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 许曼克工笔花鸟画探微
何开源
摘 要：明代初期注重文化的恢复，仿效唐宋，注重绘画的政教功能，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出现了边景昭、林良、孙隆等一批优秀的花鸟画家。明初的宫廷绘画虽历时不长，却形成了工笔重彩、粗笔水墨、没骨设色三种花鸟画的绘画形式，对当时和后世的花鸟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边景昭为代表的工笔重彩、以林良为代表的粗笔水墨以及以孙隆为代表的没骨设色来探析明初宫廷花鸟画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明初；宫廷；花鸟画
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结束了蒙古对汉族近百年的统治。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初百废待兴，统治者着重推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建设，以恢复国家的安定繁荣。政治上废除丞相，权分六部，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鼓励开垦荒田，轻徭薄赋恢复农业手工业生产，振兴国家经济；文化上推崇程朱理学，进行八股取士，加强对文人的控制。这些改革都对明初的花鸟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朝虽然没有设立画院，但是有宫廷画家，供职于锦衣卫，地位相对较低。明初的宫廷花鸟画不仅继承了唐至两宋的院体绘画的精华，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创新，对后世的花鸟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工笔重彩
工笔重彩作为院体画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在两宋时达到了顶峰。工笔画以其精勾细描的笔法和明艳的设色吻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审美需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明初的宫廷绘画主要仿照唐宋时期的样式，因其主要是为皇室而创作，其色彩更为符合宫廷皇家的审美，并带有一定的粉饰作用。
明代初期，统治者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稳定民心的目的，在艺术方面也颇为重视，以达到政治教化的作用。因而，工笔重彩花鸟画在这期间便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工笔重彩代表画家主要是边景昭。边景昭，字文进，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记载比较少。边景昭因朝廷征召画家而进入宫廷，供职于故宫的武英殿。他是明代院体花鸟画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擅长工笔重彩，妍丽端庄，饶于生意，更多承袭了宋代院体传统” ，但又由于时代原因，在其画面中略带一丝元画的韵味。其代表作品主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友百禽图》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双鹤图》等。
自唐至两宋以来，传统的工笔花鸟画一直讲究精勾细描、色彩明艳，以体现花鸟画的生动韵味。边景昭不但继承了前人的画法，还加以发展，从而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在其《双鹤图》中，由于尺幅巨大，画面中的主体同样也十分抢眼。画面中描绘了两只丹顶鹤在竹林中，其中鹤的大小接近于真鹤的大小或者略大于真鹤，给人一种压迫感。整幅画面设色淡雅、复古，重现了唐宋工笔重彩的面貌。其中两只丹顶鹤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空间，全身除了头顶呈鲜红色和颈部的黑色以及三级尾羽和腿的黑色以外，都是白色羽毛。丹顶鹤的造型准确，勾勒细致。一只低首向前悠悠的漫步，另一只在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一只脚着地，悠然自在。画面中白色羽毛的画法，除了精勾细描还加以层层叠染，既有背部羽毛的分染又有腹部的整体统染，给人以厚重沉稳的视觉感受，这可以说与宋代院体画风一脉相承。画面中每个细节的处理都恰到好处，既有局部精彩之处而又不失整体的和谐。画中竹子位置的放置不但巧妙地分割了画面，使画面构图平衡，还使两只丹顶鹤之间的空间关系有了虚实变化。在画面的后方，有一湾瘦水缓缓流淌，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空间关系，这是宋代绘画所不曾见到的，但却明显带有元代风格的烙印。在元代王渊和边鲁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这一景象，说明了边景昭的画风中带有元人的影子。
在边景昭其他的作品中还能看到“南宋院体山水笔法”对他的影响。如《三友百禽图》中山石的画法明显就是从马远、夏圭山水的大小斧劈皴而来的；画面中树枝的画法亦是模仿南宋院体山水画的表现技巧，看似松动实则在勾勒时很严谨，整幅作品既有工笔画的严谨又有山水画的灵动。边景昭所作之画在取材上都是一些鸳鸯、鹤、凤凰、喜鹊等具有美好意愿的对象，能够表现富贵祥和的思想，显然是由于处在宫廷，受到帝王的影响较大，从而可以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达到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在这些作品中能看到画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传统而又加以创新的端倪，致使他成为明初工笔重彩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粗笔水墨
宋代出现了文人士大夫这一绘画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书法造诣，对绘画有较高的品评和鉴赏能力。以此形成了文士阶层的绘画潮流，其表现对象侧重于四君子、树石等题材内容，追求一种清新文雅的艺术风貌。发展到南宋，院体山水画、梁楷减笔人物画、牧溪水墨花鸟将水墨的画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进而影响了元代的水墨画风直至明初的林良。
林良，字以善，今广东人，生卒年不详。据记载，林良因长于绘画而得以在成化年间进入宫廷，成为当时的宫廷画家。他擅长水墨写意花鸟画，尤其是对鹰的描绘，水墨淋漓，用笔劲挺奔放，注重环境的搭配，成为那一时代水墨花鸟画家中的佼佼者，并享有和边景昭同等的荣誉。
