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俑队

黎李

铜奔马

1969年9月武威雷台汉墓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汉墓中出土的铜奔马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瞩目。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常书鸿等亲笔撰文研究，社会各界名流争先恐后发表文章，评论它，讴歌它。在我国众多精美的文物中，铜奔马是一件举世无双、技艺水平极高的精品，1984年被确定为我国旅游标志，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铜奔马拥有“马踏飞燕”“马踏飞鸟”“天马”“马超龙雀”等多种美称。马长45厘米，宽10.1厘米，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力学与铸造原理融为一体，塑造了风驰电掣的千里马形象。为了表现奔马超越飞鸟那一刹那间的情景，作者刻意将马的两条前腿置于一前一后，有力地跨越在飞鸟之前，左后腿直挺在马身之后，右后腿马蹄轻轻触及鸟背，使飞鸟回首惊望，自叹不如。通过奔马与飞鸟速度之强烈对比，衬托出奔马的神速。这极富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构思，赋予奔马以旺盛的生命力。作品整体构思巧妙，细部构造恰到好处，各部位大小比例适当，位置准确，整体造型优美无比。马的躯体壮实，颈部如鹤颈卓立，给人以稳定之感；马张嘴嘶鸣，尾巴上扬，四条腿又作飞奔状，给人以动感。整个造型设计奇绝，表现了作者高深的艺术造诣，是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

铜奔马的创造，极巧妙地解决了支撑点、重心、平衡、抗阻力等科技问题。用一只展开双翅，有着长宽尾巴的飞鸟作为马蹄的支撑点，使马的着地面积扩大，站立不倒。同时，飞鸟又位于马腹下前部，马蹄在鸟背上，恰是奔马的重心所在，增加了稳定程度。马的前右腿和后左腿向前后伸直，另外两腿则同时向腹底收缩，以保持躯体平衡。另外，马的躯体溜圆，可减轻风的阻力，给人以飞速奔跑的感觉。在制作工艺上，模铸与焊接相结合，技术精湛，看不出沙眼和焊接的痕迹，体现了我国汉代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铜奔马的造型是“天马”入汉后马种改良的具体写照，其神骏和完美的程度是现实中的马所不可能具备的，以至于有人将其与古代相马术联系，认为它完全符合相马术中对千里马体态和形象的描述。由此看来，铜奔马的作者显然是精通此道的，因此在制作这件作品时，能够把当时相马的成就融汇其中，创作出如此完美的千里马形象。相马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有关九方皋、伯乐相马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由于马在古代战争、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历代都有许多研究相马术的专书。由于各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见到一部完整的相马经，而铜奔马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的资料，看到了在汉代人眼中的千里马形象。

铜奔马作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最好见证，曾多次作为中国和甘肃优秀文物的代表，到多国展出，倾倒了无数观众。作为绝世珍宝，国家已决定铜奔马将不再出国展出，但它的复仿制品仍将遨游全球。

铜车马仪仗俑队

1969年9月，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99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仪仗俑，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全套车、马、俑排列组合的武装出行队列，其场面之壮观，气势之宏伟，为考古发掘中所罕见，被今人誉为“地下千年雄师”。车、马、俑以其雄厚独特的造型风格、完美精湛的制作技术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蜚声中外，享誉全球，充分显示出我国汉代青铜群雕工艺的杰出成就。

铜车马仪仗队，根据出土后的组合关系，排在最前面的是威武雄壮的17件手持矛、戟等兵器的武士俑乘骑。排列在武士俑乘骑后面的是1匹主骑和4匹从骑。主骑马体形最大，昂首作嘶鸣状，排在队形最中间的当为墓主人乘骑。从骑马侧首昂视，一足提起，作奔腾欲驰状。另一匹前左足提起，头向左侧。四骑前后并列，当为主人下属官吏的从骑。排在后面的另一组是斧车和轺车。御奴5人，从婢2人。斧车上装有大斧，开在最前面作前导。4辆轺车均有华盖，中间的一辆华盖最大，当为墓主人所乘的“安车”；其余3辆应为下属高级官员所乘的“属车”。许多铜器上刻有“张氏奴”等文字。在轺车后面是三组不同职位的军官及其夫人的乘骑车马。最后是3辆大车和1辆牛车，当为载粮辎车。

铜车马仪仗队的俑、车、马均用范模铸造：先分铸不同部位，然后焊接或铆连。其设计内容繁多，铸造结构复杂，雕塑技术水平极高。几十匹铜马，造型优美，形态多样，有矫健刚毅的骑马，也有肥壮骠悍的驾车马，还有飞奔绝尘的千里马。有的昂首前进，有的跳跃腾起，有的驱车驾辕，形成了栩栩如生、生动活泼的宏大场面。各种造型的车辆，设计结构精美，制作精良，根据所需，斧车和轺车双辕前部成曲形，驾车时便于车舆平衡；舆前部都有屏蔽，用以掩护乘者的下半身躯。斧车上还设置车幡帷及坐茵。轺车舆上设置华盖，华盖上又系结帷裳。大车的双辕向上翘起，车舆成长方形，在车舆后设门，可以启闭，便于乘者上下。

铜车马仪仗队阵容气势宏大，表现了“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场面，充分体现了当时无名工匠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显示了汉代青铜雕铸艺术、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