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历史沿革与保护发展

武侯祠历史沿革

谢辉+梅铮铮

摘要：成都武侯祠是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和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名人纪念地，也是颇具影响力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文化遗产保护区、文化体验区和锦里民俗区三部分组成。武侯祠的保护与修缮历代均有记载，2008年“5.12”大地震之后的保护维修是最重要的一次保护工程。锦里一条街的打造和成都大庙会的连续举办，是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尝试。

关键词：成都武侯祠；三国文化；保护维修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三国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那个刀光剑影，群雄割据的时代，叱咤风云、个性突出的三国英雄人物，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忠义、智慧、勇武精神，成都武侯祠正是体现这些传统文化精髓的三国遗迹所在。成都武侯祠历史悠久，如果从刘备下葬惠陵算起，这处三国文化遗迹已有约1790年的历史，庄严肃穆的庙宇早已成为人们敬仰的三国文化圣地。

一、惠陵与武侯祠的关系

武侯祠乃纪念诸葛亮的专祠，亦称孔明庙、诸葛祠、丞相祠等，是民众对这位蜀汉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肯定和赞誉的载体。成都武侯祠的格局不同于其他专祠，除了武侯祠外，其范围内还包括了刘备的惠陵、汉昭烈庙、三义庙等。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三国遗迹区域，与刘备陵寝——惠陵在此不无关系。史书记载：章武三年（223年）“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按汉制，宗庙之外有原庙，即汉昭烈庙。诸葛亮去世后二十九年（263年），后主在群臣建议下，于“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沔阳即勉县，说明在三国时，祭祀刘备的陵庙与诸葛亮的庙宇分别在四川成都和陕西勉县。

成都何时有武侯祠？不见正史。宋祝穆《方舆胜览》载：武侯庙“在府西北二里今为乘烟观……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李雄于公元304年在成都称王，则所建孔明庙的时间应在西晋末东晋初，位置在当时的少城内，并不在今天城市西南。杜甫《蜀相》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于公元759年冬来到成都，《蜀相》诗作于次年春。而数年之后诗人在夔州作《古柏行》回憶道：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由此得知，唐宋时期诸葛亮的祠堂位于锦官城外，且与先主刘备的汉昭烈庙同在一个区域。自杜甫之后，历代文人墨客多到此拜谒，留下众多歌咏诗词。

二、武侯祠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变化

南北朝时期武侯祠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如前所述，李雄所建武侯庙在宋代已成为道教化的乘烟观，大约南北朝时成都之西南惠陵、汉昭烈庙这个区域出现了纪念丞相祠，此祠与惠陵、汉昭烈庙相邻，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成都三国历史文化遗迹的整合。

明代藩王调整建设，成都武侯祠形成君臣同祀一庙的格局。明初蜀献王朱椿到此拜谒，见到的是一片颓圯和荒芜的古迹，于是对这几处毗邻又自成一体的遗迹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和整合。其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作的《祭汉先主昭烈皇帝文》中提到：“睹閟宫之颓圯，叹古栢之荒凉。命我将士，缭以垣墙。屹栋宇之崔嵬，焕丹青之焜煌。”那么在这次全面整修过程中作了怎样的调整呢？从现存武侯祠的明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明何宇度《益部谈资》等记载可知，朱椿废除原在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把诸葛亮像移入昭烈庙内刘备像东侧，关羽、张飞像排列于西。当地的官吏趁机将北地王刘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和镇守关口格斗而死的傅佥也陪祀庙内。明曹学俭《蜀中广记名胜记》记载：“按今昭烈祠左右侍侧者后主、北地王谌、诸葛丞相亮、亮子瞻及关、张两侯俱合为一祠也。”朱椿将原来武侯祠的诸葛亮像移入汉昭烈庙，意在抬高诸葛亮的地位，使“君臣宜一体”共享世人拜谒。但民众对此却不予认同。于是出现了张时彻碑文中记载的“或者曰：‘庙故祠武侯，后人更今祠，而蜀人至今称武侯庙云，然则唐宋文人各咏昭烈、武侯二祠者，斯又何耶？志有之日：武侯祠先在先主庙西，宋时屡加修葺，而元因之。皇朝洪武初，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自为文祭之。盖至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碑庙中。观者不察，遂谓以武侯庙庙先主耳”的奇怪现象。朱椿的培修建设，改变了南北朝以来的武侯祠、汉昭烈庙之间的建筑布局，由原来毗邻的一祠、一庙，变成独立一庙。由于诸葛亮像和原刻立在武侯祠内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也移入庙中，人们按照习惯仍将塑有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像的庙宇称为武侯祠。

