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新变：清末民国鼎革之际的匾额题文

传承与新变清末民国鼎革之际的匾额题文漫谈

杨全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我国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清帝的退位又宣告横亘我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灰飞烟灭；然而这种国家的更迭完全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由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向另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递嬗，蜕变为君主专制王朝向近代国家的过渡；而民国恰恰扮演了这个过渡者的角色，其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择取也无不彰显出“新”的气息：这种“新”的气息与历史上各朝鼎革不同，它包含了较多的时代话语，而且近代以来的人文理念的注入也不同于以往其他时期——尤其是外来思想对我国固有文化的积极渗入。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藏部分民国匾额题文就反映出在清民鼎革之际的文化流变，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匾额题文为例，以此来探讨时代洪流下的匾文的传承及衍变。

因袭与传承，对传统的认同

文化的形成伴随着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其若改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对传统文化的择取其前提就是对固有文化的传承。

在清民鼎革之际，我国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并且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传统社会价值观遭到了空前的质疑与批判，但是儒家的行为方式和体认程度，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且又是基于社会与文化的高度契合上：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层次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共有意识。直到近代，上层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乡村基础；同时在乡村，小传统并没有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明显分离。所以这种同质文化的某些特点就变化得很缓慢——如敬重尊长、男女不平等、维护父系宗族和兄弟间平等继承。地方性的改变不会破坏这些普遍的习俗，即使它们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可能改变。

民国匾额题文多承袭传统主题：如推崇贤德、祝寿贺喜之类。这些匾额对文化的传承不单单是对儒家价值观的体认，同时也无意识的强化了传统文化内里中所引申出的一系列符号：诸如“仕宦情结”“君臣大义”“男尊女卑”，等等。

现将几块民国匾罗列如下：

“玉成宗柘”匾（图一），上款：恭颂清例授翰林院待诏清明老先生，下款：谷政公嗣孙等敬题，民国二十七年岁在戊寅冬月吉旦。

“洛社丰仪”匾（图二），上款：恭祝例授大学生葆初尊书大人七旬开一荣寿，下款：前由殷股行走加封参赞复在外务部储才馆经保和殿廷试钦取第一翰林院编修宗侄刁作谦鞠躬赠，民国六年丁巳岁季秋月下浣谷旦立。

“眉寿永年”匾（图三），上款：恭祝清授国学生利府泰翁人丈大人花甲晋六暨德配胡孺人古稀同庆，下款：江西省议会员愚侄罗世杰鞠躬，民国丁巳六年春月谷旦吉立。

“婺星腾辉”匾（图四），上款：恭为大壹范袁母杨老孺人三周年纪念，下款：张宗信等50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夷则月中澣谷旦。

“耳顺齐眉”匾，上款：清邑庠生刘君辑五先生六一华诞暨原配赖孺人夫妇同庆，下款：民国十三年岁在甲子正月觳旦。

这些匾额的题款清楚标注了匾主在清朝所居的官职或清廷所授予的头衔，民国时期的匾额为何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源于我国有着浓厚的仕宦情结，“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在国民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匾主还是题匾人都要在款识中罗列出其所任官职与加封头衔，哪怕是虚职：例如上面题款中的“太学生”“庠生”等都是一种虚衔。女性的封号也会在题款中有所展现：常见的有孺人、淑人、宜人、安人等等，可以看出女性为男性的附庸这种观念在民国时依旧相当严重，而且祝贺匾主夫妇双寿的匾文都是按照男居女前的顺序书写，如“眉寿永年”匾，并且诸多题款中仅有女性的氏而未书女子之名，却代之以对女性的这些官定的封号——也可以说官方与世俗同时界定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活动尺度。

其次，鼎革之际的遗老心态也在此有着浓重的一笔，题款中显眼的清朝官职不仅是匾主的一种炫耀，更是对满清的一种留恋。这种留恋也不单单是匾主对官职的偏爱，更多是对前朝生活的一种痴迷——可以说是忠君思想的外化，“不贰臣”也就成了他们的共识。然而题匾者又有很多是国民政府要员，他们自己或长辈大多是前朝的过来人，对前朝还抱有很大程度上的尊重，同时也可见国民政府对前朝的宽容态度。蒋介石为严庚华所题“双星映桂”匾，下款“严府庚华老先生暨德配方氏孺人七旬双庆”中，也标有对方氏的敬称——“孺人”，由此可见其态度的宽容。“双星映桂”匾（图五），上款：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晚生蒋中正祝题，下款：严府庚华老先生暨德配方氏孺人七旬双庆。民国十九年岁次庚午春月吉立。

