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前旗总工会缅怀先贤网上祭英烈活动 片来源:鄂前旗总工会)...
马俊
摘 要：
2016 年12 月24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暨纪念石峻教授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与学者齐聚一堂，深切缅怀和总结了石峻先生的人格风范、学术造诣以及突出贡献，并以此出发，探讨了现代中国哲学转型与创新的出路。
关键词：石峻；100周年；中国哲学；转型与创新
12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暨纪念石峻教授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召开。会议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追思石峻教授的学术业绩；二是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一、缅怀石公、总结经验
石峻（1916—1999）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佛学家、教育家，193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5年为筹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会长，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家首批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本次会议适逢石峻先生诞辰100周年，与会学者皆与石峻先生生前有过交集，或为同事、或为朋友、或为学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和总结了石公的生平事迹与杰出贡献，深切缅怀了当年与石峻教授交往的点滴，对他的人品、学识以及开创性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
在人格方面，石公有长者风、仁者风和学者风。楼宇烈教授以八十余岁高龄回忆起石公仍颇为动情，他说石公既是他的恩师，也是忘年交的挚友，石公的为人对他影响很大，石公去世17年了，如今还会时常想起他。方克立教授说，石公是一个真率、质朴的人，其人格风范为后人树立了楷模，石峻先生是他的授业恩师，他在石公那里受教、受业很多，终身难忘也不敢忘。葛荣晋教授谈到，石峻先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散步，他现在八十岁了，经常思考怎么度过晚年的问题，想起石公就有了榜样了，散散步看看书，简简单单，这是一种境界。张立文教授谈到，石公的人格是无私的，这尤其体现在奖掖后进这一点上，石公教导青年教师从不保留自己的思想，有好的见解从不吝惜。他著作的第一手书稿通常都是石公看的，上百万字的书，石公都是一页页地看，看得非常认真，并提出了许多意见，这对于帮助青年学者顺利步入学术殿堂非常重要。石公虽然学问广博，但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经常请学生、青年教师吃饭，分享其治学的方法、经验，石公的一言一行对于人大中哲教研室纯正学风的形成以及丰硕成果的产出均有很大的帮助。对于石公的人格风范，焦国成教授有三点总结：一、慈祥的长者，石公教学生从来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蔼可亲，有教无类，从没有不耐烦的时候。二、纯粹的学者，石公心思纯粹，无欲无求，一心向学，大有古人之风。三、永远的导师，石公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伟岸人格、他娴熟的教学艺术以及广博的学识，皆令人心折，值得后辈教师们永远学习。
在学问方面，石公以治学严谨、博学多识为特点。刑东风教授说，石公一生不谋名利、不经营小圈子，一心追求学问，把学问当作最神圣的东西，看作自己的生命，这种风骨和精神是石公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财富。张立文教授认为石公做学问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真”。怎样求真？就是剔除那些虚浮、浅薄、歪曲的东西，以贴近研究对象思想的本真，学问贵在自得，只有经过自我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才有价值；二是严谨。石公经常教导学生，写好的稿子不要着急发表，应该先放一放，琢磨琢磨，过段时间再看看，又会有新的体会。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石公非常注意方法论的探讨，强调学问应与时俱进。许抗生教授提到，35年前石公关于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观点至今仍然很有指导意义：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二、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还应该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三、注意中西比较研究，既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与理论成就，同时也要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四、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掌握大量的经过认真审查的中国哲学的资料，只有把两头吃透了，才能研究好中国哲学史，才能找出中国哲学史的规律。宋志明教授也谈到，石公是最早发现日丹诺夫的两军对战模式不适合中国哲学的学者，也是最早讲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学者，这反映了石公在学问方面与时俱进的特点。在佛学研究方面，石公反对把宗教研究与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反对教条主义，注意材料的运用和思想史的梳理。张风雷教授指出石公素好肇公之学，特别对于《不真空论》有精深之理解，他在佛学方面的文章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品，值得我们反复琢磨和咀嚼，显示了一代大家的水准。
在教学方面，石公具有高超的教学艺术，他门墙广大，桃李遍地，是杰出的教育家。石公作为新中国首批中国哲学教授，他在教学方面十分注意继承汤用彤、冯友兰等前辈学人的优点，注重厚积薄发和材料的运用，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为培养专门的哲学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方克立先生指出，石公既是中国哲学史界公认的讲课最多的教授，也是教中国哲学最好的老师，他上课全局在胸、简繁随宜、深入浅出，非常重视总结中国哲学的理论成就与经验教训。张立文教授回忆道，石公记忆力惊人，讲课全凭一个提纲，内容全在他的脑子里，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他写板书从来都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体现出严谨治学的学风。关于石公上课的特点和风格，宋志明教授总结了三个特点：一是少而精，泛观博览而后返约，有一桶水才讲一杯水；二是语速稍慢，确保所有人都能听清、都能理解；三是要用眼睛跟所有人交流，随时观察学生是否听懂、授课效果如何。张风雷教授则用“稳、准、狠、精”四个字概括了石公上课的特点，其中“稳”是指稳妥；“准”是指准确；“狠”是指在逻辑、学理上要让对手没有反驳余地，做到以理服人；“精”是指精要。
