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东汉袁康的《越绝书》中记载了战国时代风胡子对楚王的一段话，风胡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这则故事常常被作为中国存在一个“玉器时代”的引证。我们且不去论说中国历史是否可以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但风胡子或者袁康的划分，却恰与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所划分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和顺序十分的吻合。这的确应该改变我们对于传说史的怀疑态度。尤其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等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使我们逐渐清楚了中国玉器的发展历史，以及在青铜时代之前玉器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考古界逐渐认识到玉器在研究文化和历史中的独特视角与重要性。
如果以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作为时代象征和发展脉络的话，龙山时代之前，大致可以分为玉块的时代、玉璜的时代和玉琮的时代。早在五千年之前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时期，我们就看到了东北地区与长江流域的远距离的文化交流；至龙山时代，一方面是良渚玉礼器系统的传播扩散，在山西陶寺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都开始使用良渚人发明的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另一方面在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也出现了自己信仰的神像系统。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流行大型玉璋、玉刀等象征王权和兵权的玉礼器，反映了从神崇拜向王权崇拜的转变，正如传说史所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时代来临。这种以牙璋和大刀类玉兵器象征王权的做法，一直流行到夏商时代。我们或可称之为圭璋的时代。
龙山时代，从中原到黄河下游以及长江流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在陶器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交流、借鉴和吸收的现象。而在玉器方面，原来各个文化中强势的玉器因素，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发展与重新组合。新的玉器系统从前一阶段的偶像崇拜中走出，走向抽象的概念化形体表现，权杖性的玉器在新的组合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时期以及后一阶段的青铜时代中，礼仪性玉器的主要种类有圭、璋、钺、琮、璧等。而这种新的组合的形成，表现为一个过程性的、发展性的和不平衡性的交织的现象。各个不同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最终融入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系统之中，并得到了重新的规范。通过对一些文化特点明显的玉器在空间与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的观察，我们发现这种融合是带有一定流向性的。
首先从良渚文化的玉器看，在良渚文化以后的龙山阶段，太湖流域当地的玉器系统目前还没有确立。目前有关良渚文化以后的玉器，虽然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当地还没有重要的发现，但具有良渚文化玉器特点和演变趋势的玉器，在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其以后的夏商时代遗址中却多有发现。这既说明了良渚文化的玉器系统在良渚文化以后的继续发展，同时也为理解龙山时代地缘政治集团范围的扩大及其交融、兼并的过程，提供了可供观察的资料与线索。而对于理解龙山时代以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集团和华夏文化的形成，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目前资料看，良渚文化以后的玉器，在向外部的扩散方向上主要是以西北方向为主流。
在山西的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琮，有横的分节以及四面的竖槽，显然是良渚文化玉琮传播演化的产物。而斜柄的V字形石刀，更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器种类。在陶寺遗址中不仅多有出土，而且其发展演变规律也与良渚文化及其后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陕北的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以及新华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出土和采集有良渚式的玉琮，另外有较多的玉钺以及玉璧、牙壁和玉璋以及V字形石刀等。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2件玉琮，从玉料和形态纹饰看都不是当地的产品。新华遗址出土的玉器，许多显然是被切割的齐家文化玉琮或玉刀。在石峁遗址中不仅出土了被切片的良渚玉琮，也出土有石家河文化的玉鹰和玉虎头。在新发现的石峁古城的城门外，发现了两个只埋葬人头的祭祀坑，而且两个坑中都埋葬了24个人头。结合被切割成片的其他文化的玉器，让我们觉得石峁城就像是电影中的龙门客栈，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尽管我们无法复原当时的故事，但玉器依然可以告诉我们4000年前的这座边城里，住着来自江南和西域的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虽然只是少数或者偶然，但却像一扇小小的窗口，可以让我们窥探到龙山时代晚期那段兼并与融合的大历史。
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出土有素面的外方内圆的玉琮、大型玉璧以及多孔石刀等。从玉质方面分析，应是以西北当地的玉材制成，而非直接的实物传播。但琮与璧的造型渊源，在齐家文化以前并没有当地的文化传统，从形态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显然也应该是受了后良渚时代的影响。
台形和鸟杆的组合图案，由于多见于良渚文化晚期形态的玉璧和玉琮上，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1996年在浙江桐乡吧喇浜遗址中，还发现了镂刻于豆把上的这种图案。近年来发现的与台形图案一致的台形镶嵌玉片，出土于浙江遂昌好川墓地和温州老鼠山墓地以及山东莒县陵阳河。这些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图案虽发源于良渚文化，但却应该是流行于龙山时代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符。它的分布范围就目前所知，起码从鲁南地区一直到达浙江的南部，这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东南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文化信仰圈。
良渚式的玉琮、玉璧和玉锥形器等还发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成都金沙等夏商时代的遗址中，让我们看到了跨越几千年的连续不断的文化传承。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件刻有神徽的良渚玉琮，则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在商代的传世品的证明，也为这种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玉圭璋约自夏代起成为重要的礼器，其分布几乎遍及中国。关于圭璋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兴起于山东龙山文化。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的刻画了神人面纹的玉锛，显然已经是一种端刃向上使用的礼器，所以被认为是平首圭起源的根据。璋的起源则以山东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北岭、海阳司马台等遗址所出玉璋为早，被认为可以早到龙山文化的早期。龙山时代作为圭璋的兴起年代应是可信的，但就目前资料来看终显单薄。圭璋作为一种普及与统一的礼器系统，应是中华文化多元一统局面形成的重要标志，对于它的起源与传播的研究，将是探讨华夏文化形成过程的重要手段。我们现在仅仅是从玉器的角度看到了在龙山时代大范围文化交融发展的一些线索，要搞清楚圭璋时代形成的过程，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发现和探索。
长期以来，人们为一个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何以走向消失而感到困惑和不解，以至于做种种的推测和假说。良渚文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文化。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看似消亡和消失的文化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历史，特别是考古学文化所展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区域内的一个延续的过程。中国历史的无间断性，更是要求我们在一个过程中，连续地看待文化现象。从以上以玉器为线索对中国史前时期文化演变过程的检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因素和时代转换的同时，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范围往往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因此如果单就一时一地去看待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我们难免会产生断灭观。而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阶段和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里观察，看到的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内部消长的现象，更多的将是文化间及局部集团间的交织与互动，是一种时空的交换与此消彼长。透过这种交替转换与螺旋式的发展，从而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大范围的中华共同体。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