清康熙年间的恢复庙宇，调整殿堂排列顺序奠定了今之所见武侯祠的基本格局。明末清初，成都遭受战乱、兵燹之灾，“万物悉化焦土，即王公坟墓莫不掘毁无遗。独昭烈一冢，历久常存，巍然如故，且与名公碑记并垂不朽。”这段记录于清代四川巡抚张德地《重修昭烈陵庙碑记》的文字，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惠陵虽然幸免于战乱，但是祠庙毁坏仅存残垣断壁。于是在川湖总督蔡毓荣的倡导下，四川按察使宋可法、抚蜀大中丞罗森、四川督学使张含辉、四川布政使金儁等官员共同捐资，由宋可法主持修复工程。康熙十年（1671年）九月开工，于次年五月完成。所有捐资参与复建工程的官员在竣工后，分别撰记刻碑记录其事，今存蔡毓荣《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宋可法《重建忠武侯祠碑记》，另从《昭烈忠武陵庙志》中查到张含辉、金儁两官员分别有《重建诸葛忠武侯祠碑记》、《重建诸葛忠武侯祠堂记》。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官员都说是重修武侯祠，而不说重修汉昭烈庙。清初这次重建让主持者颇费苦心，既要尊崇封建的尊卑礼制，又要满足民众敬重诸葛亮的心愿。从后来具体的祠庙建筑格局来看，清代的确是延续明代的建制而又有所变化。宋可法在《重建忠武侯祠碑记》中记载道：“明初，因逼近惠陵，始祀帝于庙，以侯祔之。帝陵孤冢垒然，侯祠丹碧岿然，侯有灵，必不其飨。但衬侯帝庙，与诸文武垺，又于历代专祀之义不无舛失焉。今以前殿祀昭烈，两庑列从龙诸名臣，后殿奉侯，配以子瞻、孙尚，重死事也……自是而有门叠敞，有庑翼张，有殿有堂，前后巍煌。”金儁碑文记载：“旧制：侯祠近昭烈墓，今仍之。盖奉昭烈于正殿，侯居后，子若孙从之。殿两廊位关、张、北地王，次文武诸臣之有功者。其正大规模，遗像俨然，率皆凛凛有生气焉。”罗森碑记则说“奉昭烈正位于前殿，而左庑则祔以伏魔帝、北地王；右庑则祔以张桓侯、傅将军。堂帘以肃，如朝廷礼。特建后殿，奉武侯于中，子若孙昭穆一堂，如家庭礼。于是一代明良，与一代忠义，过庙祗谒，千秋共仰。”清代的武侯祠，包括了刘备的惠陵、汉昭烈庙等三国遗迹。庙祠内地基高、建筑面积大的前殿祀汉昭烈皇帝刘备，其相配套的左右两庑祀文武大臣；穿越过厅、地基较前殿低，建筑面积略小的后殿祀诸葛亮及子孙，左右配以钟、鼓楼和东西厢房，成相对独立祭祀区域。这样的建筑布局既不违反封建礼制，又迎合突出诸葛亮地位的民众心理。整个祠庙称“诸葛忠武侯祠堂”，成为一座中国独一无二的君臣合祀的祠庙。

1949年以后，政府将武侯祠从住持道人手中接管过来，成为对公众开放并收取门票的历史古迹。1950年代，武侯祠与西边紧邻的南郊公园（即民国年间修建的纪念川军抗战将领刘湘墓园）合并，1970年代分开，分离后的武侯祠占地面积约37333平方米。1984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1995年，成都市政府将位于武侯祠北面的曹营坝居民迁走，连同周边的一些公用地带，总共无偿划拨了约13340平方米土地，迁入清代修建的祭祀刘、关、张的“三义庙”，修建了仿古一条街“锦里”。2003年，成都市政府将武侯祠与南郊公园重新合并。武侯祠现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由文化遗产保护区（汉昭烈庙、武侯祠、惠陵、三义庙等）、文化体验区（即西区，原南郊公园）和锦里民俗区三部分组成，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