二、探索创新，展望未来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探讨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近年来，学界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学者们大多认同中国哲学转型与创新的必要性，但在如何轉型、怎样创新等问题上却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
首先、现代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既要立足传统、也要面向未来。张立文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确实到了转型的关头，现在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应该有适应这个时代的哲学出现，中国哲学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中国哲学的范式基本上是三五百年一变，但宋明理学到现在已经900年，早就应该变了。但具体怎么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喜欢讲“不破不立”，其实是“只破不立”，现在到了要“立”的时候了。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深刻总结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用以指导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注意核心话题、人文语境以及经典文本的转变，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讲中国哲学，既不能照着西方讲，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接着宋明讲，照着西方讲我们以前吃过很多苦头，接着宋明讲也已经讲不下去了，必须自己讲、讲自己。
其次、学科交融是创新的源泉。与会学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现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还在于中西两大哲学系统的深度会通和融合，中西马之间应该保持平等对话、互动互补。陈先达教授指出，各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哲学是智慧之学，而智慧都是相通的。现在哲学分工越来越细化了，哲学变成了专家之学，这对哲学是有害的。年轻学子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贯通的视野，不要把哲学这个智慧之学变成门户之学，变成偏见。陈教授还认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创新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个背景，应主动寻求中西马的会通，离开中国的实际讲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焦国成教授也认为当代中国哲学既要有谦逊的胸怀，又要有开拓创新的意识，要能够容纳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印度佛学几大传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干，进而容纳世界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再次、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哲学的自身资源，参与世界哲学的发展大潮。楼宇烈教授谈到，现代中国哲学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用唯物唯心来解释中国哲学，这实际上是大有问题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那种探讨唯心唯物的哲学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哲学探讨的问题对整个人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与历史贡献，还需要年轻一代进一步去认真思考和探索。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上升期，我们应该探索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道路与意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与世界其他文明展开对话。侯才教授表示现代哲学有一种伦理化的倾向，伦理学、道德哲學、价值论在未来将成为整个哲学的重心。近现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成为自然的主体，古代哲学中对最高本体的追求转移到主体自身，主体性代替了古代哲学家所追求的最高的道，主体性被我们绝对化了，人与道的根本关联丧失了，人们只关注的是眼前的东西，而忽略了对道的追求，丧失了敬畏之心，以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盛行，这就带来了哲学的危机。中国古代哲学本质上是安身立命之学，在伦理道德、心性修养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充分重视传统哲学中心性论的传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现代哲学提供一个天人合一的内在路径，顺应世界哲学伦理化的趋势并加以现代化的改造。
三、结语
石峻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者，作为近现代哲学学科的先行者，为建国后的中国哲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哲学人才。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大师的风范令人高山仰止，他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后人认真学习和继承发扬。此次研讨会将纪念石公诞辰100周年与探索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创新两大主题结合起来，颇具匠心。中国哲学在过去的100年里，既遭遇了艰难的挫折，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既诞生了诸多先贤，也留下了许多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这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把握此一“贞元之际”，有赖于年轻一代在继承先贤所取得的成就之上继续开拓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