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色淡墨,淋漓舒爽 明代画家陈淳作品探幽
徽墨素有“ 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也曾有人这样赞誉“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
徽墨的发明是我国先民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也是我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它是书画家至爱至赖的信物，古人曾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
徽墨，一开始只是作为“徽州所产之墨”的统称，起始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而此前则被誉为“新安香墨”。徽州制墨历史，不晚于唐朝末年，而名声鹤起，则在南唐后主李煜执政之时，最终发展定名为“徽墨”，则在宋朝。
“徽墨”起源于“李墨”
唐中叶至唐未，由于藩镇之乱，连年征战，大量的人口和经济重心南移，奚氏一家由河北易水（今易县）南迁，为黄山白岳之奇和练溪、新安之妙所吸引，遂定居歙州。奚氏父子本是制墨能工，此时得皖南的古松为原料，又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技术，终于创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经久不褪，香味浓郁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雅爱书法绘事，将召奚
廷珪担任墨务官，并赐给“国姓”的奖励。于是，奚氏全家一变而为李氏。而李超、李廷珪成为公认的墨家宗师。《墨史》上说：“超死而珪业益精”，又道：“古今名品甚具，诸李所制皆有之，云：‘皆无出廷珪之右者。”
李墨品精质高，首先是在选料配料上，如一斤松烟要配珍珠三两，玉屑（玉石的碎末）、龙脑（即冰片，有类似樟脑的香气的龙脑树脂）各一两，并和以生漆。《墨经》说：“歙州李氏皆用大胶……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钱，熟漆二钱，取清汁投胶中打之，匀和之如法。”在和胶时，廷珪首创分次和入的方法，《墨记》上说：“见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则知对胶之法寓于此也。”在墨的配方中，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之外，还别出心裁地加入麝香、樟脑、藤黄、犀角、巴豆等等。如此制出之墨，能够防腐，防蛀，芸香沁人。书写时流畅不滞，满纸溢香。其次，制作精细，如以杵捣墨料来说，要求捣杵10万余次。如此配料精良，制作精细的廷珪墨，自然是优良上品。宋代书法家蔡襄就曾说：“廷珪墨为天下第一品。”（《墨史》）
由于李墨质佳，耗量自大，加上皇室挥霍，到了宋代，李墨已存剩不多。《墨史》说：“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熙宁间……禁中墨无廷珪成挺者。”当时真是“黄金易得，李墨难求”。
正因为李墨的可贵难求，历史上还留下了许多关于李墨的趣事。如《墨史》记载，宋仁宗晚年内宴群臣，与大臣们无拘束地谈笑，并亲自写了许多飞白体的书法，分送给大家。宴会到了高潮，便以香药与名墨赏赐给群臣。有一位大臣幸运得到一锭李超所制之墨，而君谟（即蔡襄）得到李廷珪所制之墨。蔡襄看出那位大臣流露出不满足的样子，便附耳对其悄声说道：“想不想换一下？”，因为那位大臣只知道李廷珪墨宝贵，却不知道李超为何人，自以为以不知名的墨，换廷珪名墨，能占便宜，便立即交换了。等到宴会完毕，二人骑马从内门出皇宫，将分手时，蔡襄在马上忽然出人意料地对着那位大臣拱手行了一个长揖，并得意地说道：“你该不知道吧？廷珪只是李超的儿子……”。从这个故事中，也可看出当时李墨是多么名贵。
《墨史》上还记载：“苏子瞻（即苏轼）云黄鲁直（即黄庭坚）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字，尝携古锦囊，满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夺之。”这是说黄庭坚善书法，因为很有名，世上一些爱好者，争相以好纸好墨来求换其墨宝，他们常常带来盛满好纸好墨等物品的古色古香的囊袋。一日，苏见到一个锦囊，便伸手探取，一下得到半挺李承晏（李廷珪侄）的墨，于是情不自禁，急忙夺下。这说明到了宋代，李墨存留下来的不多了，因而苏见到后便立刻夺下。
前后两则故事，同是酷爱李墨，不同是蔡为“巧取”，苏为“豪夺”，皆为墨林趣话。
《墨经》上说：“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寿，而耿德、耿盛皆其世家也。宣州则（有）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也就是说，当时歙、宣地区，除李墨世家之外，尚有耿墨世家、盛墨世家等。他们“制墨得李氏法”（《墨史》）。可以说，当时在歙州地区，已成为基础雄厚、人材众多的制墨专业区。为日后“徽墨”的出奠定了基础。
宋时，“徽墨”始定名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歙州改称徽州，辖统歙、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等六县。这一地区所生产的墨品，从此便都称为“徽墨”，这一年也就是“徽墨”定名之年。由于“徽墨”是从“李墨”发展而来，因此，从广义上说，“李墨”即是“徽墨”。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统一，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又重新繁荣起来。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考试制度得到完善，印刷技术有了突出的进步，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时期。与此相关的制墨业，自然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徽墨”，一枝独秀，几乎统领了全国的制墨业，一统了天下墨品市场。
