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洋学塾教育_健康_观点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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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莉

摘要：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兰学”和“洋学”的兴起，洋学塾作为民间教育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洋学塾”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具有士庶共学、教学自由和教学水平较高等特征。它不仅为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提高了日本的国民素质，而且在日本学习西方学术和近代思想的传播上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催生了日本近代教育思想的勃发，对于日本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江户时代留给明治时期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洋学塾；适塾；兰学；鸣泷塾

日本的幕藩封建体制在经历长达二百多年的和平稳定发展后，民族文化趋于成熟，尤其是教育得到发展和普及。日本江户时期被称为“教育爆炸的时代”。其原因在于：第一，幕府统治者吸取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统治经验，采取以文化教育维护其统治的策略；第二，18世纪末日本内部受到幕藩封建统治危机的威胁，外部受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面对幕府的腐败和民族危机，一些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的知识分子奋起呼吁社会改革，特别是他们对西方文化教育的介绍，对于本土文化的反省，促成了江户末期教育观的转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兴学育才，开办私塾，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培养了大批维新志士。他们所创办的包括洋学塾在内的大部分私塾后来也转变为日本的高等学府。

一、日本洋学塾发展的历史轨迹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近世的洋学经历了南蛮文化、兰学、幕末洋学三个发展阶段。从日本《学研国语大辞典》《日本语大辞典》对兰学和洋学所下的定义来看，兰学和洋学似乎同属一类学问，即“西洋学问”。其中“兰学”是指经荷兰及荷兰语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洋学”则是对江户中后期为中心，关于西方事务、西方科学所展开的研究和西方知识的总称。洋学所研究的范围已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因此，可以将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科学的包括“兰学塾”在内的私塾都统称为“洋学塾”，类似于中国话语的私立“洋学堂”。

日本与西方的最初接触是在1543年。一艘载有葡萄牙人的帆船因遭海难而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六年后的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沙勿略来日本传教，正式揭开了有史以来日本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序幕。自1549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彻底驱逐所有传教士以及后援葡萄牙人为止，耶稣会向日本派遣传教士達290名。①1605年全国信教人数达75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4%。②在传教过程中，西洋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至生活方式等诸多欧洲世俗文化也进入日本，以致在日本人的一般生活中也兴起了一股“南蛮热”。③据《知耻篇》记载：“岁月时节之风习，冠婚葬祭之礼仪，宾客朋友之交际，道德节仪之心操，饮食衣着之调度，皆取南蛮风。”④然而，天主教宣传的人人平等，一夫一妻制等教义，威胁着幕府统治。于是德川幕府于1633年至1639年先后五次发布涉外禁令，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于是，日本人只能通过荷兰语和汉语的传媒了解西方的科学文化。这就是说，虽然天主教遭到严重地打击，但“南蛮文化”却没有随幕府的禁教政策而断绝。通过“南蛮文化”的传播，日本人了解了西洋文化和西方科技，经过辗转传承的百年浸润，跨入了兰学阶段。

江户时代，经荷兰及荷兰语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被人们称为“兰学”。由日本著名学者杉田玄白（1733—1871）、前野良泽（1723—1803）、桂川甫周（1751—1809）等人译述的《解体新书》是兰学兴盛的标志。他们通过尸体解剖，惊奇地发现《解体新书》原本中的插图竟与人体结构分毫不差，“因惊荷兰实测穷理”，遂于1774年完成了《解体新书》的日文译稿。译者们不仅在医学上有所建树，他们还通过观察与实验推导出科学理论的近代科学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扩展到兰学其他的研究领域，引起了日本科学文化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日本学者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⑤而江户末期，日本各种学派竞相勃发，学者辈出。各类教育机构也随之纷纷出现。教授西方学问及技术的机构，按其设置主体来分，有私立的和官办的两类。幕府和各藩设立的“洋学”教育机构属于官办。私立的则主要是以教授西方学术为主的私塾——“洋学塾”。洋学塾在18世纪后期就出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江户后期的“兰学”研究也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时期。这时，以医学为中心，对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学习全面展开，英、法、德语的学习也超过了荷兰语的规模，“兰学”已扩展为“洋学”。这时的洋学不仅有自然科学知识，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随之而来的“洋学塾”也得以迅速发展。

