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人三次邀请邓小平回广安
蒲勤
【摘要】国家珍贵一级文物《1949年11月28日邓小平、刘伯承写给侯方岳的慰问信》究竟是一封什么样的慰问信?信里涉及什么内容?侯方岳又是何许人?特别是此信落款时间是重庆解放前两天,正值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关键历史时刻,正在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刘邓首长为何要联名写此慰问信?笔者拟从文物本体、侯方岳何许人、邓小平与侯方岳的革命友情、慰问信背后的传奇故事这几个部分,来对这封慰问信以及有关的历史故事,释疑解惑,弄清究竟。
【关键词】一级文物解放大西南 邓小平侯方岳慰问信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封1949年11月28日邓小平、刘伯承写给侯方岳的慰问信,2015年9月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信一直由侯方岳本人珍藏,直至50年后的1999年,侯方岳才首次向媒体公开此信,2014年侯方岳小儿子侯明明将此信正式捐赠给我馆。
这究竟是一封什么样的慰问信?信里涉及什么内容?侯方岳又是何许人?特别是此信落款时间是重庆解放前两天,正值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关键历史时刻,正在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刘邓首长为何要联名写此慰问信?笔者拟从文物本体、侯方岳何许人、邓小平与侯方岳的革命友情、慰问信背后的传奇故事这几个部分,来介绍和讲述这封慰问信以及有关的历史故事,释疑解惑,弄清究竟。
一、文物本体
此文物一件多套,分由一个立式信封(21.5cmx10.5cm)和3张内页信纸(28.5cmx20cm)组成。立式信封纸张为黄色,左下角铅印红色繁体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缄”,从右至左为邓小平亲笔书写的“沅陵省立医院交候方岳同志兽”13个字,信封上部有轻微残损。内页信纸3张背面均印有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湖南岳阳平江县局部地图,正面信中折叠处磨损字迹较模糊。
书信全文以及落款均为邓小平亲笔书写,具体内容如下:
方岳同志:
廿七日函悉你此次行车受伤,此间同志均甚关怀,望好好休养,如沅陵医治不便,可商同当地负责同志设法转去长沙治疗并持此函请湖南省委予你以帮助。你的工作问题,或回云南,或留西南局,或到川省某区,均请于伤愈后到西南局面谈决定。刻湘黔公路线、川湘公路线土匪很多,少数人行走极困难,如你能在一礼拜内痊愈,可随后勤司令部副政委穰明德同志(刻在常德)同来,如须较久治疗,则须返回汉口办事处而后经宜昌巴东到重庆(或经公路,或船运)。你如有困难,可函常德二野后勤办事处穰副政委解决,我们已通知他留意。我们明后日即继续西进,一切候见面时详谈。祝你早日健康!
邓小平刘伯承十一月廿八日
于泸溪
2014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研究邓小平文献的副巡视员宋毅军专程赶到昆明侯明明家中,当仔细看完此书信后他感慨道:“研究邓小平文献那么久,第一次看到他亲笔慰问信,而且写了那么长一封信,言辞温和、关怀备至,实为少有。”而此信为邓小平、刘伯承两人共同署名,足可见对信中“方岳同志”的尊重敬意之情。信中除关怀病情以外,对“方岳同志”的工作安排给予了三种选择,或回云南,或留西南局,或到川省某区。对其面临的困难以及伤势轻重两种不同情况,提出两项行走路线。字里行间不仅让人体会到革命同志问的真挚情谊,同时也让人感觉到“方岳同志”正在完成一项历史使命的半道中。
而信中所指“方岳同志”即是侯方岳,要知道侯方岳此时所担当的特殊历史使命,还得从侯方岳其人说起。
二、侯方岳何许人
侯方岳(1915年-2006年),四川广安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8年起历任中共四川省乐山、绵阳等地地委书记及成都市委书记。1941年奉命北上重庆红岩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培训学习,学习结束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分管滇东地区工作。在城市斗争中,成功领导了“一二·一”学生运动、“李闻血案”“人权保障运动”,在全国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在武装斗争中,领导滇东地区陆良县“马街7·24”等人民武装起义。在解放战争时期,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党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中共中央为表彰其在西南地区武装斗争和民主斗争中所做的贡献,通知他以华南解放军单位代表的身份(实则以待解放地区民主人士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亲切接见。
侯方岳早年一直在四川担任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职务,1941年到重庆红岩后,是什么原因他被安排到云南,在那里从事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呢?