三、武侯祠历次保护和维修

（一）晚清民国时期的修葺工程

武侯祠的维修和保护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自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恢复重建之后，其修缮保护工程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四川巡抚于养志在《诸葛忠武侯祠堂碑记》（该碑至今尚立武侯祠）道：（祠庙）“其有榱椽梁柱之桡弱而不支、瓴甓垣墉之缺断而不承者，与诸大夫相为倡率，悉举而更新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命华阳知县程煜、成都县丞黄铣对武侯祠进行培修。黄铣碑今尚存，碑中记载：“铣与开业承命维谨，鸠工庀材，率作兴事。其结构程式，悉遵上宪之手指口画，而为之营缮焉。始事于乾隆戊申二月十八日，落成于是年五月十三日。顿觉庙貌巍峨，山陵巩固。”清代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是道光五年（1825年），由刘沅主持。刘沅是清代四川著名学者，曾任天门知县，晚年在家乡致力于教学，创立槐轩学派。此次修缮刘沅根据自己所定“纯臣”的标准，将两庑（即今称为文武两廊）的法正、许靖、刘巴，以及于史无考的李彪、张虎塑像去掉。经修订后，两庑各有14尊像共28位蜀汉英雄，计东廡文臣廊：庞统、简雍、吕凯、傅肜、费祎、董和、邓芝、陈震、蒋琬、董允、秦宓、杨洪、马良、程畿；西庑武将廊：赵云、孙乾、张翼、马超、王平、姜维、黄忠、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此外，此次维修在每位塑像前增加了一块人物事迹简要说明石碑，文字根据陈寿《三国志》中的记载加以提炼而成。清代最后一次修缮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由四川总督鄂山主持。当时陵庙部分墙垣坍塌，一些殿宇梁椽剥蚀、糟朽。工程五月初二开始施工，于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共耗时近三个多月。

1922年，当时的川军临时总司令刘成勋在成都耆老劝说下，筹款修缮祠庙，具体维修情况见今存祠内尹昌龄《重修诸葛忠武侯祠记》碑。完工之后，刘成勋在刘沅更换的大庙大门匾“汉昭烈帝庙”上，增加题跋，变成“献汉昭烈帝庙四十八代裔孙刘成勋”，以刘备之后自诩。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保护维修

1949年后，武侯祠成为对公众开放的景点。“文革”中武侯祠被迫关闭，因周恩来总理有口授保护孔庙和武侯祠的指示，内部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措施加以保护而未受到大面积毁坏。1971年，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到成都，专门提出要到武侯祠参观。当时武侯祠尚处于关闭状态，且部分人物塑像胡须、手指等有残断，所有匾联均被毛主席语录和“文革”口号标语覆盖，祠内一片残破景象。于是工作人员借机集中力量对环境予以打扫，清除覆盖物，并特邀民间艺人对人物塑像残破处加以修复，武侯祠逐渐对公众开放。

（三）“5.12”大地震后的维修

2008年“5.12”大地震，造成了武侯祠古建筑部分受损，诸葛亮殿院落大殿屋脊中堆灰塑断裂；殿北面廊间1根随檩枋榫头断裂并掉落；钟楼古钟挂梁纵纹开裂。伴随余震的产生，裂纹不断蔓延；钟楼、鼓楼翼角断裂、脊饰脱落、檐上瓦垄下滑；过厅排架倾斜等。从2008-2010年，各级财政先后拨付700余万元用于灾后重建，其中300万元用于诸葛亮殿院落文物维修项目。

诸葛亮殿院落由过厅、东厢房、西厢房、钟楼、鼓楼、孔明殿等6组建筑围合而成，总建筑面积1588平方米。虽然“文革”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因修建时代久远，古建筑材料的糟朽在所难免。1980年代成立博物馆后对院落进行了全面维修，由于当时保护技术落后、物资和经费匮乏，维修时使用了很多非传统建筑材料。2007年7月，国家文物局批复《成都武侯祠文物保护规划》，诸葛亮殿院落被划定为“核心文物保护区”。为了满足游客参观需要以及确保人员安全，灾后修复工程采取开放性施工。对院落内所有建筑进行揭顶维修，施工期间院落内主要通道保持开放，诸葛亮殿通过防护材料将大梁以上部分和游客活动区域完全隔绝，做到边开放、边施工。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对拆卸保存的瓦件规格、型号进行统计，对烧瓦泥土含沙率、瓦窑密闭性和成品硬度、密度进行研究，确定位于成都东面洛带古镇的一家保留人工制瓦传统的企业制作瓦件。瓦垄用瓦钉固定。采用成都郫县“古城”铁器铸造世家铸造瓦钉，其产品规格统一，瓦钉历经风雨后虽然外表锈蚀，但内部仍坚固耐用。

