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亮
鼎是中国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的器物，沿用时间之长，被赋予内涵之丰富，罕有其匹，一度被称为“中国文明的一种象征”。许慎《说文解字》释鼎为“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其对鼎形的定义未必恰当，然于鼎“和五味之宝器也”的功能界定却极具意义，一则指出鼎是作为炊器而存在，二则指出鼎是“宝器”，亦即具有礼器功能，甚至于是国之重器。纵观鼎发展的历史，鼎由炊具发展为礼器，进而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最终成为文化符号。
一、鼎之初现
关于陶鼎的产生，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源自乳钉三足器（王兴堂、蒋晓春：《裴李岗文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或以为产生于带支脚炊器（严文明：《中国古代的陶支脚》，《考古》1982年第6期）。从现有资料看，后一说无疑还是更让人信服。考古发现早期陶支脚，从黄河流域磁山文化至海岱地区北辛文化、青莲岗文化，再到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都有广泛的分布。且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带支脚炊具整体都较陶鼎的出现和使用为早。如河姆渡文化早期多见陶支脚与圜底釜，至其晚期大量出现鼎，并在与陶支脚和釜并行存在一段时间之后渐次取代其功能。北辛文化亦有大量的陶支脚，与之配合使用的应是圜底釜，同时也发现有深腹圜底鼎，从形制与功能来看，圜底鼎应是从带支脚的圜底釜发展而来。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带支脚陶盂应当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陶支脚。紧邻磁山文化的裴李岗文化所见炊具却与此极不相同，如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有陶鼎（图一），而无陶支脚，或许黄河中游陶鼎取代带支脚炊具的时间较早。若要考察陶鼎的起源，那么先民的起灶方式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平地起灶，或者稍微下挖地面以成灶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们惯用的炊食方式，如河南新密莪沟北岗遗址F2中灶址即如此。推想最早应是在釜、罐、钵等炊具下垫些石块，中间留有空隙以容火，后来发展成用专门的陶支脚，最后陶支脚与器身结合，形成了鼎这种三足器。陶支脚的使用在沿海地区更为广泛，但是陶鼎的最初出现却是来自尚未发现使用陶支脚的裴李岗文化，或许正是由于黄河中游的郑州一带少有使用陶支脚的传统，而可以有所突破，最先制造出鼎这样一种三足炊器。
二、鼎之扩张
鼎在中原诞生后，不断向周围扩散其影响，并较为广泛地被接受与使用。就黄河中游的陶鼎使用来看，仰韶时期，以洛阳东部为界，以西的渭河流域、直至豫西晋南一线，自庙底沟类型至西王村类型都以釜、灶作为传统炊器，而以东的豫中、豫北、冀南等地从后岗一期类型到大司空一期类型则都以鼎作为炊器。这种情况至龙山时代的早期开始得到转变，无论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抑或豫西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又或是豫中的王湾类型，甚至豫北、冀南、冀中的后冈二期类型，都普遍以鼎作为炊器，鼎由此完成了在黄河流域的扩张。与河南龙山文化同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东南沿海良渚文化此时都以鼎作为主要炊器。部分陶鼎制作变得精美起来：陶质多用泥质或夹细砂，与作为炊器的陶鼎惯用夹砂陶以增强耐热性的要求背道而驰，并且陶鼎的表面多做磨光处理，或在鼎的某一部分应用一些特殊工艺，如鼎足的镂孔等，使陶鼎更为细腻美观。