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弘扬

畅谈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弘扬问题，习近平同志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强调：“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以为这是对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包括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争论所作出的科学总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落实这一科学的论断，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三个自觉，抵制和清除三种错误思潮。

我讲的“三个自觉”是指实践上的自觉，理论上的自觉和方法论上的自觉。所谓实践上的自觉，就是要自觉地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深入到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坚持以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秩序、新型的人际关系、伦理关系为总体价值坐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指向，切实了解我国人民的文化需要和精神祈求，来看待和处理中国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实践上的自觉本质上是一个立场的问题。立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人民的需要、社会实践的要求，才是我们坚持做好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当代传承和弘扬的不竭动力，也是衡量我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怎样的价值尺度。当前我们在对待和处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上之所以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不能正确地区分其精华与糟粕，我以为就是因为缺乏这种实践的标准，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所谓理论自觉，就是要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毕竟是在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是适应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为其存在根据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深刻历史局限性的烙印，例如等级制、家长制，权力至上及其在伦理上所反映的权力与义务的分离与对立等等。对于这些糟粕的东西，我们必须持批判的立场，清除其至今仍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建设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又毕竟是我们的先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宇宙与人生、对社会和人的关系所作出的理论反思和价值建构，它凝聚了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的生存智慧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华民族通过世代相传而构筑起来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实现对自己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血脉和精神纽带，它汇聚了极为丰富的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伦理、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和牢固基础。因此，在认识和对待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方针，科学地区分精华与糟粕，实现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统一。在这里，批判和继承是相辅相承辩证统一的，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继承，没有批判的继承就会陷入复古主义的泥潭；没有继承的批判，就会重蹈文化虚无主义的覆辙。同样，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也是辩证统一的，超越创新是批判继承的价值指向，只有超越创新，具体说，就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激活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命力，才能推进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只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伦理文化），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在牢固的基础上，真正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认同。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坚持上述辩证统一，才能引导和推动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历史证明，在这个过程中离开了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方法论上的自觉也十分重要。人们常说立场、观点、方法。很显然立场和观点是重要的，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决定方法和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方法和方法论也不是可有可无、简单地由立场和观点来决定的，特别是对待复杂的社会问题上，方法是否科学不仅反过来又可以影响立场和观点，甚至可以动摇本来是正确的立场和观点，造成南辕北辙的后果。历史曾经出现的教条主义、独断主义就是证明。在方法和方法论自觉的问题上，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和方法论是头等重要的，但不能把它公式化、教条化，在这里同样有一个创造性运用的问题。而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和方法论，我以为就有一个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多学科的横向联系，实现方法和方法论上的多样化、综合化的问题。事实上，方法和方法论上自觉与否，本质上是一个视域是否合理的问题，它往往决定着我们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判断力和选择力。在这个问题上，包括西方在内的一些新兴学科的方法就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古典阐释学理论认为，现代人和传统伦理文化之间，也即它们说的阐释者和被阐释者之间所存在的现在和历史的“时间距离”，是可以跨越的一道鸿沟，而跨越的途径就是“对话”，通过“对话”来达到“视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阐释者要扬弃自己形式上的“主体性”，而被阐释者则要扬弃其形式上的“客观性”，双方都以“事实本身”的逻辑为转移，这个“事实本身”的逻辑不是别的就是时代精神。阐释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我以为就有其合理之处和积极的成分。总之，方法论上的自觉，关键是方法论上的创新，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胸怀和王船山说的“坐集千古之智”的文化视野。

至于要抵制三种错误的思潮，我想这是我们的同仁们每日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由于它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对待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良好文化生态的问题，所以，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这里说的三种错误思潮具体讲就是：要抵制和清除文化虚无主义、反历史主义的不良影响，坚持以德为先，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方针；要抵制和清除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不良影响，确立文化多元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价值观；要抵制和清除文化复古主义、狭隘文化保守主义的不良影响，坚持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相统一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对待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问题上，真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