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价值观念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

自由平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片

谭培文

摘 要：

平等由中国传统文化“平”的概念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经过一个漫长过程。不过，平等观念的创造性转化是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实现的。我国建国后，全国人民获得了政治的形式平等，问题在于经济的实质平等，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平等，这是一个世界难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平等扬弃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平等的消极因素，平等转化为作为公平正义的平等价值观念，它是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典范。实现其创造性转化的原因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内涵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因素；扎根于中国国情实践的沃土之中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的活水源泉；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标准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遵循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

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不过，在中国先秦及至明末清初王船山的文献中，尚未发现规范意义的“平等”概念。这就导致些许误读，认为中国的平等价值观念是照搬西方的。平等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確最初出自西方文化。但是，社会主义平等与西方的平等观念，只是形似，而非神似。它的内涵是中国文化赋予的。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平等价值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平等的文化基因或血脉，平等价值观念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

一、从中国先秦及至王船山等的“平”等思想

在中国，平等的思想源远流长。道家老子看到奴隶私有制给社会带来贫富分化和对立以及人格道德的分裂，从而更加激起了他超世脱俗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对原始平均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 。《老子》第七十七章说 ：“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熟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这就是说，人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平等，有违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不是违背天地良心吗？循天道，就应“损有余而补不足”，从而实现二者平等或平均。庄子谈到了人与人的平等的问题。《庄子·人世间》说：“与天为徒者， 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这就是说，天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天子”与“己”都是“天之所子”。既然如此，那我与天子就是平等的。

儒家孔子始终坚持入世的学术取向，关注现实不均带来的危机，抱有一种挽家国于既倒，解救万民于水火的忧患意识。《论语·季氏》曰：“丘也闻，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这里的“均”，就是平均、平等之意。患不均，表现了孔子对不均、不平造成国家、社会贫富悬殊而带来危机的忧患。当然，“平等”不等于“平均”，孔子从无“贫”富差别来讲平均，表现了他对原始共产主义的留恋和理想追求。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已经确立、封建因素开始萌芽的时代，原始平均共产主义已成过去，他不讲贫富之平均，而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孟子·告子上》甚至认为，圣人与我同，人人皆有仁爱之心。《孟子·离娄下》说：“尧舜与人同耳”，是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也。既然人人皆可为尧舜，那就是说，尧舜也是人，人与人是平等的。不过，在孟子那里，这种平等只是人本性善之平等。《礼记》提出的“大同”是儒家平等思想发展的高峰。《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没有私有观念，所以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里讲的“大同”、天下为公，仅仅是一种观念，至于天下为公的制度基础是什么？《礼记》并未涉及，也不可能涉及。按其实质，大同无非是一种原始平均主义共产主义的空想。《礼记·祭统》虽然也提出， “贵者不重， 贱者不虚， 示均也。惠均则政行， 政行则事成， 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 不可不知也。俎者， 所以明惠之必均违， 善为政者如此。故曰， 见政事之均焉”，但是，这些都是指为政者的政事应该关注“均”的问题，而未涉及解决不均的经济根源。

先秦墨子对平等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墨子·尚贤上》说：“古者圣王之为政， 列德而尚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 高予之爵， 重予之禄， 任之以事， 断予之令， 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 蓄禄不厚则民不信， 政令不断则民不畏， 举三者授之贤者， 非为贤赐也， 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 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 量功而分禄， 故官无常贵， 而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 举公义， 辟私怨。”这就是说，古者圣王之为政，摈弃了私心，所以能有能者则举之。义者，宜也，也就是正的意思。所以，若要平等，必须公义或公正。这就为平等提出更高的标准，那就是公义或公正。平等的思想在士大夫那里，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建议，而在一些农民起义者那里，成为农民革命的理想诉求。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积淀与影响，平等的基本意思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如北宋和南宋农民起义，虽然分别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而这里的平也是平均，均等之意。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目睹和反思了明末农民揭竿起义的经过和教训，认为，农民之所以不平，是由于富强豪绅对财富的“大聚”而“不均”造成的，他在《诗广传卷四·大雅》中说：“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船山所说的“平”，是针对豪强富绅“大聚”的平，“平天下”与农民起义军“均天下”的意思不能等同。总之，儒家所说的“平”，在实质上就是“均”意思。由于儒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独尊”地位，儒家“均”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封建社会一部分士大夫的理想，也变成了农民革命“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后来，如清代的龚自珍，甚至将均贫富当作了明君贤臣治理天下的崇高目标追求。如龚自珍的《平均篇》认为，“有天下者， 莫高于平之尚也。”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虽有平、均、等的概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与现代平等概念相比，其内涵比较狭隘。“平”就是平均之意，“平”突显了农耕社会小农意识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空想。