改良、筛选与存留

虽然说民国匾额在祝寿贺喜与歌功颂德上都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但是随着国民政府革除了一些社会固有陋习，一些新变也体现在匾额上——所谓的“贞节牌坊”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妇女的解放，与此同时废除女子缠足陋习，主张婚姻自由，女子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等也成了人们的共识。

清代匾额中多有以赞颂和鼓吹妇女守节之志的主题，比如：柏舟之志、三四完人、节凛冰霜、青年就义等，民国时这类匾额显著减少，一方面由于国门大开之后社会风气的渐变；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制订了相应的政策：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订了“风俗调查表式”（后定名《风俗调查刚要》）和（（淫祠邪祀调查表》，呈请行政院批准后，指令各省政府分饬所属各市、县政府组织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文字材料上交省政府汇总呈报内政部。与此同时，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办法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恶风陋俗加以取缔，并对办理禁止男子蓄辫、禁止妇女缠足等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但也不能绝对说这种现象都已完全根除，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还是有一定的残留，例如我馆从陕西洛南县征集的“节孝流芳”匾（图六），上款：大阃范王母曹孺人硕德，下款：子婿张顺、张解元、张须，戚崇德、郭方，外孙张维仁仝立，民国四年岁次乙卯九月谷旦。这块匾立于1916年，距清帝退位仅四年，一些传统观念还未完全根除，所以在较为偏远的商洛地区妇女还葆有较高程度的贞洁观。当然匾主是一位年纪颇大的外祖母，其一生大多在清朝渡过，以此来标榜也自然无可厚非。

捍卫一方性质的匾额明显增多

中华民国成立起初政权根基并不牢固，其间伴随着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等闹剧，接踵而至的又是军阀林立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即使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依旧不得不面对其势力范围不能涵盖整个国家的这个现实，而权力真空地带要么为地方武装头目所把持，要么就由地方大族势力所领导：割据一方的小头目往往带有绿林色彩，对地方的治安与民众的生活构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威胁；若是地方大族则对当地的稳定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

民国时期这类匾额的增多，也说明在时代动荡下，部分地方百姓的安危维系于德高望重的乡绅身上，一方面他们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望，广大民众对其十分信服；一方面基于我国乡土社会这个事实，当地大族的介入以及百姓所恪守的乡约道规成了动荡年代地方“自治”性质的法律规范。

从我馆征集于河南相对偏远县区的匾额可以窥见一斑：2005年12月征集于卢氏县的“名垂间里”匾（图七），上款：清孝廉方正前代理雒南县知事杨秉口题，大德望何老先生三周年纪念，下款：永安保四社亲及邻仝鞠躬，中华民国拾三年十二月谷旦立。

2005年春征集于偃师市庞村的“一方保障”匾，上款：大德望台翁陈老先生大人懿行，下款：中华民国口口口上浣谷旦。2003年征集于汝州市的“望重乡间”匾，上款：恭颂口口口大人懿行，下款：中华民国八年九月吉日立，张宗合等众亲友仝顿首。2004年征集于偃师市东蔡庄村的“望重梓桑”匾，上款：萱翁兰老先生懿行暨德配王太夫人淑——下款：庄则敬等三十一人，中华民国口十三年三月谷旦。2005年征集于洛宁县杨坡村的“恩被族党”匾，上款：追颂家伯父应志大人，伯母李孺人遗泽，下款：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葭月谷旦，从堂侄金泰、金顺、金须仝立。

时代话语的并入

鸦片战争后，被迫的“对外开放”在沿海通商口岸，使传统社交礼仪开始渐渐解体，加之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可在广大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老爷等称谓。无不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尊卑。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丁祭除去拜跪》，《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等称呼，反映出文明开化以来，人与人之间关系逐渐走向平等。

很多匾额也反映出这种新变，前文所述“洛社丰仪”与“眉寿永年”二匾：下款明确写有“鞠躬”一词，它不仅与清代匾额常题的“拜题”“拜赠”“顿首拜撰”等敬语相异，而且清晰并入了“新时代”的话语；当然使用“鞠躬”这个“新词”来题匾的不单单是民国政府要员，也有普通百姓的，例如：2004年征集于偃师市的“严慈垂范”匾，上款：清武庠生员清翁苏老先生、孺人苏母薛太君懿行，下款：大中华民国二十四年菊月中浣谷旦，乡眷鞠躬。可见当时新式礼仪早已普及到内地县区。

新的社交礼仪有独特的内涵，也是国门大开后的一系列西化结果，简化了的礼仪无非是告别传统生活方式的开端，而近代社会本身的生活方式反过来又淘汰了繁琐的礼仪向着效率迈进。探讨这一时期匾额题文的传承及流变，是对晚清以来国民习俗的一个考察，从这些微小的变化中去感受时代洪流的变迁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