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审度汉初漆器功能工艺的传承与变异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欣赏

聂菲

一、引言

何谓“漆”？中国古代对“漆”字定义很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桼”字释曰：“桼，木汁也，可以髹物，从木象形。桼如水滴而下也。”从漆字可以看出，漆是从漆树上割下来的白色液汁，称之为“生漆”、“天然漆”、“大漆”等，主要成分为漆酚。漆树是一种多年生落叶乔木（图一至图三），中国是漆树的原产地，至今漆林分布极广，主要分布于甘肃南部至山东一带以南各地（图四）。天然生漆精制后才能使用（图五、图六），将其涂于木、竹等胎骨表面氧化成膜，俗称“漆器”（图七）。漆器具有坚韧耐用的特点，加工后能发出美丽光泽，埋于水土中也不易受腐蚀。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若从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漆碗算起（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陈振裕：《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漆器全集·第1卷·先秦》，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漆工艺有7000余年历史。商、两周漆工艺出现了嵌蚌壳、绿松石等镶嵌工艺（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陈振裕：《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漆器全集·第1卷·先秦》，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春秋战国漆工艺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南方楚国，新的器形和装饰方法相继出现，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漆器（高至喜主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西汉时期中国漆工艺步入黄金时代，出现了“陈、夏千亩漆”（《史记·货殖列传》）大规模漆生产基地，从中华央到地方都没有工官管理漆器制作，漆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养生送终之具也”（《盐铁论·本议》）。在众多出土漆器的西汉墓葬中，尤以马王堆汉墓所出漆器最为精美。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700多件漆器，其中一号墓出土184件，三号墓出土319件，绝大部分保存完整、光泽鉴人。二号墓出土近200件漆器，能辨器形的有52件（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基》，文物出版社，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这些漆器以实用器为主，品类齐全，涉及礼器、乐器、兵器、葬具及生活用具等方面，几乎囊括汉初所有漆器种类。其上出现堆漆、锥画、镶嵌、夹纻胎扣器等新工艺，代表着汉初漆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们上承先秦漆器之风骚，下启西汉后期漆器之绚丽，为研究汉初漆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当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与这一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漆工艺，经历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与变化过程，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以其为典型代表，对这一时期漆工艺的发展进行客观评价与探索。

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看汉初

漆器功能工艺的传承和变异

秦代和汉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而马王堆汉墓漆器出土于楚旧地湖南，这里受秦中央王朝统治时间不长，即便到了汉初，原有楚文化对马王堆汉墓漆器的影响或许比其他地域更为强烈，故不失成为解读汉初漆工艺发展状况的上好材料。汉初，湖南大部分地区属长沙国，据文献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设置长沙国，定都城为临湘（即今长沙），历经五代吴氏和八代刘氏长沙王，存续时间达221年。古长沙国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使马王堆汉墓漆器既有先秦遗风的传承性，又有受汉初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变化等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变异性。这一文化现象倒与托马斯·哈定的文化进化论观点一致（托马斯·哈定等著，韩建军等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他在书中说道：“文化是人类的适应方式 它是人类为攫取自然能量，对自然界的适应而造就一种文化的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方法。”）。具体说来，马工堆汉墓漆工艺所体现的传承与变异表现在功能与工艺两方面。

（一）马王堆汉墓漆器功能的传承与变异

在讨论马王堆汉墓漆器功能的传承与变异时，我们将从最能体现漆器功能的器类和器形两个因素来考察，由此得出结论：礼教含义退却、实用功能渐强。其依据是：

1.漆礼器的品类和数量骤减，实用器日益增多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7件漆鼎，三号墓出土6件漆鼎（图八）。先秦时期器具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们都要按礼制的规定来执行，并规定了专门的礼仪器具，诸如用鼎制度，按西周礼制，“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大五，元士三也”（公羊高传述、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东周时宗法制出现衰落，诸侯已越制使用天子之制。至汉初，用以鼎为代表的器具来别等第的先秦遗风仍被不同程度地因袭。马王堆一号墓遣策记载漆（陶）鼎制仍沿用了先秦的上卿之礼（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说明在汉初上层贵族仍部分保留旧礼制，但遣策记载的用鼎数为九、七三牢，另有陪鼎三套，而随葬实物则为7个漆鼎，说明遣策所记为大祭时实用礼器，只用于祭祀不随葬。随葬鼎反映了墓主人的等级身份，体现了汉初明器制度，说明汉代在承传先秦礼制的同时出现了变异。