这表明部分陶鼎已衍生出了礼器职能。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的红陶鱼鳍形足鼎、黑陶细刻纹镂孔足鼎、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扁足陶鼎、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磨光黑陶鼎（图二）都是此类礼制性陶鼎的代表性器物。而中国历史上大型城址亦普遍于此一阶段出现，中原地区有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和新密新砦古城址，山西有陶寺城址，山东有章丘龙山城子崖，江汉流域有石家河城址，江浙则有莫角山城址。基本格局是以这些大型城址为中心形成诸多遗址群，周边遗址之规模多与中心城址之远近关系成正比，说明城邦之间多层级的政治结构已形成。《世本》：“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夏鲧作城”，禹父鲧的生活年代刚好是龙山文化的晚期，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夜。
三、鼎之象征
中国最早铸造铜鼎的传说可以上溯到黄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又“黄帝作宝鼎三，像天、地、人。”《鼎录》：“金华山，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瓮。像龙腾云，百神螭兽满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传说今河南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塬即是黄帝当年铸鼎之处。当然，黄帝铸鼎的传说不合于考古发掘实际，因可判定是近似青铜容器的较早实物为登封王城岗所出的铜器残片，学者考证其或是铜鬶之类腹足连接部位残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时代距今约4000多年，远晚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然而此一传说是建立在以鼎指代国家政权基础上，也可说是借铸鼎来象征黄帝时期部落统合的过程。铸鼎塬一带的仰韶时期聚落呈现出以大型聚落为中心分布的格局，似也印证了黄帝时期部落大联合的历史。
关于铸鼎最广为人知的传说，莫过于禹铸九鼎。传说禹平水土，把天下划分为九州，收九牧之贡金，铸造九个铜鼎，并把每一州的山川图形以及物产、鬼神刻画在鼎上，使人们能够辨神奸，出行不为鬼魅所害。由于每一鼎代表一个州，九鼎也就成了拥有九州政权的象征。此后，历代王朝都以拥有九鼎为正统，王朝覆灭被称为“鼎迁”，新王朝建立叫做“定鼎”，每当新王朝定都要举行迁鼎仪式时，必会举行卜筮，借以贞知新王朝能享年多久。史载商周二代立国时皆进行过卜年，结果是：商代“载祀六百”，周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颇灵验。禹所铸九鼎是四足而方，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方鼎，其口沿下弦纹与近底处的之字纹，似与早期铜鼎加厚器壁的某些方式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这件陶方鼎不排除是仿铜鼎而作的可能。如此，夏代或已有铜方鼎。然而从二里头所出铜器器壁普遍较薄来看，此时尚不具备制作如商代那般厚重铜器的能力，因铜器壁薄一是受制于铜液冶炼的水平，这从二里头遗址所出带流浇勺（83YL Ⅳ H9：编1）一次所能携带的铜液便可看出；二是合金比例不完善造成的铜液流动性差所致。现已发现最早的铜鼎实物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属于夏代晚期的网格纹铜鼎（图三），体形小而纹饰简单，虽或具礼器职能，却与传说禹所铸象征九州之重器九鼎相去甚远。
