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借问酒家何处有清明

曹俊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早已妇孺皆知，流传千古。也正是这绝世美文，引发了人们对“杏花村”地望无休止的考证。及至今日，由此引发的文化争夺和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搜集山西陶瓷资料时，从景德镇寻得两件带有“杏花村用”款的白釉碗底残片标本，为目前仅见，弥足珍贵。遂得拙文一篇，试着对标本的烧造、使用等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两件“杏花村用”款白釉瓷

两件标本皆为碗。

标本一，编号XH：1。器形规整。弧腹，底微塌，圈足，足墙外低内高（俗称“挖足过肩”），外墙竖直，内墙微弧，足沿尖圆，足心有乳状突起。胎体坚致，胎质洁白细腻，有细小气孔。内外施釉，足沿及内墙局部无釉。白釉泛青，呈鹅蛋青色。釉面平滑光洁，偶见“爆釉点”。足底有“火石红”和“粘砂”现象。内外光素无纹，底心用青花书写两行四字楷书款“杏花村用”，字体较规整（见图1）。

标本二，编号XH：2。器形规整。弧腹，底较薄，微塌，圈足，足墙外低内高，外墙竖直，内墙微弧，足沿圆滚，足心有乳状突起。胎体坚致，胎质洁白细腻，可见细小气孔。内外施釉，足沿及内墙局部无釉。白釉泛青，釉面平滑光洁。足底有“火石红”现象，内底落有一块窑砂。底心用青花书写两行四字楷书款“杏花村用”，字体较规整（见图2）。

二、窑口、时代等属性的考证

两件标本皆胎体坚致细腻，釉面光洁平整，制作规整，胎釉特征更符合江西景德镇窑产品的特征。明清时期，生产所谓的“细瓷”的窑口，特别是青花瓷，除江西景德镇的诸多窑场外，还有江西的乐平、吉安，云南的玉溪、建水、禄丰，广东的博罗、揭阳、澄迈、东兴，福建的平和、德化、漳浦、诏安、华安、安溪、屏南，浙江的江山，湖南的益阳，四川的会理窑，香港的大埔碗窑等。但无论是烧造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比景德镇要逊色很多。景德镇拥有优质的制瓷原料，元代之后，为了改善瓷器的理化性能，景德镇的窑工们在制备胎料时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坯料配方。高岭土的掺入，使得瓷胎中氧化铝（Al2O3）的含量增高，扩大了瓷器的烧成温度范围，减少了瓷胎的变形率，提高了瓷器的强度和胎的质量。同样，配制釉料的瓷石，采用了相对风化程度较差的一类，含较高的K20和Na2O，减少了釉中CaO的用量，有利于增加高温烧成过程中釉的黏度和增宽烧成温度范围，也有利于釉面白度的提高[1]。胎釉制备技术的提高，对景德镇瓷器质量的突飞猛进和开创新品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超过其他瓷区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代中期以前，景德镇的优质制瓷原料高岭土以及先进的烧瓷工艺皆被官窑垄断，民窑生產瓷器得不到优质的高岭土。使用的是麻仓附近所产的低等高岭土，胎釉白度不高，青花料呈色暗淡，产品粗糙劣质，少有精美者。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官营瓷业日趋没落，御窑厂的制瓷原料，虽然防范极严，但还是“青色狼藉，有司不能察，流于民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遗诏曰：“诏告天下，烧造等项悉皆停止。”景德镇御窑厂宣告停烧，给民窑制瓷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时民窑瓷器在质量上逐渐提高，甚至能生产出和官窑相媲美的精细制品。明代晚期，民窑中大量出现精细制品也便不足为奇。这两件标本，胎釉比较精细，为明代晚期民窑所烧造的较为细致的日常生活用瓷。

纵观两件标本，胎体较薄，瓷化程度较好。釉薄而色泽光亮，釉色白中微泛青。器形特征为塌底，圈足内弧，足心有乳状突起。装烧工艺遗留的痕迹上，足底有“火石红”和“粘砂（俗称‘米糊底）”现象。落款方式上比较随意，青花发色灰蓝，收笔处色浓发黑等。这些更符合明代末期天启、崇祯时期的器物特征。

明清时期，景德镇所生产的瓷器，依使用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御窑厂烧造的专供皇室所用官窑瓷器，二是为普通百姓所用民窑瓷器，三是民窑为个人所订烧的高档瓷器，四是供出口贸易的外销瓷。订烧的瓷器一般都有款识，大多记订烧者的堂号、斋号或写有吉言，也有带干支款者。并且一般制作都比较精细，多为民窑为一些达官贵族或文人雅客所烧制。这里的两件标本，为杏花村以集体的名义在景德镇民窑所订烧的产品。这种现象在景德镇制瓷史上十分罕见。因此，这两件标本的出现，为研究景德镇陶瓷的生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标本中“杏花村”地望的考证

据调查，全国名曰杏花村的地方有80余处。历史上曾产酒的主要有三处，即山西汾阳、安徽贵池和湖北麻城。其中争论最大、冲突最多的当为晋皖两地的杏花村之争，双方各据一词，互不相让。较有影响的考辨见有郎永清先生的“安徽贵池说”[2]和吕世宏先生的“山西汾阳说”[3]。纵观双方所举，无不是从史书典籍出发，通过考证杜牧的生平任职、游历事迹，还有唐代的气候环境等方面来据理力争。文献典籍对研究古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然而，单凭史料所载，其可信度便打了折扣。因此，必须文献结合实物，尤其是田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历史学方法来进行考证。