二、中国资产阶级平等与自由的优先选择

在我国，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价值观，肇始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不过，他们对其理解并非全部照搬，拿来就用，而是根据其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从封建帝制改良需要出发，各自倡导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如谭嗣同力主的是平等，康有为倡博爱，而严复和梁启超则论述了自由。自由与平等，虽然并不等同，但启蒙学者不同侧面选择说明，自由与平等有其内在相通之处，对平等的理解不能撇开自由，而自由则不可离开平等。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之所以对它们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反映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思考。

1.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不同选择。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中，首倡平等观的是谭嗣同。他以佛法平等、基督教天国的人人平等，以及儒家大同关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思想为依据， 批判了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三纲五常”，提出了他的平等思想。在《仁学》中，谭嗣同阐述了平等化万物，万物生而平等的观点。《仁学》说：“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 平等就是废君臣、等贵贱、均贫富。有了平等，就等于有了天下一家、兄弟一样的博爱。显然，谭嗣同的平等思想，剑指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均贫富问题，而且直捣封建皇朝的政治统治。康有为则不同，在他的《大同书》等著作中，他提出的是博爱天下为“仁”的思想。“博爱天下”当然蕴含了“仁”人的平等思想。然而，这只不过是给古代“大同”理想换上了现代新妆。平等不是孤立的，博爱的前提是平等，而平等也等同于自由，缺乏自由的平等，就不是真正的平等。自由与平等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们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又互为前提。比较而言，启蒙学者对自由思想的理解更为丰富。清末张之洞是较早地对自由进行定义的人，但他把“自由”解释为公道。这显然是不准确的。严复将约翰·穆勒的著作《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把西方“liberty”一词译为“自繇”，在含义上纠正了张之洞的说法。他认为“自繇”，不是公道，而是无障碍的意思，与奴隶臣服约束等字为对义。严复所理解的“自由”，不仅是指人的自由，而且，“自由”与平等，与民主政治相联系。在研究西方自由基础上，严复甚至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自由，民主政治只不过是“自由”的产物。民主政治是自由，民主的基础和目的是自由，自由是民主政体的根本，一切“刑禁章条”都为“自由”而设立。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①自由是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本质与民主政体建立的基础。严复宣传这种典型的英国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其旨趣无非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在封建专制的中国，严复的改良主义只是白日做梦。不过，严复对西方自由的介绍，冲击了封建专制传统观念，在一定意义上为辛亥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中国化开启了先河。