商代前期开始，鼎身突现兽面纹。兽面之形象，可溯源于氏族部落时期的图腾及徽识，此种兽面直到进入国家阶段后仍被作为神灵进行祭祀、崇拜。因而，鼎身一经与此类兽面纹结合，即显示了鼎由一般礼器向礼制重器转化的完成。文献所谓“铸鼎象物”，或是暗合了铜鼎使用的政治功能的转变，只不过文献记载是在夏代，而考古发现则始于商代前期。与此同时，鼎的体量也突然变厚重。如山西平陆前庄所出大方鼎1件，大圆鼎2件，高度都近达80厘米。郑州张寨南街出土2件大方鼎（图四），皆近1米。郑州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4件方鼎，最大者高83厘米。郑州商城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2件方鼎通高81厘米，圆鼎亦高达77厘米。上述三处铜器窖藏皆沿商城城墙外侧埋设，学者们推测与当时的“郊”祭、“褅”祭之类祭祀活动有关。从祭祀坑出土礼器看，只有鼎不可缺少，显见其为最重要的礼器。此外，商代前期的大铜鼎还有如黄陂盘龙城出土高达55厘米者，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通高几近1米者。商代铜鼎铸造较之夏代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不能不说是铸造技术发展所奠定的基础，而商人敬神、事神的社会传统或是推动包括铜鼎在内的所有青铜礼器发展的内在动因。故此，铜鼎发展至商代后期，形成了一个高潮。以司母戊鼎的铸造作为最高水准的代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所铸，用以纪念其母妣戊即武丁之三个法定配偶之一，是一件地地道道的王室青铜器。至商代后期，墓葬中用以标示身份等级的虽仍以爵、觚组合为主，但鼎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品，这种情况以殷墟王畿地区所见更为明显。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仅随葬铜鼎就达31件之多，而商代前期墓葬即便随葬铜鼎，多数亦仅限于一二件。此外，在方鼎的使用上，商代前期只出现于带有祭祀性质的瘗埋坑中，而到了商代晚期则在墓葬中也经常出现。可见铜鼎使用正在被逐步放开。
四、鼎之承载
商代后期铜鼎开始有铸铭，简单如作器者之名，受祭者之名等，但最多的为族氏名号，这些族氏名号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如商代戈氏，其铜器多出于安阳殷墟，当为王都一带世代服役于商王，拱卫王畿、并对王室承担诸种义务的一个族氏。以戈为偏旁的诸多族氏，多为戈氏的分支。此种关系颇类似于西周时期的大小宗。又如山东地区所见的“举”族与“亞醜族”，皆为殷商之大族。商代后期“举”族铜器见于殷墟与山东一带。其本族应是密迩王畿，拱卫王都的重要力量。山东的举族，则有可能是商末“纣克东夷”的一支主力军。商灭后，“举”族臣服于周人，其族铜器还在北京琉璃河等地发现，应该是作为分赐给封国的殷遗民，如文献记载赐鲁公之殷民六族、分卫康叔之殷民七族、以及唐叔虞之怀姓九宗。“亞醜”一族除殷墟而外，多见于山东苏埠屯一带，有学者认为“亚醌”就是薄姑氏（李零：《苏埠屯的“亚齐”青铜器》，《文物天地》1992年第6期）。上述种种，皆可反映商代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制度。通过铸有族氏铭文或国名的铜鼎的流布，我们可发现中原王朝对于鼎的铸造使用，其影响不止于王畿与封国，更远及周边方国。此种影响，一方面固由华夏族裔不断分支、迁徙所造成，另一方面亦是周边诸邦主动吸收所致，体现了以中原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向心力。
西周早期开始形成有长篇记事铭文的铜鼎。有记述对外族的战争，如禹鼎之于南淮夷、东夷，多友鼎之于猃狁，师同鼎之于戎人。有记载完整的册命礼仪，如颂鼎与此鼎。有记载军法判例的，如师旃鼎。有记载土地转让的，如五祀卫鼎。有记载前朝之失与当朝为政要领的，如大盂鼎和师飙鼎。这些铭文提供了若干西周时期的典章制度，同时也记录了整个西周王朝的盛衰。虽殷先人“有册有典”，而“郁郁乎文哉”其周人也。
五、用鼎制度
周初制鼎，一仍殷商厚重遗风，甚或有过之。如淳化史家塬所出兽面龙纹大鼎，鼎体之中心处于器腹偏下部，使整器视觉上更为浑厚，体现大鼎设计上追求庄严、肃穆，及磅礴大气的特征。西周昭穆时期，铜鼎铸造形成了自身风格，如垂腹愈显，至西周晚期而成半球腹鼎，纹饰逐渐由具象而抽象，趋向简化与变形化。在一些铜鼎器形上，表现出某种工致巧逸的风格和绝佳的想象力，如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的刖人守门方鼎（图五）鼎腹下部作刖人守门造型，可与《周礼·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的记载相对照。