与边景昭的工笔重彩完全不同，林良更擅长粗笔水墨，进一步发展了南宋院体山水的水墨魅力。明代的统治者是从马背上得来的天下，所以其性格方面会有一些凶猛、果敢、刚毅的成分在里面，喜欢绘画的实用性；加上明初强大的军事实力，在那个时代表现一些有力量型的东西会更符合帝王的审美。由于朱元璋出身平民，在后来的统治者眼中，藝术的审美更趋向于平民化，所以林良为迎合帝王的审美需求创作了大量表现力量、坚毅、速度等题材的作品。在取材上，多以强壮矫健的鹰为主要表现对象，以鹰的力量、凶猛象征帝王的雄才大略。林良画过很多表现鹰的作品，主要有《鹰雁图》《双鹰图》《古木苍鹰图》《秋鹰图》，等等。然而在明代以前画鹰的就很少，而用水墨表现鹰的更是没有，所以给林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他对鹰的各个部位，如喙、眼睛，腹羽、肩羽、爪子等地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林良使用“勾勒和没骨相结合的笔法”来表现鹰，以劲挺的线条表达鹰喙和眼睛的刚硬、犀利的特点，羽毛处用水分较大的笔简单处理，将羽毛蓬松柔软的质地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正羽等较硬的羽毛处则用浓墨写出，爪子部分则是先勾勒后晕染，可以与身体其他的部分区分开。此外，林良还有一些表现吉祥富贵的题材，如大雁、孔雀、锦鸡、鹤等具有美好意愿的事物，如《雁鹊图》《芦雁图》《凤凰图》《松鹤图》《枯木寒鸦图》等。林良水墨花鸟善于用水和墨的特性，使两者能够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水墨淋漓、刚猛的特点，使得整个画面完整而又统一。这种水墨特点正是源自南宋院体山水的水墨力量，在画面中将院体山水笔法的刚劲完美地呈现出来。在林良作品中，通过酣畅淋漓的墨色和劲挺的笔法将鹰、雁等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开辟了一条水墨写意画的新路子。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到了“经营位置”一词，一幅好的作品不光需要有好的立意、笔墨、形式等重要的因素，构图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好的构图与作品的好与坏亦有着直接的联系。林良的构图风格与南宋院体山水有一定的联系，南宋院体山水取“边角”之景；而林良以花鸟取而代之，再经过自己的重新构造，使得这种花鸟式的“边角”之景更加空灵含蓄。
林良的粗笔水墨花鸟画风，成为一时之佳话，从学者甚多，开启了明代院体花鸟画新的篇章。其对后来的吕纪影响颇深，使吕纪的作品能在奔放中见精细，随意中见规整，以至于和林良的画作相比，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三、没骨设色
明代院体画发展到明宣宗时已经很成熟，宣宗皇帝朱瞻基，精通诗文书画，尤其擅长绘画。因而，由于帝王的偏好，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得到了大力扶持而迅速发展，造就了明代宫廷绘画的繁荣昌盛。没骨设色这种画法登上了这一时期的舞台，其代表人物是孙隆。
孙隆，字廷振，江苏毗邻（今常州）人，宣德年间供职于宫廷。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宣宗皇帝的喜爱，而得到了较好地发展，其画风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孙隆“取法北宋徐崇嗣和南宋的法常”，全图皆以彩色描绘，不勾勒边缘线，画面生动潇洒，意趣盎然。徐崇嗣乃五代徐熙之后，将徐熙的“落墨”画法与黄荃的重彩画法相结合，形成了没骨的独特韵味。法常对孙隆的绘画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常擅画水墨写意花鸟，在宋代的院体和文人士大夫绘画之外，另辟途径。而孙隆将法常水墨淋漓的墨法和灵动的笔法与自己的没骨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现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孙隆所处的宣宗时代，距离元朝并不是太遥远，所以元代文人的艺术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文人画在元朝得到十足的发展，画家们追究“士气”，体现个性，作品中写意性逐步增强。孙隆虽处宫廷，但其文人气息丝毫不弱，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开一代之新风，为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隆是一位极具创作力的画家，能依据自己的性格和气质去感悟古人的作品，学习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在古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没骨风格。孙隆喜欢写生，常深入田间园圃，感受自然，描绘亲身经历的事物，使其描绘的作品充满生机，从他《花鸟草虫图》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绘画特点。图中花鸟草虫的形象生动传神，极具动感，较少用墨，完全以彩笔点染而成，用笔挥放自如、洒脱，有很强的趣味性。
孙隆的没骨花鸟画突破了宋以来院体花鸟画的严谨格局，开始追求文人的放达和潇洒，注重用笔的简练洒脱和水墨色彩的额酣畅淋漓，如其作品《芙蓉游鹅图》，“粗细笔结合”，以没骨点染而成，水墨温润，浓淡相宜。画面中的主体鹅，在背景淡墨色的烘托之下以细笔描绘，十分突出；鹅的造型生动准确，以没骨描绘，严谨细致而又不失简练轻松；尤其是在颈部和头部墨色的表现，与身体其他部分和谐统一，从而增强了画面的节奏感。背景的湖石和花草树木以粗笔水墨的形式变现，简单而又不失和谐，恰到好处，为整幅作品增添了可读性。
四、结语
明初宫廷花鸟画的发展，既符合了宫廷皇家的审美需求，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工笔重彩花鸟画、粗笔水墨花鸟画、没骨花鸟画三种形式。边景昭的重彩彰显了明代建国以来的繁荣昌盛和恢弘的氣魄，林良的水墨显示了明代尚武的本质，通过劲挺有力的笔触一反当时宫廷的萎靡不正之风，孙隆的没骨更是显示了宣宗皇帝的创作才情，是对宣宗朝宫廷花鸟画创作的肯定。明代院体虽历时不长，却能改变元代消极避世的倾向，发扬唐宋院体的光辉，服务于当下，并对明清的花鸟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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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