梁启超的对“自由”思想研究，突出的是两点：一为自由是救国的根本；二为除心奴，解放思想，这是自由的前提。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与今日，究其大原，都是从奴隶性而来。要除奴性，治愈此病，非自由，别无他方。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一文中说：“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②为了避免亡国变种而求维新变法，为了免于亡国变种，才想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所以，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乃是近现代中国民族自由的主题。梁启超指的去“心奴”的口号，实为反对中国为仆，争取民族独立之意。它已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独立的思想。可见，中国近现代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与中华民族自由独立的主题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2.戊戌维新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转向。戊戌维新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办报刊、写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与理论准备。在这些文章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倾向于认同进化论的思想，大都用进化论的观点作为立论根据，论述国民生存与民族危亡等问题。如1902年12月在上海创办的期刊《大陆》的“中国之改造”一文中，在探索中国究竟何以在人的生存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时说，“就生物界之法则而论，凡繁殖力强盛之种族，于生存竞争之上是为优者。”法国人口日减，而中国人口日增，中国人的繁殖能力之旺盛实为可惊，为什么中国人在生存竞争场里，反而败于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作者说：“人类之生存竞争，为世界一大战场，以生产的能力与政治的能力二者兼备，然后能奏凯歌而成汗马之绩，是之谓为一伟大国民。”③作者认为，生产的能力是人的社会性资格的基本条件，而政治能力是国家之国民资格的基本条件。“中国人既具社会的优者之资格矣，而于政治的能力之缺乏”。认为，中国人的国家是一个缺乏政治能力的国家，国家实际是一个空中楼阁，这就是中国之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成为西方人与异族殖民地的原因。所以，中国之改造的途径就是要造就一个有政治能力的国家。作者说：“今夫国家也者，个人之集合体也，社会亦个人之集合体也。凡健全之个人，思想发达，而同其利害者，即可造一政治的团体，而组成国家。”④《大陆》作者，虽然把人的平等能力看作是人的社会性资格与国民资格的基本条件，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等思想的积极向上倾向，但是，他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民政治之能力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根本性质及其愚民政治直接带来的后果。

3.以孙中山为代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平等思想。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中， 平等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 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 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 要求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 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 要人人能够做事， 人人都有饭吃”⑤孙中山提出的平等，首先是民族的平等。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谓国族是指由中国各民族集合体的中华民族。民族的平等这就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是平等的，对外既要团结平等待我之民族，也要堅决反对那些不平等待我之民族；二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指国内人民政治的平等，而民生则涉及到了经济的实质平等。在他看来，民生是一种人类的“求生存”的要求与愿望。把人类“求生存”的要求和愿望说成是人类历史进化的最后根源和“原动力”，这正是孙中山主张的“心为万事本原”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社会问题上的反映。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孙中山以“民生”为本的民，主要是指以实业资本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我国当代的“民”具有不同的含义。孙中山以“民生”为本的制度设置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但他不同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土地“还是归地主所有。”⑥所谓“节制资本”，不是实现资本国有，而是征收“所得税”。除此，根据国外的经验，他认为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尤其是中国不能与外国比，中国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不足，要解决民生问题，“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所以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⑦这些反映了孙中山的以“民生”为本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孙中山的平等思想其原材料虽然是西方的，但有中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即用中国的语言形式和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加工、改造。

自由与平等究竟是否存在优先秩序？这是国内外自由与平等学术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英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是绝对优先于平等。美国人甚至把美国说成是自由的天堂。这显然是片面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思潮，把个人自由看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先选择。 事实上，同为资本主义，在法国人哪里，其主张与英美并非相同，他们的倾向是平等优先于自由。皮埃尔·勒鲁专门出版了《论平等》的著作，在他看来，自由是人的生存权利，平等是人的本性所充满的感情，博爱是兄弟般的相互亲爱、相互帮助。他说：“自由，就是有权行动。”而“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⑧不自由就是虚无、死亡或不准生存。如果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因为我有这种权利。我之所以有这种权利，因为我们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平等，那就无从谈论自由。在这里，勒鲁把自由与平等理解为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平等。死亡、生存当然是指人的死亡和生存。社会就一般而言，不存在死亡、生存权利问题。平等主要关涉的社会的平等，平等总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样来区分有一定的合理性。勒鲁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平等，他认为，平等是社会最初的基础。他说：“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⑨平等在这里被理想化，平等被看成了社会基础。显然，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等人思想的影响所致。圣西门甚至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基督教，其最高原则就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⑩恩格斯说：“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11）问题还在于，把自由看作是个人自由，把平等看作是社会平等，这种区分等于否定国家、社会的自由与个人的平等。尤其是前者，自由不能只看作个人的自由，自由更有社会、国家、民族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没有独立、自由，那何以可能谈论这个国家、民族、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自由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与国家、民族、社会的独立解放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自由首先是社会、国家、民族的自由。否则，就无从谈论所谓个人的自由与平等。

