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擦擦与藏传佛教关系研究

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

徐佳佳

【摘 要】擦擦作为僧人传教过程中重要的法器，在藏传佛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西夏遗址大量出土擦擦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来探究唐、五代时期佛教在西夏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西夏擦擦 佛教 吐蕃

擦擦（tsha-tsha）是藏语的音译，指一种模制的泥佛或泥塔，也有一些带有藏文或者梵文的经咒。擦擦的历史久远，据图齐在《西藏考古》一书中考证：在塔内存放擦擦的习俗，最早是起源于古印度在石板塔肚存放圣物这种风俗习惯。通过这样的方式起到保护和藏匿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与佛塔是密切相关的[1]。由于它体积较小、携带方便，是僧人在传教的过程中重要携带的“圣物”。

一、社会背景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人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或白高大夏国。因其位于宋朝的西部，史称西夏。共历10代君主，长19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具有显著藏传佛教特点的擦擦在西夏广泛流布，从艺术传播学分析，一种风格或样式传入到产生影响，无疑需要充分的条件和媒介。

从传播可能性上看，在西夏建国的三四百年前，与西夏王国相接壤的吐蕃王朝，早已信奉佛教，并完成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因泥制擦擦极易损坏，且难以传世，故这一时期擦擦几乎无存世。史金波认为：“西夏的西、南部与吐蕃邻近，境内吐蕃人也较多，因而这一带藏传佛教的传播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瓜洲、沙洲、甘州、凉州等地是受吐蕃佛教熏陶较深的地区，并逐渐向西夏腹地今宁夏一带延伸。”[2]从传播媒介上看，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大量的佛经、佛教绘画、寺庙建筑等，如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石窟壁画，泥制小佛像、小佛塔等[3]。特别指出的是，西夏文字的发明，不仅为藏传佛教在西夏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也为佛教在西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渊源

吐蕃王朝是早于古格王国文明存在的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據文献记载，“象雄”曾是西藏土著宗教的发源地。其西、南两面与印度交界，西北端与克什米尔相毗邻，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接壤。可以得知，在佛教盛行的印度经阿里地区将佛教传入内地，并在吐蕃王朝盛行开来。吐蕃佛教发展到可黎可足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佛教取代了昔日苯教桑门的地位，开始全面干政。但这却加剧了佛、苯二教的矛盾，而且也全面激化了僧、俗之间的矛盾。公元823年，末代赞普朗达玛为了重振王权，下诏灭佛。但佛教在吐蕃流传已久，早已拥有众多信徒，朗达玛于842年被刺杀身亡，藏传佛教前弘期结束。

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位王子及其王孙混战了半个世纪。公元895年，维松的儿子贝科赞被暴动的乱民杀死，他的儿子吉德尼玛衮的领地被云丹夺去，被迫逃往阿里。其中一名象雄布让土王名叫扎西赞，对落难的吐蕃王子吉德尼玛衮所具有的吐蕃王族的血统充满敬意，将女儿嫁给他，并让其继承象雄布让土王的王位。从此，古老的象雄与吐蕃血脉合流在一起，在象雄王国的母体上诞生出新生的古格王国。据史籍记载，古格王国基本上继承了吐蕃王朝的政治体制，确定以崇信佛教、崇尚佛法作为立国之本。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寺庙如林遍布阿里，贵族僧侣集团日益庞大。今天托林寺周围残存的大量佛塔、洞窟、寺庙遗迹，正是那个时期盛世的历史写照，使其从而确立了在西藏后弘期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

在唐朝初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娶了弥药如容妃杰莫尊为妃。另有资料记载，松赞干布之后第六世牟尼赞普的妃子为如容萨朵甲，也是弥药人。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贤者喜宴》等记载，“松赞干布的六世祖犀脱赞的王妃为容萨东甲措玛”，也为弥药人。弥药为党项族的一部分，说明早在六世纪，亦即“松赞干布之前一百多年，吐蕃王室就与党项有过联姻关系”[4]。可见，吐蕃与西夏王朝的关系由来已久，并为藏传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三、地理环境

河西走廊一度是中国北方佛教中心，西域高僧、大师云集，大小乘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长安，在中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因其地理位置特殊，环境优越，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756年，吐蕃趁安史之乱，挥军北上。至763年，整个甘肃，包括河西和陇右，都为吐蕃所控制，而且很快越过陇川进入关中，攻克长安，逗留十五日才开始退兵。764年，吐蕃侵入河西地区，先后攻占了凉州、甘州、然后占领了整个河西，开始了在河西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

841～848年间，吐蕃达磨赞普为尊佛大臣所杀，吐蕃大乱。沙洲人张议潮趁机起义反抗，河西各地纷纷响应，使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土崩瓦解。其后唐朝封张议潮为节度使，使得河西在名义上又归于唐朝的统治之下。此时，处于河西地区的回鹘部落也归义军节统治。大约在890年，回鹘以甘州为中心，在河西建立起回鹘西迁后的又一个政权，并在10世纪初吐蕃势力削弱时，向东进一步控制。五代十国时期，甘州回鹘与五代诸朝以及辽、西夏都有密切的交往。到北宋建立后，甘州回鹘又立即与宋建立了朝贡关系。当时，甘州回鹘与北宋的密切交往，引起了辽和西夏的不满，特别是西夏。于是从11世纪初，西夏就开始阻隔甘州回鹘与北宋的贡道，并不断地向甘州回鹘发起战争。1028年，李元昊统帅西夏大军再次进攻甘州，甘州回鹘大败，被西夏军所占，接着凉州亦为西夏所占，河西走廊归于西夏。

此时，西夏由于处于列强环视的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对外采取依附强者，攻击弱者，以战求和的外交策略，军事手段十分灵活。为抵御辽国入侵，保卫河西走廊，西夏王朝在居延地区设置军司处。此外，西夏大兴屯田，将战争中俘虏的大量汉人徙往兴州、凉州和居延，使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农耕技术得以传播。居延，为蒙古自治区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叫额济纳旗的地方。纵横交错的“居延古道”，是古时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这条维系东西方贸易和南北交通的捷径，自西汉开通以后，始终是联系中原与西域以及北非、东欧诸国的交通要津。佛教也通过此路进行传播。通过居延故地上遗存下来的土塔，初步断定此地为西夏、元代黑城附近的居民进行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河西走廊留存的大量石窟群，如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瓜洲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等，是河西各族人民长期错居杂处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些佛教产物真实记录了五代至宋初河西民族和战争的相继历史，真实地反映了河西一些部落的发展与变化，也得出西夏故地即吐蕃故地。

四、结论

从社会背景、民族渊源和地理环境三个角度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夏地区广泛流布的擦擦是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吐蕃和西夏故地传播的重要实物资料。并且，近年来，西夏学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是继敦煌学、汉简、甲骨文之后又一重要的学科。而作为研究西夏学科重要的实物代表——擦擦，无疑对研究早期藏传佛教东传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例证作用。

参考文献：

[1]（意）图齐.魏正中，萨尔吉.梵天佛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朱浒.宁夏出土梵文脱佛铜质擦擦范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6（17）.

[4]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