰变迁，从文化变迁又延伸到图像变化，图像变化的同时，也伴随经济的碰撞，形成圈体，不可分割。因此，图像研究不仅是图像、画作本身，以小见大，万物皆有图像，图像的产生和表达信息必须综合探索。又如动物的杂交驯养使其形态发生改变，种植经济的扩散影响山川河流的动态。这些图像信息，也不容忽视。可见图像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探索，涉及历史、地理、生物、物理等诸多方面。

（五）动态与静态的对比性思考

我们知道，关于图像的全方位理解和因素探讨是对于图像研究的横向研究，很多系列问题得以解决，而时间演化下的图像纵向探索也不容忽视。时间是通过事件被我们感知的，持续时间由一连串的“现在”构成。图像就是当时的“现在”，因此，要研究图像，就是探索历史的真实构建。这种真实构建不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事，也涉及当时人们已经思考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图像是真实的。退一步讲，即使图像内容并未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却也已经在创作者或其他人的内心发生。正因为此，可知图像一直在发生，就像“现在”一直在持续，其为运动体。

以“舍身饲虎”题材图像为例，其在历史上可能发生一次，但是不同的时间空间的石窟里都有类似的图像，这种持续的有延展性的图像，发生一次却在人们心中发生多次。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系列的图像时，要对在人们内心发生多次的“舍身饲虎”做出理解，将图像研究置于较长的时间和较广的空间中去，从而将图像的“动态”与“静态”综合思考，得出更真实准确的结论。

三、图像研究的不足

（一）图像的受众受心理与大脑的直接冲击和永久记忆的影响

很多学者对人类视觉显著特征分析和再识别进行研究，做一系列的图像识别实验的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分析运算得出结论①。图像对人的大脑有较为直接的记忆，对人心理产生影响。当我们把目标放在“舍身饲虎”这系列图像时，较易忽略其他细节元素，比较系列图像将成为热点，而这样的图像处理会较为主观。学者的背景不同，心理特征不同，才出现对图像各有解释合理推测的局面，这样，图像的本来特征却隐在其中，难以把握。学者研究神经网络的目标识别技术研究时发现，人们对图像的数据处理和变化吸收都是不同的。也有学者进行动物实验数据采集，认为人脑皮层及动静脉血流都可能影响到脑功能成像模式。那么，我们大脑处理过的、看到的图像内容和图像的本来内容的细微差别，就有可能造成最后图像定性定量的差错。而周围图像和神经区域均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舍身饲虎”的类似场景多次出现，而经历时间流逝一些图像不再清晰，然而研究者容易心有定式，看见老虎图像就刻意寻找太子图像，某些“舍身饲虎”相似的图像并不属于该题材，但是被误读归纳。这时，为了减小这种图像识别失误的发生，我们就要借助其他力量，比如文字。

（二）文字传递与判断缺陷的出现影响图像的再产生

曹意强教授曾研究图像文本，从视觉图像与历史意识、真实效应与错觉、文化密码与视觉密码、可见与不可见几方面来谈图像证史的有效性和误区，并重申文献的作用[3]。薛永年先生也曾对美术史研究与中国画发展进行梳理，列举不同身份画家学者如滕固、潘天寿、王伯敏等，这些人对于文献与图像的史料史学价值进行分析，也有学者余辉比较张彦远、郑午昌、滕固等人的美术史研究方法。这些探索均涉及到文字传递，也均有所不足。张彦远曾指出，中国古画的吃穿器物绘图，多参考前代所书典章古籍，而非所见实物，当时几乎无出土文物，流传相承也有限。那么，《历代帝王图》所绘的陈后主像，服饰衣冠或许有一定道理，而再往前推，则“以图证史”的可靠性降低。《山海经》文字流传甚广而图像大相径庭，也是此原因。可见图像的证据性在历史研究区域，必须配合文字，二者非并列关系，以文献为主，图像补史则更具有可靠性。

“舍身饲虎”图像出现次数较多而朝代地域不同，也有学者从其中的服饰器物等方面做出梳理探索。而此时，我们要注意，如果部分图像是当时人见不到的，那么，这其中会融合当时的想象元素。这些内心思考的作用和图像再形成的反作用，对后世研究都有挑战，要经过系统分析、综合探索。这其中涉及到诸多学科如心理学、哲学，也关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各个学科的综合利用有利于弥补彼此的缺陷，更大地发挥图像的作用。

四、结语

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意义的探索相辅相成，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学科范围广，流传时间空间长，因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舍身饲虎”图像元素在许多石窟洞窟中发现，多有著名学者研究，较为成熟，因此，以其为例，尝试探索图像研究在历史领域的方法意义。如今，运用和研究图像资料的方法仍在探索之中，先确定图像社会背景和作者归属，再判断图像内容的细节部分，接下来，贯穿古今中外对图像进行多学科、多领域感知，并结合自然和社会情况加以综合讨论是必要的。这其中操作较为繁琐，还要充分积累方可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脑机能和文字传递的主观因素，要充分理解辨析方可使研究更加客观可信，我们在探索中前进。时至今日，图像、音乐、美学作品研究渐渐深入，摄影、录音作品日益走入人们视野，我们可以从语言符号角度综合多学科多方面的梳理，辅以其他先进设备的实验应用，从更广的视野看图像研究的历史领域的研究方法与作用，让过去拥有未来。

注释：

①周保亮《基于视觉显著特征分析的行人再识别方法研究》、孟祥林《生物视觉启发的图像识别技术研究》、王玉成《脑功能光学成像信号的谱分析与模式识别》、宋敏《基于神经网络的目标识别技术研究》等文章都有实验数据和系统分析，对人脑处理图像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Martine Joly： L`image et les signes-Approche semiologique de l`image fixe[M].Paris： Nathan，2002.

[2]占跃海.敦煌254窟壁画叙事的向心结构——以《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为重点[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5）：37-43.

[3]曹意强，麦克尔等.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