由上表可知，进入19世纪以后，包括洋学塾在内私塾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江户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商业活动的增加，使得知识需求量不断增长，而当时藩校或乡校已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的需要，原有的汉学塾和国学塾，包括洋学塾数量因此而不断增加。其次，综合性的私塾不断增加。日本私塾种类繁多，数量最多的为汉学塾。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部分汉学塾开设了介绍西方文化的课程；洋学塾中不仅引入西方学术和其他基本知识，还保留学习儒学经典的传统，是一种新旧知识互相融合的新型私塾，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向近代教育思想观念转变的萌芽。日本著名医学家绪方洪庵（1810—1863）开设的“适塾”就是这样的私塾。

二、日本“洋学塾”网络系统的形成

随着西方文化不断传播，兰学、洋学影响的不断扩展，逐步形成了遍布日本全国的“洋学塾”网络系统。杉田玄白等是兰学的开创者，他们的学生大槻玄泽（1757—1827）将兰学继承光大。大槻玄泽治学严谨，一生翻译著书110种。⑦他被誉为兰学泰斗。其最大的成绩是开创了兰学教育事业，他于1786年在江户开设了兰学塾“芝兰堂”，这也是日本人最早开设的洋学教育机构。该私塾虽然采用的是塾主主持并任教的传统私塾形式，但却教授荷兰语并通过阅读荷兰医书学习西方医学知识。同时，他强调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的治疗实践获得临床的知识和技术。因此，“芝兰堂”是一所从旧私塾形式中脱胎出来的“洋学”教育机构。这种教育机构采用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可以说它是一种私立的医学专门学校。其教材《兰学阶梯》（1788年）公开出版后成为了当时流行的兰学入门书籍。“芝兰堂”因此而名声大振，学生络绎不绝。据“芝兰堂”塾生名薄统计，当时入学者共计99人，遍及东京，大阪和京都32个县。⑧其后的稻村三伯、山村才助、小石元俊、桥本宗吉等兰学界的中流砥柱都是出自“芝兰堂”。

19世纪30年代以后，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地“洋学塾”纷纷涌现。江户有坪井信道德的“安怀堂”（“日习堂”）；桂川家的文化性集会；大阪有桥本宗吉的“丝汉堂”；中天游的“思思斋塾”；绪方洪庵的“适塾”；京都有稻村三伯的“兰学塾”；小石元俊等的“究理堂”；新宫凉庭的“顺正书院”；广濑元恭的“时习堂”；长崎也集中了众多兰学家及学习者。除了上述有洋学家们开设的洋学塾之外，他们的门人也都在江户、京都、大阪及其故里开办了洋学塾。各地洋学塾都有自己的特色，它们并不是各自孤立发展，而是通过相互游学，互相交流，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洋学系统。例如，“鸣泷塾”的门生生源除长崎外，还有来自其他各地13国。⑨出自“适塾”和“象先堂”的门生，更是遍布日本全国各地，在当时47个都道府县中就占了45个⑩，形成一个星罗棋布的“洋学”庞大的网络体系。

三、日本洋学塾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系

在江户时期，幕府设立各种行政机构，制定了严格的四民身份制度。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所谓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和“四民”以外的贱民。每个阶层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世袭从事固定的职业，并且在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上受到严格规范，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社会上只有武士或武士以上阶层的人才有享受教育的权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入，洋学塾和其他私塾一样，开始吸收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士庶子弟入学，这就打破了原来地域和身份的界限，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士庶共学、有教无类开始确立和实施，推动了日本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发展。