1941年6月,南方局刚刚委派郑伯克(原川康特委常委)同志前往云南接任云南省工委书记,由于时间匆忙,没有充分与之详细讨论云南工作。直到同年8月中旬马子卿(原云南省工委前任书记)奉命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汇报云南工作时,转达了云南急需选派得力副手前往的意见。同年10月,周恩来在总结云南工作中讲到:“过去负责干部调动太频繁,一年左右,有时半年就调动,刚刚熟悉情况,又调走了,对工作发展不利。这次你们(指郑伯克和侯方岳)去云南,要求一定要很好隐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地工作,短则三五年,长则八年、十年,作长远打算。要长时期坚持斗争,既要做好工作,又不要暴露。”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刘光等人详细听取马子卿对云南形势和云南党的工作汇报,汇报共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然后分别交换意见,又讨论了两个半天的时间。期间,周恩来要求侯方岳做记录,让侯将记录整理出来给他审阅。几天后,周恩来先后三次找侯单独谈话,一是要其充分考虑困难,问是否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在发生意外情况下,能否独立思考,长期坚持斗争。二是要求侯将南方局会议上对云南党的工作讨论总结简明扼要地整理出来,并叮嘱要高度概括的条文化,以便于记忆,要装在脑子里,带到云南去。最后,侯将工作讨论归纳为十条,交给周恩来审阅通过,周恩来再一次要求他一定要背熟于心,第二天,周恩来要求侯将“十条”背给他听。当侯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时,周恩来让侯把所有记录当着他的面烧掉,再三强调:“这次南方局会议,是空前详尽地讨论云南形势和党的工作,这十条结论要管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去云南的路上,特务多,盘查很严,身上、衣箱内有关党的工作片纸只字都不能带。路上每天背诵三、四次,确保到达昆明后,向郑伯克一字不漏地汇报南方局讨论的对云南党的工作总结和指示。
1941年10月16日,侯方岳离开重庆红岩启程赴昆,一路上他谨记周副主席的教诲,每天背诵数遍,10月30日达到昆明后,立即向郑伯克同志一字不漏地汇报了南方局云南工作十条指示。从此,侯在云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
三、邓小平与侯方岳的革命友情
邓小平与侯方岳是广安同乡,邓比侯年长11岁,一个出生在广安笔架山东边的邓家老院子,一个出生在笔架山西边的侯家湾。革命战争年代,一个驰骋在前方战场,一个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可谓天各一方。邓小平的名字对侯方岳来说自然不会陌生,而侯方岳身处隐蔽战线,估计除了南方局机关领导以及地下党与之单线联系的同志外,其他人对其根本无从知晓。
那么,邓小平与侯方岳又是怎么相识的呢?
这还得从1949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专访报道《云南人民武装的成长——云南人民武装领导者侯方岳访问记》说起。
1949年8月19日,正在武汉就城市接管工作和工商管理进行调研的侯方岳接到中共华中局秘书长杜润生转来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侯方岳同志:
中央已决定侯同志为出席新政协之华南解放军单位代表。请即准备并于工作交待完毕后,即到华中局统战部,以便随同华中区代表于9月1日出发赴平!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
八月十九日
接到通知后,侯方岳即刻奔赴北平,从9月6日至24日,以华南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然而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另一份馆藏文物:侯方岳珍藏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证》上写明,侯方岳最终以待解放区民主人士的身份而非华南解放军代表身份参加了新政协。原因是9月24日,新政协会议副秘书长连贯告知侯方岳,起义将军吴奇伟坚决要求以华南解放军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侯方岳因此就转换身份成了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代表。周恩来副主席获悉此情,立即指示秘书通知《人民日报》记者访问侯方岳。9月25日,记者写出长篇访问记,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审阅,文稿删去涉及缅甸、广西、越南工作部分内容后,于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篇访问详细介绍云南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的事迹。报道记载:“此时在全省110多个县(局)中,人民武装已在80多个县(局)内进行游击活动,现在已在滇东、滇南建立了两个行署四个专署包括20几个完整的县政权,另外游击区则建立了广大的独立区、乡政权。