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付龙腾 武光雪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饿，俄倾，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南朝梁·任防《述异记》
观仙人对弈的王质，归去后却发现“无复时人”。我们无法准确推算王质在石室山究竟度过了多少时日，但倘若真如孟郊《烂柯石》“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所说，下山后的王质或许能目睹另一场超出其认知范围的棋局：李世石对阵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这场棋局近乎一边倒的比分引发了热议，人们或憧憬或恐惧，但恐怕没有任何人能断言自己已看清了人工智能的未来。当“凭栏远眺”，前方却是一片迷雾之时，我们不妨“回望来路”，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邹城博物馆藏有一套围棋棋具，其时代大致与王质登山伐木年代同时。该套用具包括石质棋子与陶质棋盒两部分（图一），均出自于邹城西晋刘宝墓东耳室。出土时棋子位于陶盒内，分黑白两色：黑子145枚，白子165枚；黑子石质坚硬，光滑圆润，白子石质稍软，不圆润，有的已风化；棋子大小稍有区别，多为1.1×0.7×0.5厘米。陶盒圆筒状，直口，平底内凹。口径12.4、通高9厘米。
没有奢华的外表，质朴的棋子和簡陋的棋盒即便长期占据邹城博物馆精品厅的显赫位置，也鲜有参观者注意，简单的“最早的围棋棋子”描述也难以扭转其在大众心中的地位。为此，本文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谈谈棋具背后的历史信息。
一、纵横之“道”——关于棋具流变的推测
现今围棋黑白棋子合计361枚，于纵横各19道棋盘之上攻防厮杀，演绎无数经典棋局。然而棋具形制并非自诞生之日起即是如此。
尽管“尧造围棋”的说法有附会之嫌，但综合《左传》、《孟子》等文献，可以确定被称为“弈”的围棋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可惜迄今未见相关实物资料，该阶段棋具形制尚不明确。至于汉代棋具，主要有关于棋盘的零星发现：1、汉景帝阳陵南门遗址出土陶制棋盘：利用铺地方砖刻制而成，表面较为粗糙，残存棋道13×9（线条扭曲不直，为临时随意加工而成）；2、陕西咸阳6号西汉墓出土铁足石棋盘，棋局用墨线画出纵横棋道各15道；3、河北省望都1号东汉墓出土石棋盘，阴线刻出纵横棋道各17道。汉景帝阳陵南门遗址所出的铺地方砖规格较大者不大于33厘米，而利用铺地砖刻制而成的围棋盘残长28.5厘米，据长度推测，完整棋盘的棋道至多也不会超过17道。因此汉代棋盘有15、17道之别，但尚未发现19道棋道围棋盘实物资料。
至魏晋南北朝，棋盘主要包括17道、19道两种：“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三国魏·邯郸淳《艺经》），是对17道棋盘的记载；敦煌藏经洞《棋经》残卷第二部分是梁武帝的棋评要略，提到“棋有三百六十一道”，这里的道应该是指纵横各19道棋道的361处交汇点。可与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的该时期实物资料并不多。安徽毫州元宝坑一号墓出土有发掘者称之为“松绿石刻方子”122枚，呈立方体形制，分翠绿和墨绿两色，大致均见方1厘米，厚0.3厘米。有学者依据宋代《忘忧清乐集》中棋谱中有方形棋子称这些“方子”为围棋棋子。立方体围棋子尚未有其它发现，此种造型倒是与汉代“六博”棋子相符，因而对其性质暂不能下定论。
由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明确的围棋棋具迄今只有刘宝墓所见一例。由于没有出土棋盘，通过棋子的数量来推测配套使用棋盘的棋道数应是合理思路。不少研究者进行过尝试，但大都使用黑白子共计289枚的描述，又289为17道棋盘交叉点的数量，刘宝墓围棋子被认为是与17道棋盘配套使用的棋具。如无特殊情况，对考古材料的描述当援引发掘报告或简报，这当是文物考古研究之惯例。胡新立先生《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为公开发表的刘宝墓材料第一手资料，文中明确表明所出棋子黑子145枚、白子165枚、共计310枚121。