洋学塾主要以学习西方原著为主，它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学术和近代思想的传播，使得新的知识传向四面八方和社会各个阶层。兰学人才不仅分布地区广泛，而且还来自各个阶层。天保九年（1838）绪方洪庵在大阪开设“适塾”，在文久二年（1862）他到江户幕府医学所担任负责人之前24年间，来此塾学习的人共计637人（其中11人没有记载出身地）B11，这些门生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入塾的高峰时期是在美国人佩里率领黑船来日之后，许多日本年轻人感到内忧外患，纷纷前来学习西方知识。

洋学塾的学习生活相对自由。入学、毕业的时期也各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在塾时间长短，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几个不同的私塾学习。弟子入塾、退塾的时间也十分自由。在私塾中，洋学塾与汉学塾不同，它们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洋学塾中的医学塾因为其专业性较强，需要有计划的课程安排。由于一般的洋学塾中都需要学习外语，掌握一门外语需要一个较久持续的过程，过度频繁地更换私塾会严重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洋學塾相对来说学生是比较稳定的。

洋学塾除了开设汉学经典以外，还开设一些实用性的自然科学课程。例如在洋学塾“鸣泷塾”中，除开设了与医学有关的基础医学、病理学等外，还开设了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地理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课程B12，涉及知识范围较广，对开阔学生的眼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是非常有益的。

在教学方式上，在洋学塾中一般采用集中讲解、轮读、会读讨论等教学组织方式。它注重实学的要求，对学校教育理念的设想，以及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转变等，显得格外突出。例如，在适塾中，学生在学完汉学经典之后，就开始阅读外国原著（荷兰语），其内容主要为医学和物理等，并且每月进行六次集体阅读讨论，每次有数十人参加。讨论前决定讲解题目，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自己所讲的具体内容。每次讨论由塾长、塾监或一等生担任评委，进行成绩评定。学生依次按照顺序解释荷兰语原文后，其他门生开始提问，然后就较难的问题进集体行讨论，最后由评委进行评分。对能准确无误的解释内容的门生记“○”，不合格者记“●”，对讨论中解读流利和回答问题正确的优秀者记“△”（“△”评定是“○”的三倍成绩）。到月末进行成绩统计，拥有“○”标记最多的为第一名。如果能连续三个月能保持第一，则可跳一个学级。学生每月进行六次考试，根据成绩重新排名，名次靠前者就可以优先选自己心仪的座位学习。不仅如此，优秀的学生还可以享受自由阅读私塾中所有的外文原版书籍（因为适塾中外文原版书籍很少，直到安政年间，包括医学书和物理书在类，原版教材不超过十本），且获得能听塾主绪方洪庵讲课的待遇。B13

在考核制度上，适塾中实施了“彻底的能力主义”原则。在适塾中根据门生考试成绩设置了8、9个等级。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在《福翁自传》中提及适塾的教育等级体系，由高到低依次为：塾长；塾监；一等；二等（塾长至二等者可以读自己喜欢的读书）；三等（适合万物穷理书会读）；四等（适合文法书后编会读）；五等（适合文法书前编会读）；六等（适合文法书素读生）；其他（六等以上，适合学习原著译本）。B14这种竞争模式类似于江户时期最大的汉学塾——“咸宜园”的“月旦九级”制度（按照考试成绩进行排名的制度）。这种等级的考试制度也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适塾中的这种考试主要是适塾中的外文原著，由于当时外文原著缺乏，数量少，所以学生各自抄写自己考试的四、五页进行预习，并且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抄写者的顺序。新生学完外语语法之后，为自己的学习方便抄写塾内的物理学和医学原著。高年级的学生则往往抄写私塾内没有的外文书籍。因此“抄书”也成了“适塾”中的一大景观。其实所谓的“抄书”，大部分就是听写，一人读，一人写。可见当时学习条件之困难和学生学习精神之顽强。同时，适塾具有自由的学术氛围。例如，绪方洪庵在翻译原著问题上，他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重在理解文章主旨并进行意译。适塾的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不仅培养出了许多医学家，也培养出了深谙兵学，炮术的人才和社会活动家。例如，幕末志士桥本左内、明治政府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日本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陆军西化指导者大鸟圭介、明六社成员福泽谕吉、杉亨二、历任明治政府大藏卿，枢密院顾问官，农商大臣的佐野常民等就都是出自适塾门下。B15

