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的前身是河南省立博物馆，从1927年成立以来，光阴荏苒，人事变迁，八十多年一路走来，成为中国大陆名列前茅的历史类博物馆。1937年河南博物馆文物南迁和1945年部分南迁文物的运台，是河南博物院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史实。而台北历史博物馆1955年成立之初入藏的首批文物，就是前河南省博物馆的南迁运台古物。这段特殊的文物际遇，正是1998年以来海峡两岸两馆缔结友好的根基。两馆同承中原文博先辈之衣钵，虽半个世纪河山远阻，但近十几年来兄弟往来，已经情同比邻。
馆藏文物的辗转南迁与运台
1927年，河南省博物馆成立，第一批馆藏文物，就是1923年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等百余件重器。洛阳唐代三彩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与青铜器、登封少林等九支如意等文物陆续入藏。此外，前河南省博物馆的前辈学者参与并主持的河南几次大的田野发掘，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舂孙文青参加殷墟第13次发掘，以及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的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也入藏河南省博物馆。这个时期，拥有大量文物精品的河南博物馆，在全国文博界地位非凡。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馆选送部分精品至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引起轰动，被誉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反映商周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郑公大墓和辉县甲乙墓器物，更是震惊世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是原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王幼侨先生。王先生在1937年10月《河南博物馆馆刊·抗战专号》上号召“但凡有一点血性和气节的人，都应该竭其心力，执戈以保国权，奋笔以伸公理……”。他为河南的馆藏文物安危深深担忧。1937年10月23日，王幼侨先生接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要求安全保护博物院珍品的密令，签下了“遵办”字样，从此走上了辗转三省迁移保护馆藏文物的艰辛历程。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要求，河南博物馆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其中含新郑郑公大墓、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铜器34箱，以及玉器、三彩陶瓷器、甲骨等，于1937年11月24日西行郑州，南下武汉，存于汉口法租界和美国花旗银行金库内，又于1938年10月6日在汉口装船经水路运往重庆，“撤退途中，频遭日本飞机轰炸，一路险象环生，着实为一次险恶之旅”，不到1000公里的水路，竟然走了54天。王幼侨先生和保管主任赵惜时先生、事务主任王容光先生，以视国宝为生命的坚守，一年间呕心沥血，辗转数千里，恪尽职守，历尽艰辛。
1945年，河南博物馆裴明相、张克明先生开始监护在渝河南古物。1949年11月3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下令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古物奉谕“交教育部核办”，国民党空军满载河南古物的两架运输机，一架在张克明的押运下飞离重庆直达台北松山机场，另一架则因机场跑道被解放军封锁未能起飞而留在了大陆。38箱河南运台古物在1950年5月4日会同河南在台有关人士及“教育部”代表等逐箱清点，完成《河南博物馆运台文物清册》，最终在河南同乡会的监管下，入藏台北历史博物馆。前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经历传奇般的颠沛流离，从此离散海峡两岸，迄今已达六十多年。
海峡两岸两馆文物研究的合作并进
多年来，两岸两馆学者为前河南省立博物馆馆藏文物分散于海峡两岸之历史现实感慨之至，特别是1923年河南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河南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出土文物，这两批早期出土的数千件文物，因为南迁过程中资料的散佚，一直未能通过系统科学的方法整理出版。尽管后来学者著述不断提及，但始终面目不清。1998年7月，河南博物院致函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诚邀馆长携业务人员来河南访问，以期离散已久的河南文物能够相聚相携重新面世，以构建两岸两馆友谊的桥梁。此举得到了台北历博同行的真诚响应。同年11月，受黄光男馆长委托，由黄永川馆长带队的台北历博代表团一行四人来到中原，开启首发破冰之旅，并商洽合作事宜，定下合作出版《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的研究计划。
1999年，由当时河南博物院业务副院长孙英民带队的河南博物院代表团抵达台北，与台北历博签订了《两馆友好合作意向书》。两馆就“郑公大墓青铜器”学术研究项目组成了联合学术小组，2001年在两岸同时出版了繁简两种字体的《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这是两馆研究人员首次联手合作的科研项目，汇聚了自1923年郑公大墓发现以来众多考古前辈工作者和海峡两岸学者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突破传统金石学对郑器的直观描述，从郑公大墓铜器群的历史文化背景、器群风格源流、周边考古参照系等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担任此书的学术总顾问。此书的出版不仅是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的成果，更是两馆双方跨世纪合作的学术工程之起点。