而宋代制墨业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油烟墨的创立。可以说，油烟墨在我国制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千百年来，制墨主要都采用松烟为原料。古代的一些制墨地区，因为取古松烧烟，致使松林被砍伐殆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上就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墨经》上也说：“自昔东山之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复有，今其所有者，才十余岁之松。”当时“兖、沂、登、密间之山，总谓之东山”，也就是指今山东省中部地区，原来这一地区的古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树质非常之好，“品惟上上”。但由于砍伐，“今不复有”。当时东山存剩的松树，只有十余年树龄。由于松树的大量减少，墨源问题严重。沈括甚至提出以石油烧烟的科学见解，他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下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总之，在松木资源大量减少，用墨需求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油烟，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了。
《四库全书总目》说：“古墨皆松烟，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后杨振、陈道真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来，松烟之制渐亡，惟是法独传。”文中明确指出，南唐李廷珪已开始“兼用桐油”。
徽墨大家
到明代，经受元朝贵族严重摧残的制墨业重新复苏；制墨工人激增，文人兼作制墨成为一时的风气。特别是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引起了制墨业的剧烈竞争；并随着徽州商业的繁荣，使徽墨传遍全国，乃至海外。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竟达一百二十多家。
这时期的制墨特点是“桐油烟”、“漆烟”被广泛采用，并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几种贵重原料，不仅质量精良，而巨墨谱的图式、墨模的雕刻，也各尽其美，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如激派送君房制的“玄元灵气”墨，董其昌赞赏说：“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与程君房同时驰名墨坛的当推方于各。方氏精制了一种“九玄三极墨”，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佳品，声誉已经“传九士，达两都，列东壁，陈尚方”。在此期间，富有装饰性的成套丛墨——集锦里，也开始出现，就连装墨的漆盒也非常精致。
墨的图案绘刻和漆匣的装潢制作，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名工与名品层出不穷。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邵格之被誉为“明墨四大家”。明代徽墨是继唐宋后的鼎盛时期。
清代，徽墨制作分为四大名家系统，即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和胡开文，其中汪近圣和胡开文两位都是绩溪县人。他们对徽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新，终于制成了有如“金不换”的文苑珍品，其中龙香剂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恒星图墨、鱼戏莲墨、西湖十景墨、地球墨等均为绝世之作，使徽墨形成了“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奉肌腻理”的特点。咸丰、同治年间，经过鸦片战争风云，徽墨由盛转衰，唯有胡氏独呈一时之秀。到道光末年，胡开文制墨已称雄于诸家之上。
解放前夕，徽墨业已处于“风前残烛，瓦上晨霜”的衰微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绩溪、屯溪、歙县等地的墨厂墨店重新恢复和发展；久负盛名的徽墨获得新生。广大制墨工人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加以革新，工艺精益求精，品种日新月异。
徽墨的制作流程
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历代徽墨品种繁多，主要有漆烟、油烟、松烟、全烟、净烟、减胶、加香等。高级漆烟墨，是用桐油烟、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粉等十余余种名贵材料制成的。徽墨集绘画、书法、雕刻、造型等艺术于一体，使墨本身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珍品。徽墨制作技艺复杂，要经过八道大工序，辗转十二三个车间。可以说是在烈火中诞生，磨难中成长，繁荣富贵中安度晚年。
首先，要收集烟灰。把桐油等原料运进工作间，点起千百盏油灯，让浓烟熏凝在碗顶上，再将烟灰收集起来。炼烟师傅在高温的烟房中穿梭奔走，忙着拨灯芯、添油和扫烟，工作极其辛苦。民间有诗叹曰：“千炼灯油烟，身如窑中炭。”、“熬尽灯油沥尽胆，留取乌金千秋照。”
接着，把皮胶、梅片、冰片、麝香、珍珠粉等名贵中药按一定比例掺在烟灰中搅拌。之后，再进行锤坯，每个坯要敲打千万次，这可使墨块成形时筋骨硬朗而结实。然后是压模，使之初步具备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的基础。
墨块成形后便是晾墨，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以防霉烂变质。紧接着是“挫边”，多余的墨边墨角去掉。最后，就是进行各种描绘装饰以及包装，这时候，徽墨就可以过繁荣富贵的晚年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