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车马出行图”研究

陡崖上\"挂起\"车马出行-凤凰山 车马出行 完工由3千光模组拼成

李晓东

褚兰汉画像石一号墓和二号墓位于安徽宿县褚兰镇西南的墓山孜，距汉文化重地徐州市30余公里，1956年由安徽省博物馆进行保护发掘。两座画像石墓均由祠堂、墓垣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上面有高大的封土墩，周围有墓垣，墓南侧设立祠堂，祠堂坐北朝南。两座墓葬均遭早年盗掘，未发现随葬器物。位于墓山孜西南山脚下的二号墓祠堂发现有纪年碑文，碑文记载时间为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墓主为胡元壬，由此断定二号墓年代属于东汉晚期。一号墓的建筑结构和风格与二号墓基本相同，说明一号墓的年代与二号墓相差不远。

一号墓的祠堂破坏严重，仅剩基座和少量的画像石残块保留。二号墓的祠堂除屋顶破坏外，墙壁和基座保存较好。两座墓葬均是由硕大的青石雕刻的画像石构筑而成。一号墓发现画像石18块，其中祠堂2块，墓室16块；二号墓发现画像石14块，其中祠堂6块，墓室8块。两墓的画像石主题内容丰富，有神仙人物、祥禽瑞兽、庖厨宴饮、乐舞百戏、车马出行等等。画像密集繁复，装饰极为讲究，雕琢精工细作。

褚兰汉墓发现的大量画像石，吸引了研究画像石学者的目光。有学者从墓葬结构、画像石图像意义等整体探讨画像石；一些学者从画像石主题内容如乐舞百戏、车马出行等方面探讨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表现形式、功能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褚兰画像石墓中的车马出行图像，通过车马出行图基本特征的考量，探讨这些图像在画像石图像体系和在丧葬习俗中的功能意义。

一、车马出行图画像石出土情况

按照车马出行图画像石分布的建筑主体位置不同，分为祠堂车马出行图像和墓室车马出行图像，墓室又分成前室和后室两部分。

1.祠堂车马出行图画像石

一号墓祠堂因破坏严重，仅剩基座和画像石残块，车马出行图残块位于墙基，图像已辨识不清。其他画像石残块从图像配置看，有西王母神话图、庖厨宴饮图、青龙图、瑞羊图等。二号墓祠堂除了屋顶消失，墙壁上部残断外，其他结构均保存完好，祠堂的墙壁内侧及石门旁均满刻图像。在北壁画像石的正中镌刻一方凸形的小墓碑，碑额和碑文均用隶书书写，额题为“辟阳胡元壬口墓”，碑文残缺严重，为“建宁四年二月壬子……为冢墓石……父以九月乙巳母以六月……多子孙……上人马皆食大仓……律令……禄慕高荣寿四敬要带朱紫车……金银在怀何取不得贵延年……德子孙常为……”可知墓主人胡元壬，祖籍辟阳（今河北冀县），墓室年代是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祠堂的北壁、东壁、西壁墙基均有发现车马出行图画像石。其中北壁画像石长139厘米，宽24.5厘米，有伍伯、骑马者、乘车者、御马者共8人，轩车、轺车共3辆，良马6匹（见图1）；东壁画像石长105厘米、宽24厘米，有乘车者、御马者共6人，轩车、轺车共3辆，良马5匹（见图2）；西壁画像石长105厘米、宽24厘米，有乘车者、御马者6人，轺车3辆，良马6匹（见图3）。从构图内容和形式来看，三块车马出行图画像石构成了一组正式的车马出行队伍，人马车队从右向左缓步行驶。整个车队人物20人，马车9辆，良马201匹。祠堂内同出的画像石主题有宴饮、乐舞百戏、庖厨、迎宾等。

2.墓室车马出行图画像石

一号墓由两个甬道、前室、耳室、两个后室构成。墓室早年被盗掘，除了墓门被破坏，前室、后室部分损坏外，其他建筑结构基本完整。画像石主要集中在前室，其中藻井、四壁、横额、基石均满刻画像和图案纹饰。该墓发现的车马出行图画像石主要有两块，分别位于前室的南壁额枋和北壁额枋。其中前者长160厘米、宽47.5厘米，出迎者、前导者、乘车者、御马者共计8人，轺车3辆，良马5匹（见图4）；后者长164厘米、宽46.5厘米，出迎者、前导者、乘车者、御马者也共计8人，轺车3辆，良马5匹（见图5）。前室图像配置还有伏羲、女娲神像、对饮图、观舞图等。