将生石灰（CaO）与草筋泥搅拌后，在自然条件下氧化，形成黏性强、强度高的“泼灰”，大量用于筒瓦裹垄、灰塑、编壁墙等视觉效果明显部位。生石灰的纯度越高、与草筋泥搅拌越均匀、熟化时间越长则效果越佳。制作泼灰选用彭州产优质生石灰，生石灰进场后在现场用砖砌筑熟化池熟化，熟化采用洁净的自来水，专人负责润水熟化；在其熟化闷制10-15天后，再用孔径150目以内的筛网过滤后进池浸泡，隔天即可翻池，俗称“洗灰”；一般情况下需要翻池“洗灰”二至三遍，达到去“头”留“尾”的效果。经过以上操作，制作出来的泼灰细度模数在1.5-1.8之内，含水率在20%左右。

麻刀灰制作使用过筛及熟化的洗灰和细青灰进行拌合，麻筋采用优质小黄麻，经过现场手工梳洗去除杂质后，用铡刀铡至2-3厘米长左右，再用软竹签加工松散，并在充分弹拍松散后分层逐一添加拌和均匀，根据使用部位的不同分别拌和大麻刀灰、中麻刀灰及小麻刀灰，其拌制方法采用四干四湿的方法进行拌合。拌制好的麻刀灰须拌和熟化12小时后方可使用，但拌制好的麻刀灰超过24小时则禁止再继续使用。

锤灰严格按照地方传统原有灰塑材料配比和工艺拌和锤制，拌和锤灰的泼灰必须闷制熟化完全后方可用做锤灰原料。锤灰灰料拌和做到七干七湿，灰料掺水后闷至12小时后开始加颜料、辅料和棉花绒，加棉花绒时灰料应已具有粘聚性。添加棉花绒采用摊灰饼分层撕绒添加，添加的棉花绒必须均匀，不起团不起条丝。待所有灰料拌和好后就开始锤制锤灰，锤灰锤制的遍数不少于5遍，且保证灰塑使用的和易性、粘聚性。锤制好的灰料须严格控制与空气接触时间，当天锤制当天使用。

此外，诸葛亮殿、钟楼和鼓楼屋面脊饰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为保护和传承这些脊饰灰塑的独特性，特邀都江堰传统灰塑世家的老匠人对脊饰款式、材料配比、做法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编写“技术交底”。对屋面脊饰所有灰塑均绘制了大样图，并制作样品3套进行效果对比。对建筑屋面整体搭设防护大棚，避免阳光照射产生裂纹。新、旧脊饰构件连接处，对旧脊饰构件用水沁润24小时，增加黏结性；将断面均匀表面略凿出纹路，以增加新构件的附着力。新脊饰构件安装时，延续传统做法，中间加铁丝；铁丝经过防锈处理后，再用麻丝绳缠绕3圈，这样大大增加了脊饰外形的稳定性。

四川地区气候潮湿，木腐菌和白蚁繁殖迅速，且现有的防治手段尚无法根治这两种病害，因此当地传统建筑木构件，尤其如椽子、连檐、博封板等小木构均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在木材的选用上，基本原则按照每个部位原材料更换；大木构使用20年以上旧建筑拆卸下来的老料加工；小木构选用库存3年以上四川藏区冷杉木新料，经过烘干、防虫、防腐后加工完成方可使用。对于柱子、梁、檩的制作，也是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要求完成。

