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平县王阳明德治文化遗存保护问题的文化思考

[摘 要]本文结合和平县王阳明重要历史文化遗存问题，尝试对本县王阳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作文化学的思考，由此进一步引起对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

[关键词]王阳明 儒家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20世纪末期以来，由联合国发起而广泛实施于国际之间的一种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其宗旨在于承认世界各国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对于保护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结合和平县王阳明重要历史文化遗存问题，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尝试对王阳明儒家德治文化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展开相关讨论，以促进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和平县王阳明建县文化遗存现状

和平县地处粤东北山区，始建县于明代正德年间，属于纯客家文化区。虽然我县建立历史不长，但在此之前，我县归属于古龙川和惠州郡管辖，本地人民在此繁衍和发展已经具有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期以来，我县人民在生活和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特别是从明代名儒王阳明奏请朝廷设立县治以后，和平人民安居乐业，德化大行，创造了大量生产、生活的工艺技术和文化艺术。

王阳明在我县的政事、德治和文教活动的历史，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王阳明在这里实践了他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学思想，和平县至今仍保存众多王阳明的遗迹。近年来，和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县城修建了以阳明博物馆为主体建筑的阳明公园，使王阳明设县、德治和文化教育的历史在我县和我省更加广为人知。

目前，和平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地址仍设置于明清、民国以来的县府旧址，这一旧址已经具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县政府内有明清时期种植的古树，县人民政府自建国以来即对此古树妥为保护。至今依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阳明公园位于和平县城东山岭，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内陈列王阳明与和平有关史迹、文物资料、民间传说等。阳明公园的石阶梯有666级高，故取名“天梯”，又有“六六大顺”之美誉，登高远眺，和平县城尽收眼底。可以说，阳明博物馆是我县推进“阳明古郡、文化和平”文化建设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阳明博物馆占地1500平方米，位于和平县城的阳明公园山顶广场。其间王阳明的专题陈列，以王阳明的《添设和平县治疏》为核心，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及幻影成像等科技手段，详细解说王阳明“心学”精髓。王阳明“心学”，其核心思想就是“和”。这是和平县得名的由来。在现代，阳明心学对大众追求人生价值、处理世界多元发展时期的民心问题非常实用，也是建设和谐和平的重要依归。

二、王阳明在和平县设置县治的历史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据历史记载，1516年闽粤两省交界之漳州南靖县山区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管辖江西南安、赣州，湖广郴州及粤东粤北各地。作为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率三省军队进入这一地区 “剿抚” ，至翌年春平息了起义烽火。福建漳州平和、广东和平正是因此次事件，在王阳明的奏请之下正式建县。福建、广东、江西一带也因此留下了许多阳明先生的遗迹。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在和平平定了池仲容部。他经实地勘察后，认为和平是四县交界之隙、“三省闰余之地”，政教不及，因而多有贼巢。为此，他上疏朝廷，请求设置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从此，和平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和平县城又称“阳明镇”，即来源于此。

在王阳明的历史影响下，和平人民一直崇尚“阳明文化”，重教兴学，守法知礼，民风淳朴。在和平县，随处可见以“阳明”命名的学校、建筑，如阳明中学，阳明一小，阳明大桥等等，当地人的造纸亦被称之为“阳明纸”，用这种纸制的伞则称之为“阳明伞”。深入挖掘王阳明历史对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文有重要意义。

三、王阳明在和平县实施的儒家德治政策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是明代以后中国儒学发展的新起点，他批判和修正朱子学说中“万物有理”的缺陷，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学说。

王阳明具有一系列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主张。在政治方面，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他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此外，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

王阳明很重视“纲纪”，主张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

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王阳明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之说。他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中，认识论已不占什么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已经取消了认识论问题。所谓“致良知”并非知，乃伦理感也。所以，不是“存在就是被感知”，不是“我知故我在”而毋宁是“我行故我在”。在自觉的“致良知”的伦常行为中，来证实、肯定和扩展人的存在，由于反对追求纯客观认识的知，反对离开或脱离“行”的“知”，这就使一大批王门后学日益明确地或扬弃、或排斥、或反对程朱正统的居敬持静，并且对现实日常生活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参与干预态度。与此相联系，突出个体主观战斗精神成了王学的一大特征。本来，自陆象山始，就十分强调“自作主宰”、“自立自重”，主怀疑、反盲从、“六经皆我注脚”，经王阳明到王门后学，这一特征便更重要和更有意义了。“良知”即是本体，就无待乎外，最高权威是自己，而不是“六经”或任何神灵。从理论说，它是用另一种方式极大地突出了伦理主体性；个体的历史责任感、道德的自我意识感更加重要，成为整个学说的基本精神和首要课题。

王阳明提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反对空谈误国、提倡汉儒“实事求是”精神、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主张，无疑也是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近五百年来，在王阳明的德治文化政策的历史影响下，和平人民一直崇尚“阳明文化”，重教兴学，守法知礼，民风淳朴。明清、民国时期的和平县形成了崇尚实际、艰苦创业、敢于斗争的县邑文化。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和平县人民受时代风云的激荡，很早就兴起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例如本县名人徐傅霖就是一位在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影响下，在清末留学日本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和平县不少思想进步的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其中都有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等反对空谈误国、提倡“实事求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的影响。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倡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文化强国战略。作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王阳明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历史遗迹进行深入调查、挖掘和研究，并以之教育子孙后代，使其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的自觉性，从而推动和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

[2].（明）王阳明.知行录；

[3].（明）王阳明.传习录；

[4].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社会科学，1982（1）。

作者简介：王小曼（1972--），女，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艺创作、群众文化管理。1992年始任职和平县文化馆，2012年被聘为广东省新农村舞蹈教室志愿者，现任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文化馆副馆长。