1982年秋，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家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杏花村遗址进行了野外调查和试掘，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位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杏花村遗址的堆积形成经历了八个阶段，分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遗址下埋藏的古代遗物相当丰富，从仰韶文化时期的小口尖底瓶，到后来的斝、壶、杯等酒器的出土，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这里已经有先民从事酿酒生产活动，且一直延续至夏商未曾中断过[4]。同样，邻近的宏寺、峪道河等遗址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酒器[5]。

进入商周，山西方国林立，吕梁处于鬼方的势力范围，在汾阳及其附近的石楼等地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纹饰精美的青铜酒具，如商代兽面龙首提梁卣、云纹铃觚、雷纹爵、龙形觥、弦纹壶、夔纹斝等，说明当时酿酒和饮酒之风在汾阳一带十分盛行。

汉魏两晋时期，汾阳地处匈奴势力范围管辖之下，少数民族嗜酒的习俗极大地刺激了杏花村酿酒技术的发展。周边右玉出土的汉代胡傅酒樽、温酒樽，是这一时期饮酒之风盛行的真实写照。至北朝，汾酒受到了高级贵族的喜爱，甚至已经是宫廷用酒了。《北齐书》中记载：“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晋中地区的太原王郭娄叡墓、王家峰徐显秀墓、寿阳贾家庄厍狄迴洛墓、祁县白圭韩裔墓等地高级贵族墓葬，都出土大量精美的瓷质龙柄凤首壶、瓶、尊、托杯等酒具[6]。

从隋唐、宋、辽金直到元代，汾酒历六朝不衰，成为世界酒文化中的一大奇迹。汾阳附近出土的这个时间段内的酒器数量十分丰富，从吕梁汉画像石博物馆和汾阳市博物馆所藏器物便可管窥一斑，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明清时期，汾酒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口感，成为皇家贡酒而驰名全国。随着晋商在全国商业的兴起，汾酒先进的酿酒技术也被带到全国各地，衍生出各种风格的地方白洒。

民国四年（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山西杏花村汾酒，作为中国唯一具有独立品牌的白酒，荣获巴拿马赛会甲等大奖章，名声大噪，享誉全球。新中国成立后，汾酒被确定为第一次国宴用酒，并连续五次荣获中国名酒称号。2006年6月，山西杏花村汾酒传统酿造工艺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在中国酒文化中，汾酒文化是唯一一个历史文化脉络清晰、传承有序、从未间断而又影响深远的酒文化。纵观世界酒史，能在酒坛纵横驰骋、持续辉煌的名酒，非汾酒莫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汾酒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当然，杏花村更清晰的酿酒史脉络，仍需依靠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期待不久的将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酿酒作坊遗址、酿酒设施、盛酒器物等更有力的证据能够出现。

再来说说这两件景德镇出土的瓷片标本。首先，标本为基础建设所出（当为窑址内遗物），是出土遗物。雖非官方考古发掘所得，但来源可靠，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这也是透物鉴史的前提。如前所考，两件标本为明代末期天启、崇祯年间遗物。明清之际，唤作“杏花村”的地方中，应该只有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有酿酒的生产活动。最有争议的贵池杏花村，依清康熙时安徽贵池人郎遂所撰《杏花村志》所载可知：“粤唐迄明，兴废不一。嘉靖间一兴于郡丞蒲州张公邦教，天崇间再兴于郡守归安顾公元镜。……嗣后，杏花零落，酒社烟荒……”村亦如此，更谈何酿酒？明清两代山西汾阳的杏花村，酿酒业正处于历史的又一个高峰，成为贡酒。因此，有实际需要，也有实力在景德镇订烧瓷器者，唯有此处。并且作为酒坊使用的器物，这些碗的订烧量应该很大，甚至可能还有别的器物烧造。从标本的遗痕上来推测，为了节约成本，既满足量的需求，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成品的烧造质量，景德镇的窑工们在使用匣钵单件仰烧的装烧工艺时，碗与匣钵间以垫砂间隔，缩小了坯件与匣钵间的距离。这样匣钵的体积减小，增大了空间的容量，匣钵叠摞更多，窑炉内可装烧器物的总量自然便可增加。

四、结语

两件明代景德镇“杏花村用”瓷片的面世，填补了明清瓷器款识的空白，对研究景德镇的制瓷手工业以及杏花村酒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酿酒史的地方，又怎能不受到包括杜牧在内的众多文人骚客的青睐呢？无论在诗中所称“杏花村”花落谁家，其作为千年来传承的一种文化符号，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开发利用的深入思考。

注释：

[1]张志刚，郭演仪，陈尧成.景德镇明代民间青花瓷器[J].硅酸盐通报，1987（6）.

[2]郎永清.“杏花村”地望之争辨析[J].中国地方志，2003（3）.

[3]吕世宏.杜牧《清明》诗中“杏花村”确切地点考——与郎永清先生商榷[J].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2005（1）.

[4]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J].文物，1989（4）.

[5]马升，段沛庭.山西汾阳县宏寺遗址调查[J].文物世界，1996（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汾阳县峪道河遗址调查[J].考古，1983（11）；同[4].

[6]实物资料参见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瓷苑艺葩”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