三、中华文化平等观念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文化现代化新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虽然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古代的“平”“均”概念转型为“平等”价值观念，但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实现了平等观念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这一过程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由、独立优先于平等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既相互联系，又有了本质的区别。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推翻帝、官、封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平等才有前提。从反帝、反封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内在联系。资产阶级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尤其是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事业作出突出的历史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被中国的大买办官僚、大封建地主的代表所窃取，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由大封建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 ，不仅要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反帝、反封的任务，历史还赋予了新民主主义反对大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帝、官、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新任务。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不同 。因此，独立、自由和解放，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目标，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目标。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2）这里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但毛泽东把政治上的自由、独立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无法独立，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才有前提谈论自由和平等。所谓政治上的平等，就是在新中国 “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选举权”（13）这就是说，平等的不是孤立的，平等与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相关联，平等是自由的平等，而自由是平等的自由。毛泽东的平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实践的中国路径与中国特色，超越了资产阶级对平等的孤立理解。

2.建国到改革开放30年，平等的选择优先于自由的选择。这一时期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从建国到“八大”，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完成。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民族的政治独立、自由与平等。那么，社会主义改造突出的就是经济的平等。因为不改变人剥削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经济制度，平等自由就没有前提。这是社会主义阶段平等观念的现代性轉化的肯定阶段。从1958年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为第二阶段，这一段就是平均主义“共产风”兴起，到连续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对平均共产主义的惩罚。1962年以后，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不再是平均共产主义，但是一大二公三又纯的公社性质未能发生根本改变。以平等优先于自由的价值理念仍然是当时的主导理念。平等被误读为平均，这是社会主义阶段平等观念现代性转化的否定阶段。

3.改革开放以后平等与自由价值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的现代性转化进入了否定之否定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以来，我国对平等与自由价值的选择，既未被西方自由主义所忽悠，将自由推崇为唯一绝对价值；也没有沿袭前苏联斯大林时期与我国1958年所刮的共产风，将平等误读为平均主义。西方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平等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等马克思主义。自由与平等弥足珍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基于对我国国情实践需要的科学认识，我国对自由与平等的选择，不同的时期突出了不同的重点。

相对而言，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突出了自由优先于平等价值的选择。平等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平等不是原始共产主义极端贫困的平均主义，平等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出发。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建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没有效率，不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就可能被动挨打，甚至可能被开除球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这个时期分配的基本理念。效率就是放开搞活，充分调动每个的潜能和积极性，让少数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这就是自由。公平就是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平等。

市场经济是现代最有效率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它有利于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市场经济下，每一个经济人，无论是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可以自主生产、自由经营、自由交换、自负赢亏。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者不能自由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生产方式，必须按照统一的计划来生产，经营方式必须按照计划来进行，生产的产品按照计划来调拨，不能自由流动、自由地相互交换，而必须按照统一制定的价格来调配，企业、商店、生产者的赢亏与企业商店经营好坏无关。这种体制，看上去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极大不平等。其结果是，生产好的企业、经营好的企业与那些生产不好、经营不好的企业一个样。从1978年至20世纪末，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不仅12亿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新的问题也开始突显，从地区、区域来看，那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小康实现的速度来看，出现了快慢问题；从致富的程度来看，出现了贫富之间的差别问题。适应这一国情实践的需要，从21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突出的是效率与公平兼顾或自由与平等并重的原则。这就是说，从经济领域来看，社会主义的平等不仅是自由的平等，平等也是公平意义的平等，而不是平均。平等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平均含义的局限性，成功地转化为现代意义的公正意义的平等。自由、平等、公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分别具有自己的深刻内涵，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决不可将其孤立起来。公正在实质上就是公平正义。平等是公平意义的平等，是说不公平就不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平等，而是平均；正义是“得所当得”，正义意义的平等就是对一切履行自己义务或作出贡献者，具有平等得所当得的平等权利。相反，任何没有履行义务或没有贡献者，不具有得所当得的平等权利。平等是平等义务与平等权利的统一。这就是正义。比如，博彩者中彩100万，捐税20万体现了公平，获得80万体现了购买风险的正义。如果有人要求：知者分半，要求100万各分一半，这是平等的，但不是公平正义的平等。因为知者并未履行购买风险的平等义务，也不应当具有获得购买风险高额回报的权利。平等不是平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创造性转化，平等是作为公平正义的平等。