马王堆汉墓漆器组合也有一定的礼教含义。一号墓东边厢和北边厢共出土2件漆匜，东边厢出土平盘2件，北边厢也出土了漆盘，这说明汉初完全继承了先秦的沃盥之礼，2009年赴美展出的“马王堆汉墓：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以下简称“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匜和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图九、图十）。《仪礼》各篇均有设洗、沃盥、祭祀等礼，沃盥是一项重要礼节。自上浇水器是匜，下面接水器为盘。先秦墓中盘、匜常成套出土。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部分漆器，表明先秦礼制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洗礼后，仍代代相因。但若从马王堆汉慕漆器整体情况看，与先秦时漆器以礼器为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漆器品类已从礼器的圈子里跳出来而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先秦墓中常见的禁、俎和豆等漆礼器已荡然无存，新型生活用具不断涌现。其饮食器具有鼎、盒、盘、锺、钫、耳杯、卮、具杯盒、勺、匕、箸；盟洗器皿有盘、匜、沐盆；梳妆用品有双层奁、盒、梳、篦、簪；日常用具有屏风、儿、案、杖、箕；娱乐用品有琴、瑟、筑、竽、竽律、博具；丧葬用具有棺、椁、木俑以及漆兵器等。“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双层九子漆奁、漆锺、漆钫等均为先秦墓葬所未见的新品类（图十一）。

马王堆汉墓漆器与先秦墓葬随葬漆器数量相比，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且生活器皿占大多数。“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品类最多的耳杯和漆盘也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最多的生活用品。一号墓漆器184件，耳杯90余件，盘32件，其中6件小盘出土时盛有牛排、雉骨、鳜鱼骨等食物（图十二）。三号墓漆器319件，耳杯174件，盘68件。二号墓漆器200余件，盘70余件。而长沙浏城桥楚贵族墓只出土漆木器10多件（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湖北包山楚贵族墓出十漆器33件（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器形演变日趋世俗化

汉初世俗化演变的器具与当时漆器的礼器功能减退、实用性功能不断加强相适应，“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三号汉墓云纹漆匕的器形演变证明了这一点。先秦时，人们不论祭祀或食用，其牲解习俗均有一套严格的礼制规定，其中匕是重要用具。《仪礼·上昏礼》郑注：“匕，所以别出牲体也。”用匕自鼎中取出置于俎，以备进飨，即所谓享镬、升鼎、载俎。在正式场合，鼎内肉块很大，匕兼用在俎上切肉。所以商和西周时期的匕呈桃叶形，边较薄且锋利。随着宗法制礼会解体，用鼎制度式微，战国时匕的功能向实用化转变。至汉初匕的器形演变也日趋世俗化，人们常用漆匕在鼎内盛羹和米食，前扁平的匕不便舀取，于是匕叶凹度加深，成为匙。“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漆匕叶片已明显加深，斗作簸箕形，如匙。

（二）马王堆汉墓漆器制作工艺与装饰艺术的传承与变异

源于新石器时代绵延至汉代的漆工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历了龙飞风舞的远古图腾时代，“受天有天命”等级森严的青铜时代，儒道互补的先秦理性时代，荆楚浪漫时代和承上启下的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马王堆汉墓漆器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的传承与变异体现在以下几点：

