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上建筑和墓地祭祀谈陵寝制度的渊源

李晓燕

[关键词]商代墓葬；陵寝制度；墓上建筑；墓祭

[摘要]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商代高等级墓葬的墓上建筑遗存，文章认为这些墓上建筑就是陵寝制度中“寝”的起源，同时也可能兼备“堂”的功能，从而确认陵寝制度的渊源可上溯至商文化时期。另外，文章认为，殷墟西北岗发现的大批祭祀坑，虽然是商王室的公共祭祀场所，但也应该是针对墓主的，因此可以确认商代时期应该已经存在墓祭。

一、商代的墓上建筑

我国历史上将坟墓或陵墓上所建的建筑统称为“陵寝”，或者称为陵寝制度。即古代君主仿照生前宫殿建筑布局，在陵墓前设“庙”，用来陈设祖先的神主，作为朝拜和祭祀的地方，后面设“寝”，用来陈设家具和生活用品，作为祖先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这种陵寝制度在秦汉时期有详细记载，先秦时期虽无确切记载，但我们从考古发掘来看，至少在战国时期即存在这种制度，如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王陵、河北平山的中山王陵等都有“寝”的设置。若再往前探索，我们可以发现，在商代后期其实已经存在这种墓上建筑。

（一）商代墓葬墓上建筑的发现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商代后期墓上建筑的材料，集中发现于河南殷墟和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之中，包括殷墟妇好墓（M5），大司空村的M301、M302、M307、M311、M312，以及滕州前掌大的M3、M4等。

1.妇好墓墓上建筑

妇好墓（M5）上的房基（F1）平面呈长方形，虽然中心部位被一座晚期灰坑（H1）破坏，南端上层也被现代断崖切去，但不影响整个基址的复原。根据发掘材料可知，此基址南北全长6.5米左右，东西宽约5米，东面有路土，推测门道在东。此外，房基上面发现有柱洞六个，排列较为规整，洞底均埋有卵石柱础。房基外侧东、西、北三面都有成行的柱基，皆为夯筑而成，可能是挑檐柱的柱基（图一）。

杨鸿勋先生曾依据基址的发掘情况将其复原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四阿重屋式的房子（图二）。

由于墓中出土有“司母辛”铭文的铜器，考虑到第二期卜辞中有关“母辛宗”的记载，推测此墓墓主为“母辛宗”，即殷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属于殷代王室墓，这座房子也应为“母辛宗妇好”所有。

2.大司空村墓上建筑

1953年发掘大司空村东南地遗址时，发现有三处下面压有墓葬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基址一较为特殊，下面压有M301、M302和M307三座小型墓，基址二与基址三下各压有一座墓，分别为M311和M312（图三），这些房基四周都有砾石柱础。

从这几座墓的形制来看均为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相比有墓道的墓葬来说级别较低，而且M301、M302和M307共用同一个墓上建筑，所以即使这几座墓上建筑是与墓葬同时修建的享堂一类的建筑，其级别也比较低，只能算是贵族墓。

3.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墓上建筑

在前掌大商代墓葬中，有墓上建筑的墓葬发现有10余处，这些墓都是单独拥有自己的墓上建筑，没有数墓共用一个墓上建筑的现象，其中以M4最为典型。

M4是一座有南北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由墓室、墓道、熟土二层台等遗存组成。在墓口外围发现有地面建筑的台基基底，边线轮廓清楚，在墓室与墓道外及其底部均发现有柱洞，共21个，另外，在墓道口外围还发现有石础和散水设施，墓室东侧发现有为埋柱而专门挖成的沟槽（图四），因此可以肯定，此墓葬上部曾建有地面建筑。在墓室西北角尚残存一片不厚的台基，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10米，结合周围的柱洞来看，墓室上有一近似方形的建筑物，边长约9米，构成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坐北朝南的格局，屋顶应为“四阿”式。此外，南北墓道内外的柱洞排列有序，表明上面也有相应的建筑，根据柱洞的位置和对应的距离，可以看出与墓室上的主体建筑相连通，应为廊式建筑，为主体建筑向南北延伸的附属建筑，即南廊和北廊。南廊南北长约5米，东西宽5～6米不等，北廊南北残长1～1.25米，东西宽约5米。

这座墓上建筑以中心建筑为主体，配以前后廊道，将整个墓室和墓道全部覆盖，形成一座“中”字形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在其他商代墓地中尚未见到，应是当地独有的文化特征。

对于以前掌大遗址为中心的商代遗址群的族属和文化属性，以胡秉华和李鲁腾先生为代表的学界多位学者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遗物的铭文及文化特征，认为前掌大商代遗址属薛国遗址，其墓主应为薛国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

由以上可知，商代时期建有墓上建筑的墓葬主要有殷墟妇好墓、大司空村贵族墓、滕州前掌大商墓，这些墓葬要么位于商代都城区域之内，要么属于方国首领之墓，从级别上来说均属于商代贵族之墓。另外，这些墓上建筑基址均为单体建筑，恰好压在墓上，其大小稍大于墓口，平面形状与墓葬平面基本接近，在形制结构上也有相似之处。只是因前掌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故在其墓道上配以廊道，使墓室与墓道均被压在建筑之下。

（二）商代墓上建筑的性质分析

关于先秦墓上建筑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享堂”——即祠堂，另一种则认为是“寝”——即供奉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的殿堂。