编壁墙材料准备上，竹编选用三年生优质慈竹；泥土选用优质无沙黄土；草筋选用当地优骨稻草。将草筋剪成长约2厘米碎片，与黄土加水人工翻踩搅拌；每日搅拌3次，持续时间不少于10天，待草筋完全失去脆性并与黄土完全混合后方可使用。编壁表面月白灰选用优质石灰膏，内掺细麻丝每日拌和3遍，熟化15天后方可使用。抹泥灰前将竹编基层清理干净，用喷雾器对需抹泥灰面喷水，直到竹编被水闷透，抹草筋泥2遍并压实，如发现裂纹继续涂抹，直至裂纹完全消失。月白灰涂抹于草筋泥表面3遍，涂抹中尽量保持表面平顺，无开裂、空鼓。月白灰涂抹完毕后至少阴干20天以上方可涂刷月白浆。按照地方传统刷浆做法，在月白浆中加入少量松烟，使编壁微显蛋黄，与木构色调相协调。

上述工程于2009年11月正式开工，2010年12月13日完工，同年12月28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诸葛亮殿院落文物维修项目正式验收。

2015年，武侯祠在文物保护方面实施了两项重大工程项目：一是实施汉昭烈庙院落文物建筑维修及彩塑、壁画保护工程，成都刘湘陵园文物建筑维修工程、成都武侯祠文物区中轴线地面维修工程等文物保护工程。上述保护维修工程除刘湘陵园文物建筑维修尚在施工中，其余已进入验收阶段。二是落实电气火灾防控系统试点工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四川省内唯一的电气火灾智能防控试点单位，已编制完成工程设计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正实施工程前期手续办理。

四、充分利用武侯祠三国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

（一）打造“锦里”一条街

武侯祠博物馆借世人对三国英雄的崇拜和三国文化的社会影响，利用1995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划拨的土地，精心打造出“锦里”仿古一条街，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一次尝试。它紧邻武侯祠东侧，呈南北走向，全长约550米。

1.锦里的历史渊源

锦里曾作为成都的代称，其历史悠长，而冠名锦里者，自然与蜀锦有关。西蜀之地自古就兴养蚕，从考古出土的古蜀兵器上就有蚕纹，足见古蜀国蚕桑业的兴旺。战国时期的丝织业已相当成熟，到秦汉已发展为蜀地最大的手工经济，两汉进入兴盛发达时期。西汉大文豪扬雄《蜀都赋》中描写蜀锦的绚丽多彩：“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緋緽，縿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有专家指出首通西域的張骞在大夏所见的“蜀布”，就是黄润。可见这华美无比的蜀地生产的纺织品，早已沿着丝绸之路远销到西域诸国。

汉末三国，虽然战乱频仍，但对蜀地的织锦业似乎影响较少。《后汉书·左慈传》记载：曹操对左慈说“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三国志》中也有刘备占领益州后犒赏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银、钱外，另有“锦千匹”的记载。左思《蜀都赋》记载成都织锦业的盛况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南朝人山谦之在《丹阳记》中也记载有“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诸葛亮更是将织锦当成国家恢复生产、抵御外敌的支撑，他在《教令》中提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见《太平御览》卷八一五）。蜀锦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城南，《华阳国志·蜀志》载：“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日‘锦里也。”唐人李膺《益州记》载：“锦城在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锦官也，号锦里，城墉犹在。”故蜀汉老臣谯周说：“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现在的锦里是原遗址区域的浓缩，它依托于武侯祠，北临锦江，东望彩虹桥；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将历史与现代有机地融入，既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又使古老的祠庙注入了新的活力。

2.锦里的文化表象

锦里不是老成都简单的重复，而是高度的文化浓缩。铺面全都临街而建，仅五六米宽的街道两旁，房屋相望。房屋格局仿照老成都房屋，一般都分上下两层，下面作铺面，上面另作他用。铺门不采用对开式的，而是在上下嵌入带槽的长条木块，用0.2-0.3米宽，3-4米长的板材竖立依次沿着木槽滑入排列形成关闭。这种木板门的特点是以人为本，开门的宽度可随主人的需要随意取舍，可大可小极为方便。

锦里的文化除了建筑特色，还表现在石雕、碑刻和楹联中。南大门高悬“锦里”大匾，为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手书。里中的茶坊、酒肆，各家各店匾刻、楹联纷纷亮出各自特色。三顾茶园的联文：“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来自阆中的“张飞牛肉”联文：“数三国英雄夸翼德虎威智勇双全惊天下，建四川美食品张飞牛肉鲜香两绝耀古今。”锦里北端一家小吃店，其匾、联均耐人寻味，联文：“样样皆精抄手汤圆担担面，人人难舍兔丁肺片串串香。”将成都名特食品“抄手（馄饨）、龙抄手”、“赖汤圆”、“担担面”、“凉拌兔丁”、“夫妻肺片”等巧妙串联在先，又将本地新生的“串串香”收尾于后，融传统与现代小吃浑然一体，令人叫绝。