1.胎质制作变化

马王堆汉墓漆器制作工艺表明，汉初漆器胎质制作在继承先秦漆工艺基础上有改进。其一，木胎制作沿用前代斫、雕、挖、凿制成器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多运用轮制成器的方法。其二，少部分为竹胎。一号汉墓竹胎漆勺，在楚墓中很少发现。其三，薄木胎钉榫卯卷制而成，制法比楚漆器更为精美。如“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展品“君幸酒”漆卮，用薄木板卷成筒，衔接处用漆液粘合后安上把手，使之牢固。其四，楚墓中昙花一现的夹纻胎漆器，到汉初崭露新风。马王堆汉墓夹纻胎漆器制法与战国时相似，先做内胎，后用麻布或帛若干层上漆糊裱，等于后去掉内胎模，也称“脱胎漆器”（图十三至图十五），但裱糊层数多于楚夹纻胎漆器层数，出现了在夹纻胎漆器上锥画花纹和镶嵌新工艺。

2.装饰工艺的传承与变异

在继承先秦漆器装饰技艺的基础上，马王堆汉墓漆器出现许多新工艺：

（1）继承传统漆绘艺术，推陈出新。马王堆汉墓漆器上的漆绘，用生漆制成半透明漆液并拌入各种颜料，绘描于器物上。“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猫纹盘（图十六）和风鸟纹盒用此方法绘制而成。当时画师运用三足鼎立的构图方法，使三凤、三猫组合成优美的平衡式纹样，其间绘以云纹，使其达到对称中有变化的艺术效果。

（2）堆漆工艺初现端倪。堆漆是用漆或其他物质凋制，在漆器表面堆出花纹作装饰，这是马王堆汉墓漆工艺中一种新方法。“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一号墓粉彩漆奁、朱地彩绘棺采用了此手法进行装饰，其方法用近似喷枪的用具挤压漆液形成凸起线条，再用颜色填充纹饰，其立体装饰效果与西方油画相似（图十七、图十八）。

（3）细如游丝的锥画纹饰。战国针刻纹，汉初锥画漆器从简单的战国针刻纹漆器发展而来。“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一号墓针刻纹漆奁用针刻花纹作雕饰，同墓遣策记载为“锥画”，纹饰细如游丝。如三号墓锥画纹漆奁，外表锥画云气、仙人、异兽，线条纤细飘逸（图十九、图二十）。

（4）似“百宝嵌”和“金银平脱”的工艺手法。用多种材料作漆器上的嵌饰称镶嵌漆器，它最早可上溯到商代，但先秦镶嵌漆器不多见。马王堆汉墓漆器出现象牙、金薄片、螺钿等嵌饰。如三号墓漆博局上镶有象牙片（图二十一）；“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九子漆奁上嵌贴金薄片；二号墓个别器物饰有螺钿。

（5）华丽无比的“扣器”工艺。这是战国晚期出现的一种新工艺，战国晚期，漆器胎骨朝轻薄方向发展，为加强牢度，在器物口沿、底部边缘加上铜箍，曰“扣器”，这是漆工艺的重大进步。马王堆汉墓漆器在继承战国扣器工艺基础技术日臻成熟。如三号墓锥画纹卮，其纽、耳上镶有鎏金铜环，即《盐铁沦》所云的“银口黄耳”，为汉初珍贵的漆器。

3.色彩风格的传承与变异

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红色漆碗，“红”色蕴含着巫术含意。楚漆器仍保留着绚丽的远古遗风，对祖先的崇拜奠定了楚漆器尚赤的鲜明主调。汉初尚赤，大约与刘邦自认为是“赤帝之子”有关。马王堆汉墓漆器仍沿袭了楚人尚红的风俗，以红色为主调，艳丽的红与黑相配，光亮照人，辅以赭色、灰绿等色。这些色漆用丹砂、石黄和铅粉等矿物颜料与漆和油调合而成。从发展趋势看，时间越早越与楚漆器风格接近，马王堆二号墓主人下葬年代早于一、三号墓主人，其漆器风格与长沙战国晚期楚漆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号、三号墓漆器风格更显汉文化特点。

