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鉴定中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的尝试

亮鉴 青铜器鉴定中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的尝试

彭众　董亚巍　冯松林　秦颖

贺州出土的青铜器在岭南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时常出土一些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怪异青铜器，非常具有地方特色。2014年1月6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冯松林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秦颖教授、鄂州博物馆董亚巍研究员等六人齐聚广西贺州市博物馆（见图1），针对贺州本地出土青铜器进行研究分析。

一、对潇贺古道零星出土铜器的研究分析

限于篇幅，此处仅选二枚有代表性的青铜钟为例。二枚青铜钟零星分布在桂岭、里松，是潇贺古道穿过的区域，其出土的方式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窖藏，而是以单件零星的方式埋在浅层的地表。所以，用传统考古方法较难准确断代，贺州博物馆一直保守地认为是战国时期的铜钟。

1.钮钟（见图2），桥形钮，腔体近筒状，稍斜长，纵截面呈梯形，横截面呈椭扁形，于平。舞有横向披缝，在舞下部，有两枚，两枚下有横向水波纹。鼓上部有五枚，枚上有横向水波纹。中部饰两组对称纵向水波纹。腔体两外侧有T形脊饰，已残缺。1976年贺县桂岭镇英民村鳖景岭黎秋水修水利时发现。

2.甬钟（见图3），圆柱形甬，甬中空，不封衡，衡下有横穿，甬下部有旋，干饰绳纹，干上端附甬，下端附旋。舞有横向披缝，披缝两侧有大小不等若干组雷纹，雷纹线条较粗。钲上部饰人面纹，人面下饰“X”纹。篆饰云雷纹，正背面枚三个一组，各六组，计36枚。鼓饰云纹。于部弧曲较为平直。阔腔。2004年里松镇文汉村刘屋公路排水管处发现。

董亚巍先生对二枚青铜钟仔细观察后发现，两件器物都是用双合范铸造的，并且一范到底，浇口清晰，这种双合范铸造方法是西周铜钟范铸工艺的一个重要特点。钮钟饰西周盛行的水波纹，风格简约，其外形与衡阳市博物馆藏品春秋晚期变龙兽面纹钟相近，但两者的纹饰风格与枚布局风格相去甚远。从目前全国出土的平于钮钟的情况看，平于钮钟在西周晚期前尚未发现过有枚，至春秋晚期起才和双音钟设枚相同。但是，图2中的钮钟钟枚布局较为原始，和春秋晚期钟枚设置有较大差别，比衡阳市博物馆藏品春秋晚期变龙兽面纹钟要早很多。所以，从范铸工艺、器形、纹饰特征、枚的特征四个方面综合判断，钮钟为春秋早期或早期偏晚。甬钟的枚又细又长，没有披缝，符合早期铜钟的特点。甬钟纹饰其实是简化的人面纹与雷纹组合而成，与西周墓出土的剑首纹饰相同。另外，由于图3甬钟为2004年群众发现和上交的，为进一步确认其可靠性，显微镜显示其锈层符合年代久远特征（见图4）。从范铸工艺、器形、纹饰特征、枚的特征四个方面综合判断，此甬钟应为西周中期器。

二、沙田河青铜文化区墓葬出土青铜器的分析

沙田河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密集分布的区域，是贺州青铜文化的重心。1996年在这一区域发现并清理了有周代刀形墓，这种刀形墓多见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小型墓。1991年，贺州沙田河流域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岩洞墓。2001年，广西文物队在沙田河流域探明有近四百座周墓，并随机试掘了两座竖穴墓。另外，还在芳林附近发现存在一个战国时期的城喾营盘。由于沙田河流域墓葬出土青铜器中，几乎都含有青铜叉形器，并且这种叉形器是全国仅有的，因此，我们将它命名为沙田河青铜文化区。限于篇幅，选五件有代表眭墓葬出土的部分青铜为研究对象。

1.战国弦纹附耳铜鼎（见图5），1991年7月18日贺县沙田镇龙中村出土。附耳，窄沿，斜唇，口微敛，浅圜腹，腹微下坠，平底，三扁兽足对称分布。腹外壁有两道凸弦纹各绕腹一周，腹内底有一圈太阳光芒纹，圈内四云纹交缠组成涡纹图案。底有三道披缝，构成弧边“三角”形，底中部有一明显浇口痕迹，底有大面积黑烟迹。口沿一侧至一足底有一范到底形成的贯通披缝，口沿另一侧至腹底有一道贯通披缝。