即便邹城博物馆所展出并非围棋子全部，但数量也与289枚毫无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刘宝墓所出围棋子进行再分析：刘宝墓围棋子数量超过17道棋盘交叉点数量，也与《艺经》“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描述不符，因此可以肯定与之配套的棋盘并非17道。考虑随葬品埋藏地下期间可能发生的诸如盗掘、自然风化等因素（事实上刘宝墓墓内确有盗扰现象），经科学发掘的文物数量较葬入时应当减少，随葬品被盗掘一空的极端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刘宝墓随葬围棋子数量实际或许大于310枚。又根据围棋相关原理，18道一类偶数棋盘是不可能存在的，与刘宝墓棋子配套使用的棋盘极有可能是19道棋盘。
19道棋盘的出现，带来的是弈棋棋势天文数字级的增长，更使得围棋棋盘做到了守地与取势之间的最佳均衡，是围棋史上重要的变革。当然，魏晋时代19道棋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棋具规制的最终确立。毕竟直到唐代，非19道棋盘的资料也时有发现。充分认识这一点，并未有损刘宝墓围棋棋具的文物价值，反倒是正确认识其价值的前提。
二、弈棋之道——魏晋围棋文化内涵
后世提到魏晋围棋文化，多半要论及王坦之与支遁。《世说新语·轻诋》载二人“绝不相得”，王坦之称支遁“诡辩”，支遁则讥讽王坦之“问是何物尘垢囊”。余嘉锡先生注“尘垢囊”为“革囊盛众秽”之意，由此可见支公对王氏轻鄙程度。有趣的是，关系并不融洽的二人，对围棋内涵的理解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中郎（王坦之）以围棋是坐隐，支公（支遁）以围棋为手谈”（《世说新语·巧艺》）。“手谈”“坐隐”将弈棋者的状态与魏晋士人喜清谈、尚隐逸的风尚结合，堪称对魏晋围棋文化内涵的经典阐释，乃至后世常将二词用作围棋的别称。
此外，很多事例可以说明围棋是魏晋士人处变不惊、超脱达观风度的寄托之物。
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
——《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信启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
——《世说新语·雅量》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竞，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免辈遂已破贼。”
——《晋书·列传第四十九》
阮籍在母亲临终之际，倒是一如既往离经叛道，要与对手先在棋盘上一较高下。顾雍知晓儿子凶多吉少，却并未多询问一句，仍神色泰然。谢安深知淝水一战的重要性，却在捷报传来之时弈棋如故。在亲人离世、前线捷报这种“大哀大乐…生死呼吸”之际，确如冯时《解舂集文钞·卷七》题围棋赌墅图所说“尝观古人，当大事危疑仓卒之时，往往托情博弈，以示镇静”。
然而，把上面几处“断章取义”的文献再往后读几句，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籍母将死……（阮籍）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豫章太守顾邵……（顾雍）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玄等既破坚……（谢安）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可见，在以弈棋显示镇静背后，当事人心中的悲伤或喜悦其实已是十倍于常情而不能自已。晋人祖纳对他人说道弈棋可以“乐以忘忧”，然而魏晋士人寄情于弈棋之时，心中情绪其实却未曾真正改变。
乐以忘忧，其实，终未能忘忧。
三、结语
魏晋南北朝之后，无论在棋具流变还是文化内涵上，围棋的发展并未中断。正如后世常以“琴棋书画”并称作为衡量士人品学才情的标准，围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不是“玩物”的角色。当人工智能依靠图形与概率的诡计碾压人类时，它们却哪里晓得围棋所代表的不只是棋局的输赢。所以，关于围棋，它们还差得远。
站在刘宝墓棋具展柜前，我仿佛看到了呕血的阮籍，屐齿折断而不觉的谢安，“以爪掐掌”“血流沾褥”的顾雍。透过看似简单的文物外形，魏晋风流，竟然如此形象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