四、平等的文化观念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原因

从中国古代 “平”“均”的文化观念到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平等观念，再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長的过程。从各个阶段对平等观念的解读和把握来看，平等观念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是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实现的。作为社会的平等，可以区分为政治的形式平等与经济的实质平等。我国建国后，全国人民获得了政治的形式平等。问题在于经济的实质平等，这是一个世界难题。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经济的平等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真正的攻坚战还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方面的经济平等问题。这里不涉及具体的分配问题，仅仅作为经济的平等价值观念，它恰恰展现了平等价值观现代创造性转化的丰富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段的经济制度平等，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的平等，再到改革开放30年以后公平正义的平等，它经过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否定之否定阶段，平等才扬弃地克服了否定阶段平均主义的平等消极因素，平等转化为现代的作为公平正义的平等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平等的文化观念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标志，是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典范。那么，实现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内涵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因素。由古代、近代平等观念转化为现代的社会价值观，那就必须以现代平等理论为思想前提。马克思主义是适应现代社会产生又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因此，传统平等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内涵。只有这样，平等观念才可以在现代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转化为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14）所谓历史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而历史前提，那就是由这些条件积淀形成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平等必须与这些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相适应。如果超越和落后于这些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平等就是虚幻的空想。这就是说，平等观念正确理解和选择不在于平等本身，还必须根据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前提，确定现代平等观念所处的历史境遇。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平等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就是因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平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确定现代平等观念所处的历史方位，赋予了平等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内涵。

2.扎根于中国国情实践的沃土之中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的活水源泉。 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只能来源于中国国情的实践，成为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实践精神，并为当代中国国情实践服务。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本国的国情、区情和民情，这样才能正确确定现代平等所处的历史方位。如经济的状况和水平，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政治发展的状况，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政治素质与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甚至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习惯等。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把平等理想化，盲目地推进，“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5）比如，1958年平均主义共产风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一错误的发生，其中有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也与理论上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把平等等同于平均，把建设社会主义等同于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王国”，平等观念完全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平等观念的每一步的认识，都紧紧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实践密切关联。比如，从效率是生命，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效率与公平兼顾，都是对中国国情实践精神的概括与总结。没有这些概括与总结，就不会有平等观念的创造性转化。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扎根于中国国情实践的沃土之中，不仅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的活水源泉，也是一切中华文化观念现代创新性转化的活水源泉。

3.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标准是平等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遵循的正确路径。文化观念的形成有许多因素，文化观念的创新性转化是一个十分艰难和复杂的过程。但是，只有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标准，才是文化观念创造性转化遵循的路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衡量这种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标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16）中国的平等观念可以引进外来的文化资源，但引进不是照搬西方的平等观念，即使同为资本主义的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对平等与自由也有不同的理解；现代的平等价值观，也不同于古代的平均的“平”。这就要求，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标准，对外来的平等观念进行的消化和改造，对传统文化观念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将外来的文化观念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像催化剂一样促进那些具有民族基因的文化观念实现现代性的转化；所谓科学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外来的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所谓大众的，就是要将一切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要求最大公约数的观念，创造性转化为大众化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古代的“平”“均”文化观念，之所以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就是因为坚持了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标准。作为公平正义的平等，首先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均”等文化基因，因为中国的“平”实际也有均“等”之意。在近代由我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引进了外来的文化观念，将其平、均、等組成为“平等”概念，这就符合现代民族的表达习惯。平等价值观科学含义的规定，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精神的概括和总结。平等价值观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凝练了人民大众的最大公约数，是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价值观念。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平”的观念，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在于遵循了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路径。

【 注 释 】

①《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②《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③④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18、419页。

⑤《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3页。

⑥⑦《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9—800、802页。

⑧⑨皮埃尔·勒鲁：《伦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5页。

⑩圣西门：《实业家问答》、《论实业制度》，转引自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741、7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页。

（12）（13）（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63、677、70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