河南籍在台人员，是一个对故乡有着难以割合的浓烈情感的群体。他们以拳拳之心回报家国，在台为河南运台古文物的管理保护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自1949年“河南省运台古物监护委员会”成立，已经历时六十多载，过去二十多位委员在世的已寥寥无几，但他们至今还在为河南在台文物到处奔走呼吁。1993年，该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推请于镇洲先生为主任委员，阎振兴先生为会长，李德武、乔宝泰、王广亚为副主任委员，卢博文为秘书长，杨祥麟、范功勤等人为委员。委员会成立了古物清点小组，为使清点资料完整无误，委员会多次复核，极为审慎。1997年，委员会清点竣事，造出清册，共计有铜器、陶器、玉器、织锦、编磬、书籍、甲骨等七大类4999件。1999年，由于镇洲先生带队，“河南省运台古物监护委员会”一行来到河南博物院，将《河南省运台古物图录》郑重地交到河南博物院院长手中。
2000年6月，在台北历博举办的海峡两岸《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上，两岸学者在郑公大墓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由当时在台北讲学的李学勤先生提议，双方启动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的学术合作。2002年5月，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田凯一行四人，赴台北进行辉县甲乙墓编辑研讨会和两岸交换展览以及其他业务项目交流合作的洽商。2003年5月，两岸同时举办“瑰宝重现——辉县甲乙二墓学术研究特展”。以黄光男馆长为首的一行十四名画家在河南博物院举办了“台湾青壮辈水墨画联展”。2007年，河南博物院“古中原王朝秘宝展”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和高雄市美术馆分别开幕，台北历博的“三千大千世界——张大千书画作品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幕。
2003年5月，两岸同时举办“瑰宝重现——辉县甲乙二墓学术研究特展”，将两馆所藏甲乙二墓文物同时向社会开放。同时在河南博物院举办了“辉县甲乙墓暨两周列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围绕辉县甲乙墓研究、两周列国文化研究、两周时期中原与周边文化关系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自此八年来，海峡两岸就此项目进行了三次学术研讨会议和三次甲乙墓专题编辑会议。2005年，《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图集册》出版，李学勤先生亲自做序。2007年在河南博物院召开了两周列国文化研讨会，会上各地学者就甲乙二墓的国别、墓制、器物等都提出了新的观点，继前辈学者郭宝钧、李学勤、俞伟超先生之后，以更加详实的资料来论证各自的观点，并提出问题和思考，使有关琉璃阁东周墓地的争论再次引起学界关注。
2011年，《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上下两册出版，集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报告为一体。这是海峡两岸两馆学者八年来在两周列国文化研究中面世的又一重要成果。此书上册图集汇聚两岸四地七个博物馆散佚的甲乙二墓全部出土文物。当时，因历经战乱，二墓的出土位置、葬式、器物组合等现场发掘资料全部佚失。为解决这一历史悬疑，下册文集对原出土地进行重新考察，经过大量艰辛、努力的探索，对二墓器物的区分、特征及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年代的推定、墓主的国别、身份的确定、器物逐一分类断代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结论，使这批沉湮近80年的重要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研究，弥补了中原列国文化重要遗存研究断代的缺环。
自1998年至今，十五年来，两馆同仁在签订《两馆友好合作意向书》后，每年交往均有成果面世。在两馆学者的努力下，不仅分离半个世纪的文物如同胞兄弟般聚首，两岸文博界同仁之夙愿得偿，而且，两馆在学术研究、陈列展览、博物馆营销运作等领域得到了全面交流与互动。其中，台北历博的四任馆长黄光男先生、黄永川先生、曾德锦先生、张誉腾先生以及研究员杨式昭女士、林淑心女士等，河南博物院两任院长张文军、田凯先生，两任副院长孙英民先生、李宏女士以及研究员李琴、王玮女士等，连同两馆众多业务人员，都为两馆各类项目的推进殚精竭虑。在合作过程中，两馆学者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并有两岸更大范围内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共学互教，友情日深，更多的项目和深入合作都在进行中。
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雪雨、战乱离散，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前河南博物馆文物的流迁，和其后造成的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分存两岸的现状，在两馆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学术研究成果中得以同胞重聚首。我们希望以此来回报汲汲于田野、案头的文博考古界前辈学者。在还历史旧账、总各家之述的同时，也力求表征新义。继先贤酬答今昔，以事业流惠后人，正是两馆两地学者同心向往之志。两岸两馆的不朽的情谊在不断地见证着历史。往事已矣，来者可追！
（责任编辑：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