主力部队和民兵各有两万多人,以缴获敌人的轻重机枪、60炮、迫击炮、火箭炮等武器武装自己,民兵都持有步枪”的客观事实。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于9月29日下午,在怀仁堂休息室接见了侯方岳,对云南人民武装的成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篇报道使邓小平认识了侯方岳,认识了云南人民武装力量。早在7月16日,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西南局,随后邓小平就解放西南的战略部署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反复磋商,并在开国大典期间完成了战略部署。此刻邓小平正急需与熟悉西南地方情况的同志进行交流进一步落实战略部署。
10月5日,邓小平专门约侯方岳到中南海就云南的情况及现状进行了详细了解。两人一见面,都听出了对方的广安口音,邓小平发出爽朗的笑声,对侯方岳说:“我们两个广安老乡都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野战军的代表,你是隐蔽战线的代表。”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邓小平细致地听取了侯方岳对云南各方面情况的汇报,侯方岳建议,云南是边疆地区需提防溃军从边境外逃,又是多民族聚集区,解放大军入滇应尊重当地各民族风俗,土改政策应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实际,不能完全照搬老解放区的模式等。此外,他还提出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老百姓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八年抗战云南养兵近百万,当地百姓1944年就交了1948年的粮。在人民武装滇桂黔边纵控制下的地区,各族人民群众为支持部队也已倾其所有。云南解放后,解放军补给要花钱,城市接管,稳定市场也要花钱,新生政权工作更要花钱,为保证新生政权特别是人民财政的顺利建立,侯方岳建议中央能给云南以财力上的支持,保证云南政权平稳过渡,民生得以休养生息。听完汇报,邓小平对侯方岳说:“二野同志不熟悉云南的情况,滇桂黔边纵队又长期在你的领导之下,希望以云南解放事业为重,放弃中央安排在北京的工作,随同二野入滇。”侯方岳随即表示自己在云南革命多年,早已把云南视作第二故乡,愿意说服家人,克服困难,随解放大军一起入滇。
四、慰问信背后的传奇故事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同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10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向全国大陆进军的决定,投入南下解放西南的工作。临行前,邓小平为云南解放事业向中央财政争取到了一批黄金和银元,并将押送重任交给了侯方岳。邓小平叮嘱侯方岳两件事:一是让他恳请毛主席题写《云南日报》报头,要侯方岳带回云南;二是请侯方岳尽快向中央请示随二野南下返滇。
而此时此刻,侯方岳的妻子陈素敏对南下并不情愿,原因是1949年4月至7月,她奉命前往香港保护民主人士回北平参加新政协,当时她大儿子侯小平9岁,二女儿侯碧辉3岁,小儿子侯明明不足半岁。她领着三个孩子从昆明到香港、再到上海、济南等地,辗转数月,舟车劳顿,直到7月才抵达汉口,当时汉口气候太热、传染病肆掠,大儿子小平患脑炎刚过危险期,二女儿麻疹后患肺结核,小儿子也因麻疹肺部受感染。回到北京后,三个孩子病重的消息被邓颖超知晓,邓立即通知卫生部将三个孩子分别送医就治。十余载的地下工作、没日没夜的奔波流离,一个爱子心切的母亲此刻是多么希望能在北京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侯方岳顾不了这些,他带着毛主席为《云南日报》题写的报头,押运黄金、银元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起南下。11月22日,侯方岳和几位战士坐在装满黄金、银元的中型吉普车上,从湖南常德出发,一路颠簸,坎坷前行。车开到桃源时遇大雨,路面泥泞湿滑,在一处下坡弯道中翻车,侯方岳受重伤昏迷,同行两位战士牺牲。途经此地的第四野战部队某部立即将侯方岳就近送医治疗。
侯方岳从深度昏迷中苏醒后,认真核查了黄金银元数量,确认分毫未失,遂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刘邓首长。邓小平在百忙中亲笔写下这封关怀备至的慰问信,侯方岳一生都非常珍视这封信,经过风风雨雨几十年这封慰问信依然保存完好。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侯方岳押运的黄金顺利到达云南。12月21日,侯方岳到重庆,邓小平向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介绍说,侯方岳在云南工作了八年,熟悉云南情况,建议侯方岳回云南工作。侯方岳回到云南后,任省委第一任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从那时开始,侯方岳一直在自己的第二故乡云南工作、生活,直到2006年逝世于昆明,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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