还要指出的是，19世纪前期西方学术在日本不断传播，外国人也开始在日本开设洋学塾，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鸣泷塾”。“鸣泷塾”是德国籍的荷兰商馆医生西保尔德（1796—1866）在长崎开设的独具特色的洋学塾。西保尔德家族为德国医学界的名门，他本人毕业于医科大学，而且通晓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可谓学识广博。西保尔德于1823年来日本，第二年在长崎郊外的鸣泷开设兼具学塾与诊所功能的“鸣泷塾”。西保尔德在鸣泷塾做过腹水穿刺，肿瘤切除等外科手术以外，还做过眼科、产科、妇科手术等手术，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鸣泷塾的教学和科研不仅限于医学，还包括其他西洋自然科学，如地理学、动植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鸣泷塾的学生年龄多在20—30岁之间，都具备了一定的兰学知识，因而鸣泷塾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是高层次的。鸣泷塾教育形式也多种多样，改变了埋头翻译的日本兰学传统，他把自己研究日本计划中的课题分派给学生们，并要求他们用荷兰语提出研究报告。通过这种参与塾主的科学研究的方式，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能力，还提高了学生对西方科学实际应用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实用性。鸣泷塾传授西医以及一般科学，培养出高野长英，渡边华山等一批著名的“洋学家”，他们不仅研究西方技术，也研究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鸣泷塾”为日本人独立进行近代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日本学术史、教育史上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洋学塾和官办的洋学教育机构相比，更具有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与旧的私塾相比，学习内容和方法也不拘一格，新颖自由。洋学塾中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学生的自治管理，依学业成绩划分学习级别，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活动以及学生在各私塾中的自由选择入学等，不仅打破了原来单一的固定模式，也打破了学生之间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的界限，培养了以能力为本位的思想和平等自由精神。因此，洋学塾的兴起为教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培养出思想敏锐，实干能力强的人才。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近几年之中，洋学塾就发展到一百所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尺振八的“共立学舍”、近藤真琴的“攻玉塾”等。洋学塾的兴盛，“表明了面对由明治维新开辟的新时代的国民们的高涨的热情，以此为基础，日本的近代教育急速地发展起来。”B16其后，有些著名的洋学塾，例如“庆应义塾”发展为庆应大学，成为日本的高等学府。

总之，江户时期的洋学塾的发展无论在办学方式、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上都突破了日本旧私塾的诸多局限，形成了不少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式、新制度，为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知识、智力和人才的支持，在日本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五野井隆史：《日本基督教史》，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2页。

②阿尔曼多、松尾多希子译：《南蛮文化渡来记》，萨衣玛鲁出版会1971年，第2页。

③ 当时西洋人是辗转东南亚来日本的，因此被稱为“南蛮人”。由他们带来的文化也称为“南蛮文化”。

④海老泽有道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5》，岩波书店1980年，第543页。

⑤渡边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学史（上）·序》，恒星社厚生阁1986年。

⑥今野雄信：《江户育儿风情》，筑地书馆1988年，第88页。

⑦佐藤荣七：《关于大槻玄泽的译著书》，载兰学资料研究会：《兰学资料研究》第120号，1962年。

⑧⑩田崎哲郎、梅溪昇：《主要兰学塾门人名薄》，载日兰学会编：《洋学史事典》附表5，雄松堂1984年，第228页。

⑨久米康生：《西保尔德与鸣泷塾》书前图表，木耳社1989年。

B11B12海原彻：《近世私塾的研究》，思文阁出版1983年，第251、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