關于先秦墓上建筑的名称，杨宽先生认为：“享堂和祀堂的名称是后起的，先秦统治阶级祭祖的场所一律称为宗庙。”然而，根据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出土《兆域图》上的铭文可知，这些墓上建筑的名称应该定名为“堂”。说明最晚在战国时期，墓上建筑的名称就已称为“堂”。当然，这只是个名称的问题，至于其性质是否就是祭祀用的享堂，就得依具体情况而定了。总体来看，目前已发现的这几座有墓上建筑的墓葬与其上面的建筑基本是一一对应，这些墓基本上都是单独拥有自己的墓上建筑（大司空村基址一除外），且每座建筑都恰好压在墓上，其大小稍大于墓口，平面形状与墓葬平面基本接近。根据这一点来说，我更倾向于杨宽先生所说的先秦墓上建筑是陵寝的“寝”的起源，正如杨宽先生所说，“殷代墓上建筑正好坐落在墓圹口上，是为了便于地下墓室中墓主灵魂起居生活之用”。此外，如此之多的墓上建筑坐落于墓室之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因此，商代的墓上建筑与后代陵寝制度中的“寝”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发现的这些商代的墓上建筑并不是商王的，而是王妻和除商王以外的贵族的，所以并不排除这些墓上建筑有作为“堂”的功能的可能。至于商代王陵上为什么没有墓上建筑，这可能与他们在宗庙祭祀有关。

因此，我认为商代墓上建筑应该就是陵寝制度中“寝”的起源，同时，也可能兼备“堂”的功能，如大司空村M301、M302和M307上的基址一如果是与墓葬同时期修建的建筑，则很可能就是“享堂”而非“陵寝”，因为多人共用一寝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东周时期基本继承了殷商时代墓上建筑的形式，如陕西凤翔秦公陵园的墓上建筑、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室墓、河北邯郸赵王陵及平山中山王陵等。

二、商代王陵与墓祭

祭祀的习俗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出现，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祭祀的地点也不一样，其中，在墓地祭祀的行为叫做墓祭。对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墓祭，有的学者认为“古不墓祭”，但多数学者认为在春秋战国之际民间已经开始流行墓祭，至于后代的以上陵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则是在东汉时期开始确立的。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王陵区发现的大规模的祭祀遗存很可能就是为祭祀墓主而留下的遗迹。

（一）商代王陵区祭祀遗存的发现

商代的祭祀遗存发现的比较多，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和郑州商城均发现有各类祭祀坑。自殷墟发掘以来，所发现的商王室的大型祭祀遗迹主要有两处：一处在1936年所发现的小屯东北地宫殿宗庙遗址C区乙组基址附近，另一处分布在武官村北地（西北岗王陵区）。

这里主要介绍王陵区的祭祀遗存。该地已发现的商代祭祀坑已达两千余座，分为东西两区，其中东区分布较集中，且很有规律（图五）。这些坑的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式，少部分是方形的，在这些祭祀坑内埋着大量被杀害的人及动物，可分人坑、动物坑和器物坑三类。埋人坑可分单人全躯葬、多人全躯葬（均为俯身）、头躯分离葬、无头躯体葬（全在东区）及人头葬（全在东区）5类（图六），其中以无头躯体葬坑为最多。有的是处死后埋的，有的是活埋，有挣扎之状。动物坑中主要有象、马、犬、猪、羊、猴、鸟等，其中以马坑为最多，有的还与人一起埋葬。

（二）商代王陵墓地祭祀遗存分析

对于这些祭祀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这应是商代的墓祭场所，也有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墓祭，这些坑只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公共场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墓祭。

“墓祭”概念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指埋葬以后在墓穴之上或近旁对单个墓主的追加祭祀。也就是说，墓祭针对的是向个体祖灵的祭祀。从西北岗祭祀坑的分布和排列来看，这些坑都是集中分布，而且是在不同时期进行的，并没有发现有专门针对某个墓主的迹象。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商代祭祀祖先是在宗庙，小屯宫殿宗庙区就有专门祭祀祖先的宗庙，为什么在王陵区还会有如此之多的祭祀坑？而且，这些坑是不同时期的，可能是分别对单个墓主进行祭祀的遗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殷墟西北岗的公共祭祀场所实际上也是一种墓祭行为，只是不同于东周以后对单个墓主举行的祭祀。然二者只是祭祀对象的多少不同，本质是相同的，后者只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为突出君主专制而在已逝最高统治者陵墓前对其单独进行的祭祀活动。

因此，我认为商代是存在墓祭的，但是只存在于殷王室与贵族之间，最早到二里头时期已存在，只是其重要性还没有庙祭那么明显。

殷墟西北崗的王陵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王陵。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帝王陵墓虽然没有设高大的坟丘，却已经有后代陵寝制度中所包含的墓上建筑设施和墓地祭祀行为。小屯宫殿区、大司空村以及滕州前掌大商代贵族墓中发现的墓上建筑，是后代陵寝制度中“寝”的起源，但其应该同时具备“堂”的功能。至于西北岗发现的大批祭祀坑，我认为这虽然是商王室的公共祭祀场所，但也应该是针对墓主的，所以，商代应该是存在墓祭的。只是当时的庙祭是商王室祭祀祖先的主要场所，墓祭的重要性还没有显现出来，到了后代墓祭才不断发展并取代庙祭。从先秦的庙祭重于墓祭，到后来的墓祭重于庙祭，并逐渐取代庙祭，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体现。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