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的港姐全裸艺术写真
雷虎
With the boom of Buddhist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technique of Chinese engraving printing developed rapidly in ancient times. Now we live in a material age in which the technique is going to get off the stage of history， but everyone should know what the origin is. Almost 125，000 woodblock printings of Buddhist classics reserved in Jinling engraving place are just like some living fossils， presenting the fascinating glamour of the unique art.
一个地名，一个门牌，就如地图上的X、Y坐标，构成了一个二维的世界，让我们在平面移动时，能够精确定位。但是世间还有些东西存在着Z坐标。在历史的长河中纵向地为人们标注出一条轨迹，告诉人们它从哪里来，激发起人们对其根源的探寻，让人的世界变得立体——不仅身体归位，而且心灵升华。金陵刻经就是这样一个坐标：它将自己以Z坐标的方式，留在空间与时间交集的纵向线上。
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有一道灰墙圈起了六亩三分地，就如同青篱隔离了喧嚣与寒流，墙外车水马龙，人间烟火；墙内黄灯青卷，恬静院落。如果不是门楼上“金陵刻经处”几个苍劲的大字提醒，路人还以为误闯进了明清达官显贵的私宅别院。
在其间居士塔下长眠的，是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有“近代佛教复兴第一人”之称的杨仁山居士；而简朴的“深柳居”正是杨仁山及其追随者复兴研习佛法处：谭嗣同在此和杨仁山结成忘年交，苏曼殊在此教过梵文，欧阳竟无、释太虚等文化名流曾经研习佛法——淮海路35号，这六亩三分地虽小，却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原点。
1866年，杨仁山全家从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县）迁来南京复兴佛教，期望让国人在佛法的洗礼下达到心灵的净化，最终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而要让国人知佛、信佛，那就要从佛教典籍的普及开始。从1866年始杨仁山一直租屋而住，直到1896年，在谭嗣同的帮助下，金陵刻经处得以于1898年冬建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集雕刻、印刷、流通及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的成立为面临凋零的中国佛经雕版印刷形成了标杆效应，如皋、杭州、常熟、扬州等刻经处相继成立。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杨仁山从朝鲜、日本找回我国隋唐时代古德著作300余种，择其最善者刊刻流通，使唯识、三论、华严、净土等教义得以昌明。
在从事佛典刻印事业外，1908年，杨仁山还在刻经处设立佛教学校——祗洹精舍，招生教授佛学，培养佛教人才，首次把现代教训理念引入佛学教育中；1910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教研究会，开展佛教研究和讲经活动。这些举动，让太虚、开悟、邱虚明、谢无量、欧阳竟无等一大批佛学名人迅速涌现，而正是这些人的出现，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才迎来了曙光。
金陵刻经处的房屋都是不施粉黛的平房，唯有经版楼是二层现代小楼。经版楼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全因金陵刻经处成为全世界佛教典籍教科书的底气，经版楼中多达125000块经版无一不是雕版中的精品。
经版楼的每一块经版，都是世间唯一的。那么为何不对经版进行备份呢？原来，金陵刻经处的经版被称为“金陵版”，用黄梨木制成。一只标准尺寸的经板原料就需要1000多元，经版楼中的经板做一次备份就要花费1.25亿元。更重要的是，一块经版双面刻，只能刻800来字，却需要一个技艺精湛的技工至少刻满15天。目前，金陵刻经处只有两位雕版师。师徒俩火力全开，一个月也只能刻出4块经版。要让师徒俩把经版楼中的经版全部备份一次，需要5000多年。
作为金陵刻经技艺唯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萌青热心向每个关心金陵刻经技艺的人传授他的刻经技艺。金陵刻经处曾面向社会招聘传承人十多年，却只招收到一名女弟子邓清之。师徒俩把“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刻经看成一种人生修行。
从马萌青到邓清之，金陵刻经已两代单传，无论是马萌青刻经还是邓清之抄经的手艺都成了绝活。庆幸的是2012年2月，金陵刻经处来了两位90后。虽然三世只有四人，但马萌清觉得已经很人丁兴旺了。
曾几何时，随着科举制度与佛教的兴盛，让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得以迅速推广；而金陵刻经处“活化石”般的雕版印刷，让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清晰地看到了那条标注着纵向延伸的Z坐标，这条纵向线如今还在延续，它的延续一直在告诉人们，什么是根，什么是源。（责编 李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