此鼎由对称两外范、一耳芯、一腹外芯、一腹内芯经合范后一次铸成，范铸工艺与器形符合战国时代特征，战国器。

2.西周环钮兽耳涡纹铜罍（见图6），1996年8月28日贺州市沙田马东小学出土。敞口平沿，束颈广肩，短腹，高圈足，颈部有两道凸弦，肩颈结合部有一道凸弦，肩腹交接处有一道凸弦，肩部有六个凸起的涡纹，肩部有两龙首耳，耳内各一圆形套环，环扁圆，腹部近足处有一兽首。

此器打磨完好，披缝非常难找，只发现兽首在浇铸时安置泥芯的芯痕。董亚巍先生和秦颖教授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时留下的泥芯是重要的文物信息。铸造青铜器时，要先做泥模、泥范和泥芯，泥一般是就地或就近地取得。根据地球上约每十公里区域的泥土含的元素有差别的原理，只要对泥芯的泥及不同地方原生泥取样做分析对比，就基本能确定含泥芯的青铜器的铸造产地。因此，取了泥芯样本进行了研究（见图7）。结果待出。

此器与上海博物馆藏的商晚兽面纹罍及保利博物馆藏商晚罍器形相近，但口沿和圈足稍有区别，但与陕西长安普渡村出土的西周早期罍的口沿和圈足非常相近。因此认为此器为西周早期器。

3.东周蟠虺纹青铜瓿，1991年7月18日贺县沙田镇龙中村出土。斜唇，折沿，直口，短直颈，圆鼓腹，底外形似有圈足而实为平。器两侧的肩至最大腹处各有二残短柱形钮。肩、腹部各有一组双凹纹绕器一周，把肩腹分成三个区域，上、下两区域密布细虺纹，中区绕器腹一周平均分布有八个凹纹圈，圈内布满虺纹，圈外布满虺纹。从放大的图8上可以看到，虺纹带间有纵横交错的直线痕迹，表明虺纹带是由一个个纹饰单元拚兑组成的，这种纹饰技术是春秋后常用的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见图9）。颈至肩上部和腹下部至底部无纹饰。平均分布的四条由口沿至底因一范到底形成的贯通披缝，与底部圆形披缝相接。

此器由一腹内芯、一腹外芯、四外范经合范一次浇铸而成。饰春秋盛行的虺纹，从范铸工艺、纹饰、纹饰技术、器物组合四方面综合判断，此器为战国早期器。

4.战国青铜剑（见图10），1997年1月10日里松镇新华村广新冲乌鸦岩出土。剑首圆，首外端平，圆茎，茎有两箍，格宽，呈菱形，突脊，尖锋，近尖锋处两从微收，近格部刃微残。

从剑从部位的显微照片可以看出，打磨痕迹是平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与剑身垂直（见图11），部分锈覆盖住打磨痕，符合逻辑顺序。此剑身、格、茎、首间有接痕，经过合范分铸、组装、接铸、打磨四道工序铸成，符合春秋晚期至战国铸造工艺，其器形符合春秋至战国早期特征，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器。

5.青铜叉形器（见图12），从1991年起，在贺州沙田河流域陆续出土了不少形状怪异的青铜器，由于全国各地一直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器物，也没见有其他地方有类似器物出土的报道，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弄清楚它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器物的器名无从确定，贺州文物工作者根据器形暂时把它定名为“叉形器”，从多年来沙田河流域周代墓葬出土的器物上看，发现只有一座西周墓没有出土青铜叉形器，说明青铜又形器出土在这一带较普遍，其铸造年代根据同墓出土器年代参考确定，一般为春秋战国时期。正因为叉形器为贺州特有和有地方区域的普遍性，我们选择叉形器作为研究对象。

冯松林研究员认为，首先，古代铜器由铜矿经加工熔炼后，经过添加锡和铅混合熔炼后成形，铜矿总是携带着产地的某些特征信息，这是形成铜矿的条件决定的，即古代铜器携带着产地信息。其次，随着炼铜和制造技术发展和生产工艺改进，伴随时代变化，古代铜器中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含量有规律地相应发生微弱改变，这是它的内在年代特征。这两条是进行科技分析的依据。根据这两条依据，拟对叉形器金属材料产地、年代作为重点研究事项。青铜叉形器，整器素面，长条梯形，略显得窄长，上大下小，背面为平面，正面为内弧面。上端有不太明显的“刃”，为单斜钝面。冯松林先生及其助手用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仪对青铜叉形器背面的上部、中部、下部及二个锈点做无损检测。目前在分析中。

以上是通过传统考古的方法及范铸技术分析，结合现代核物理技术应用，泥芯和原生土的分析对比，基本上可以确定铸青铜器的铜料产地、青铜器铸造产地、铸造工艺、铸造年代等。这次研究，是多种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为研究区域青铜文化、补史、正史和建立标本库等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