二号墓由前室、两侧室和后室构成，墓室结构遭到破坏。前室墙壁刻满画像。该墓发现的车马出行图画像石分布于前室的东、南、西、北四壁墙基。其中东壁墙基画像石长171厘米、宽28厘米，人物有伍伯、御马者、乘车者共8人，轩车、轺车共3辆，良马8匹（见图6）；南壁墙基画像石长159厘米，宽28厘米，人物有伍伯、骑马者、御马者、乘车者共8人；轺车3辆，良马7匹（见图7）；西壁墙基画像石长174厘米、宽28厘米，御马者、乘车者8人，轩车、轺车4辆，良马6匹（见图8）；北壁墙基画像石长157厘米、宽28厘米，御马者、乘车者8人，轩车、轺车4辆，良马4匹（见图9）。四块车马出行画像石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车马出行队伍，其中队伍前面有伍伯、骑马者作前导，后面紧跟3辆轺车，紧随其后的主车是驷马轩车，双弩手护卫，主车之后跟随从车9辆和1辆兵车。前室的图像配置主要有对谈图、拜谒图、神禽瑞兽图等。

二、车马出行图像的基本特征

车马出行图像是汉代画像石墓葬中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它与乐舞百戏图、庖厨宴饮图、亭台楼阁图、神禽瑞兽图、耕织图、历史故事图等共同构成了汉代画像石的艺术宝库。车马出行图像作为祠堂、墓葬画像石题材，最早出现于西汉后期，盛行于东汉中晚期，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风格上发生了变化。单从东汉时期的车马出行图像来看，基本沿承了西汉后期的风格特征，除了区域性差异外，时代上的差异变化不甚大。褚兰汉墓车马出行图画像石作为东汉晚期安徽地区重要的画像石代表，与苏北地区的此类画像石基本相似，风格特征上归属于同一区域。

褚兰汉墓一号墓、二号墓祠堂和墓室内的车马出行图画像石特征基本一致。在雕刻技法上采用了平地浅浮雕或剔地浅浮雕，即铲平图像轮廓之外的空白石地，细部特征使用线刻手法进行造型修饰，使图像呈现质感和立体效果，这也是东汉时期画像石最常用的雕刻技法之一。车马人物形象采用了绘画技法中的白描手法，使得画面中的人物、车辆、马匹神形兼备，比如弩箭手，步履稳健，衣纹流畅，格外潇洒（见图6）。车、马、人物的描绘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流畅感，并将运动中的力量、速度、人物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图像的配置方式上，一号墓和二号墓的车马出行图画像石有分格和单格两种类型。分格类型主要分两格，即在石面上以水平线或隔离带将图像分成两个独立的图像单元。一号墓墓室有两块车马出行图画像石分格（见图4、图5），上格为主格，雕刻车马出行图像；下格为辅格，雕刻瑞兽。二号墓车马出行图画像石均为单格画像石。车马出行构图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图像的空间透视法则。按照信立祥先生的说法，空间透视法可分为等距离散点透视法和焦点透视法。前者是指“在同一方向，用等距离的视点去观察事物，并将其描绘在画面上的空间透视法”，分为底线横列法、底线斜透视法、等距离鸟瞰斜侧面透视法、上远下近的等距离鸟瞰透视法四种表现形式。后者是指在一个固定的视点观察所要描绘的事物的透视构图法。这种透视方法画像石使用不多，主要集中在东汉晚期画像石。褚兰汉墓的车马出行图画像石采用了等距离散点透视法构图，以底线横列方式刻画车辆、马匹。文献记载，古代车制中的车型主要有轺车、斧车、辎车、耕车、轩车、辇车、幡车、輂车、兵器车和牛车等。褚兰汉墓车马出行图中的车辆类型有轺车、轩车、兵器车三种车型，其中以轺车为主。《释名·释车》载：“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轺车属于汉代单辕或双辕马车的一种车制，有盖无帷的轻车，为一般官吏所乘用。轩车，《说文·车部》：“轩，曲辅藩车也。”段注：“谓曲辅而有藩蔽之车也。”体积比轺车大，四周设屏障，又称幡屏，其盖为华盖。轩车在车马出行中比较重要。对于车辆的装饰，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的车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两千石，皂盖，朱两幡、右腓；千石、六百石，朱左幡，幡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三百石，皂布盖；二百石，白布盖。”褚兰汉墓车马出行图车辆装饰是銮铃和鸣，彩带飘摇，装饰华丽，显示出达官贵人乘坐豪车的气势。马匹皆是细腿圆蹄，耳如削竹，彩头结尾，显得神骏非凡。每块画像石的马匹数量均在4匹以上，最多者9匹，其中以4匹良马拉车较为高贵。