锦里街道房屋造型为川西民居建筑，业态设计要求展现成都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比如被列为非遗项目的手工织锦作坊、传统美食、手工剪纸等等。尤其是锦里二期工程完成之后，融入了老成都水文化的形态，同时增加富有老成都特色的茶文化展示地。2006年，锦里被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1年4月被评为“成都新十景”，年平均吸引游客700万人次以上，已成为城市名片。

（二）从“游喜神方”到大庙会，博物馆文化产业的新形态

自锦里打造成功之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又于2004年进行了一种新的传承历史民俗、展示非遗项目的重大文化活动尝试——举办成都大庙会。旧时成都的庙会亦称作花会，起源与蜀地产丝有关。发展到清代，则又与农商交易、出售观赏花木活动结合在一起。清人周询对此有明确说明：“成都花会原始最早，蜀产蚕丝，三代时，每春蜀都皆有蚕丝之会，当即兹事之权舆。唐诗浣花遨头，亦尝称盛。会地例在城外之青羊宫举行。二仙庵在青羊宫间壁，故亦在会地范围内。清时当光绪季年前，皆人民自行集会，所售物品，以农具为最多，附近一、二百里购农具者，无不来此。又莳养花木者，亦皆移此求售。成都地平阔，人家多有隙地种花，购者亦于是时云集，遂沿称曰：‘花会。”成都平原自秦汉时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后，便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是以成都人好游乐、享受生活，过年逛庙会、赏花会就是人们享受生活最为盛大的活动。

2004年之前，武侯祠新年期间恢复的民俗活动是“游喜神方”。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市民过年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出南门“游喜神方”，在新年正月初一清早，成都人便会携家人往喜神所在吉祥南方去踏访武侯祠，拜谒三国英雄，祈求一年的平安吉祥，此谓之“游喜神方”。武侯祠于1999年恢复了这一节令习俗。2003年，成都市恢复传统庙会，举办地点选择在青羊宫。2004年，将庙会的举办地改在武侯祠，“喜神庙会”取代“游喜神方”，后更名为“成都大庙会”。

在博物馆举办传统庙会本身是一种挑战，如何在新年观众暴增、人群拥挤情况之下，既保证文物区的安全，又方便观众参观？武侯祠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增加人力加大对文物区的保护力度，并限制开放时间，晚上六点关闭核心文物区。二是庙会上所有民俗非遗展示、娱乐表演、特色小吃等都放在西区，即原南郊公园范围。如此一来，热闹喧嚣的过年气氛与庄重、肃穆的核心文物区有了明显的隔离。三是大打三国文化牌。把人們对诸葛亮的崇敬和对三国英雄的崇拜，化作具体的形象。当“喜神”诸葛亮的形象出现在大庙会现场时，吸引的不仅仅是众多游客的目光，同时也将人们在过新年时讨个好彩头的敬神心理紧紧抓住。四是推出各类非遗项目满足广大市民怀旧心理需求。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的十一届庙会上，每次都有四川地区的非遗项目竞相登场展示，如极具观赏性的川剧中变脸、四川皮影、黄龙溪“舞火龙”、木偶戏，还有手工艺人展示的剪纸、青神瓷胎竹编、吹糖人、糖画、捏泥人等等。成都大庙会创新性地把博物馆与民俗庙会有机结合起来，在展示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为非遗展示提供了舞台。

连续十余年，武侯祠的成都大庙会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百万人，近几年人数更是突破百万大关，门票收入相当可观。成都大庙会可以算是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与民俗结合的成功尝试，它以依托古祠，借助民俗传统的强大的生命力，精心打造出中国新型庙会模式。如今，“拜武侯，泡锦里，逛庙会”已经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大庙会也成为成都市春节期间举办的深受百姓好评和外地游客期待的节庆活动品牌。

五、结语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不仅是传承三国文化的遗址、遗迹，也是承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忠义、仁勇、智慧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文化遗产。作为武侯祠的管理者，借助历史文化资源，很好的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利用三国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并开创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这是当代文博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