4.纹饰图案的传承与变异

云气纹为汉初主流纹饰。云纹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流行，或许是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态度发生转变的缘故。春秋以前的“畏天命”意识渐为“天人相与”（孟子）、“天人合一”（庄子）、“天人相分”（荀子）的观念所替代。加之楚人好鬼神，俊逸飘洒，依附于漆器上的云气凤鸟纹正好成为楚人抒发浪漫的对象。从马王堆汉墓漆器看，汉初云气纹得到更大的张扬，汉人好神仙，云气纹中加画各种神兽和神仙，构成一种新的称为“云（木虡）纹”的吉祥图案。云气纹还与其他纹饰结合，形成云龙纹、云凤纹等纹样。据统计，马王堆汉墓漆器上的云气纹有十几种之多，犹如行云流水，运动感极强，流云飞动的装饰成为这时期漆器纹饰最明显的标志（图二十二）。此外，羽化升仙、狩猎纹等也各具时代特点。

5.铭文变化

湖南发现最早的漆器铭文见于战国楚墓中，但并不多见。至汉初，漆器上一般刻有主管官吏、制作年代、地点和工匠名，以示对此产品质量负责，“物勒工名”成为当时漆器一大特点。马王堆一号墓184件漆器中有朱漆或黑漆文字的占149件，内容分物主标记、用途和容量三类。部分漆器铭文为“成市草”、“市府饱”等戳记，说明长沙国部分漆器由蜀都成都市府地方政府管辖的作坊生产。

三、马王堆汉墓漆器的产地问题探讨

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马王堆汉墓漆器主要产自于成都平原（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笔者的观点是马王堆汉墓部分漆器产于长沙国，其原由为：

其一，湖南西北部是中国漆树分布中心区，近邻湖北省在全国产漆量排名第二。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的湖南澧县八十垱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木制工具（裴安平：《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研究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距今6500年的澧县梦溪新石器遗址中发现木棒印痕，其上不排除髹漆的可能性（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在近临湖南的湖北荆州阴湘古城址出土距今5000年的漆钺柄（湖北荆州博物馆研究员刘德银提供；另见《考古年鉴》，文物出版社，1997年）。

其二，战国以来，长沙成为楚人开发的江南重地。从楚灭越（前333年）至秦灭楚（前223年）一百多年间，长沙处于相对和平稳定时期。虽然公元前278年楚都郢城被秦攻占，秦军主要追击东迁的楚王室，无暇顾及楚国南陲的长沙，长沙的发展并末因楚都城被占而受影响，反而因不能随王室东迁的工匠和商贾的南迁而更加繁荣（黄纲正等：《湘城沧桑之变》，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这是战国晚期长沙漆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据《长沙楚墓》收录的2000多座楚墓统计，出土漆器1160件。笔者在整理这批漆器时，发现“王二”漆器铭文，说明长沙当时已有私营漆器生产（高至喜主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其三，汉初高祖五年置长沙国，定都城于临湘，长沙首次成为诸侯国的都城。在两汉王朝统治的近200年间，长沙始终是湖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中心。长沙国的政治稳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这里必定有地方性的制漆手工业。考古发现长沙杨家山王后冢西汉墓所出漆盘上刻有“羽氏”铭文，表明长沙国有私营漆器作坊。

其四，据马王堆汉墓医书记载，汉代漆业的崇拜神“漆王”已出现。如果不是长沙国都城髹漆业兴旺发达，居住在长沙国都城的撰书者能身临其境，将其描绘得有声有色吗？从侧面说明长沙国都城漆工业相当繁荣。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长沙在汉初应有制漆业、长沙国诸侯王府或丞相府就有漆器作坊。

四、结语

在中国漆工艺史上，汉初漆工艺正处于一个兴旺发达时期，它不仅继承了先秦制漆工艺的优良传统，又开拓了新的漆工艺领域，形成了独特工艺特征。马王堆汉慕漆器正好折射出这时期漆器功能和工艺的传承与变异的发展历程，成为汉初漆器工艺空前繁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