车马出行图中的乘车者、御马者、伍伯和骑马者等人物形象的刻画栩栩如生，极具感染力。这些人物的刻画一般以简洁明快的剪影方式，突出人物的外形轮廓和结构，达到以形传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为了概括地刻画、表现这些人物形象，画师一般会采用“墨骨用笔”和线条刻画法构造人物的基本造型.人物造型“没有细节的刻意描摹，没有严格的结构比例，形状其外，神具其中，在既朴拙又灵动的风格中体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和典型的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理想”，这种造型技法也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人物形象塑造奠定了基础。

从空间分布位置看，一号墓的车马出行图像画像石位于墓葬前室南壁和北壁的额枋，处于相对高处位置；二号墓的车马出行图像分别位于祠堂墙基和墓葬前室墙基，均处于低处位置。整个墓葬的图像体系，除了车马出行图像外，还有神仙图、拜谒图、亭台楼阁图、迎接图、神禽瑞兽图等。画像石的这种空间位置分布和图像构成体系与徐州地区同一时期的画像石基本一致。

三、车马出行图像的功能意义考察

墓地祠堂出现于西汉早期，最初应用于高官显贵和富绅豪强阶层，延续至东汉晚期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祠堂中的画像石题材从早期的简易配置，到晚期的繁复，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与当时人们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享乐思想蔓延和礼制僭越之风盛行有直接的关系。祠堂中的画像石题材有伏羲、女娲神像、西王母、东王公等表现仙人世界的图像，庖厨宴饮、乐舞百戏、车马出行、农耕纺织等反映社会生活的图像，民族战争、圣贤等历史故事图像。这些题材在祠堂空间上的分配有一定的讲究，比如仙人世界画像一般位于祠堂顶部，社会生活类的画像配置于顶部以下或四壁、基石等处。祠堂画像这种内容的选择和空间配置是“严格按照当时人们的宇宙方位观念来进行的”，把祠堂中的有限空间设置成为一个“完整无缺的宇宙世界”。祠堂车马出行图像作为体现整体宇宙观的一部分，其功能意义一方面表现墓主生前显赫的人生经历，一方面表现墓主乘坐车马前往祠堂接受子孙祭祀的场面。

墓室画像石表现的画像题材与祠堂基本一致，两者在表现主题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具有普遍性的车马出行图像，其功能意义也主要是反映墓主的人生经历和前往祠堂接受祭祀的场面。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车马出行等图像不具有特别意义，仅是按照蓝本制作的程式化的画像石墓，起到墓葬装饰的作用；或者认为车马出行图除了极少数汉墓专门组织匠人雕刻，其他大量的中小型墓出土的画像石，应是汉代石匠们根据一些定型的模式雕琢，由葬家选用的。这类的画像石是时代意识的反映，是一种宗教、哲学观念的形象显示。本文赞同模式化车马出行图像的观点，车马出行图像及其他图像配置起到装饰性作用，其表现墓主人生前阅历等的功能意义已经淡化。特别是到了东汉晚期，此类画像石题材被普遍应用到各种非官员、非贵族阶层的墓葬装饰中。

褚兰二号墓发掘出的墓志表明，墓主胡元壬非官员、贵族身份，而可能是郡县之中比较有钱的富豪。车马出行图像在胡元壬墓的祠堂基石和墓葬前室基石均有发现，且画像石形制、车马出行图像雕刻技法、车马人物构图方式等完全一致。由此可认为，褚兰汉墓车马出行图像画像石完全是由雕工按照现有的车马出行图像模式雕琢而成。有可能是属于商业化生产流程，即专业化生产画像石的作坊，制作各种题材、款式的画像石，然后销售给有钱的需求者。或者采用订制的商业化模式，由需求者提出要求，作坊请画工画好样本，再由雕工雕刻画像石。此观点若成立，那么，车马出行图像及其他图像题材的功能意义，由起初的墓主人生经历或官职身份的象征、美好意愿的寄托等愿景基本淡化，而转向只是起到墓葬装饰的作用。这种转变离不开东汉晚期的社会背景的变化，也离不开当时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