随着周人自身铸鼎风格的形成，独具特色的用鼎礼制亦同时得以确立。此一礼制发端于西周早中期之交，至中期晚段得以规范化并最终确立，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此套用鼎礼制核心思想在于贵族们按照身份等差形成用鼎数的递减，即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其用鼎之数大体合于何休《公羊·桓公二年传》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然其具体用鼎礼制又非何氏一言所能尽之。从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铜鼎来看，并不规范，更遑论严格。如宝鸡竹园沟1号墓出土之五鼎三簋，列鼎共为5具，形制大体近似，若细加区分，实可分为两组，其中一组3件为索状立耳，形制纹饰都相同，唯大小有别，应是作为列鼎铸造。而另两件形制稍有区别。此为杂取成套的做法，其情状或寓示着墓主生前与死后用鼎礼制的不同，墓葬年代约在昭穆时期，亦可表明用鼎礼制的变化即在此一时期。稍晚于此的宝鸡茹家庄1号墓甲室出土之五鼎四簋为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列鼎列簋实物。至两周之交的三门峡虢国墓地中虢季墓所出为七鼎六簋（图六），梁姬墓为五鼎四簋，可视作周人用鼎礼制的典范。
春秋中期开始，鼎渐脱宗庙礼制之庄重气息，日用之气转浓，加之僭礼之发生，对鼎需求亦随之大增。需求之大增，生产上必求其快与便捷，批量化铸造方式因之而生。通常分部位批量铸造，接铸、铆接以成整器，纹饰上亦用专门的纹饰模具往复不断压印而成。由此，铜鼎虽繁复有加，而匠气渐重，活力稍减。幸而周代以封国之众，自我觉醒亦于此时勃兴，形成以少数大国为中心各具区域特色的多样性鼎文化，多少弥补了这一颓势。中原以晋郑为主，严谨有余，如郑公大墓所出蟠虺纹曲耳铜鼎与蟠螭纹沿耳铜鼎（图七）。秦人先承周鼎之制，以秦公鼎为著，继之形成以浅腹、粗壮足根为特色之秦式鼎。楚式鼎融合中原传统与南方特色，创制出形制各殊的鼎，而尤以束腰的升鼎最合于楚人“尚细腰”的审美传统，窥克黄升鼎与王子午升鼎（图八）可知其发展之大端。诸侯国自身意识之觉醒，伴之而生的是国君对于天子用鼎礼制的僭越，继而为各级贵族的渐次僭越，新郑郑韩故城祭祀遗址所出九鼎八簋即是诸侯僭用天子之礼的物证（图九）。此种渐次僭越发展至战国时期，终使用鼎礼制无法维持而趋于崩塌。
六、余论
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提倡认识人自身的力量，对于商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观具有进步作用，但同时也使人对天地鬼神失去敬畏感。战国以降，人们对于祭祀稍生怠慢之心，使鼎之制作失却灵气，此为情感动力之缺失，鼎制之崩坏，又使制鼎失去政治动力。因而，战国制鼎随之变得更为世俗化与日用化：材质除铜而外，扩展至瓷、漆等；错金银、绘彩等新工艺应用于制鼎。战国铜鼎稍有新意者也给人徒以技巧行世之感。秦汉帝国之建立，代表先秦国家政权之九鼎亦随传说而沉于泗水之中，与禹铸九鼎传说做了个前后呼应。西汉以后，鼎的炊煮功能又被釜、鍪所代替。至此，鼎之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皆丧失殆尽。故鼎除在宗教、祭祀等场合象征性存在，另一方面又开鼎形炉之类陈设器之先河。此后中国历朝之制鼎，完全进入一个追慕时代，一为鼎制，一为鼎形，至宋以后，更多注重于形制的模仿，更使鼎制作走向清赏雅玩之途。这种清赏之风，上至帝王贵胄，下至文人士大夫都乐此不疲，最高统治者亦或直接参与复古之作，从而使其达到空前的高度。如政和礼器、宣德鼎彝、康雍乾（图十）仿古等皆为慕古之作的高峰。鼎终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发生着影响。
（责任编辑：阮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